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

在理论的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持否定和批判态度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描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新特点，而且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性的性质，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本质和内部矛盾。

▷8.4.1　资本主义国家本质理论

与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特征。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观点是：一方面承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另一方面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又具有相对自主性。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实质和相对自主性作了独特的分析。他认为，国家的一般职能是起到一种调和作用，以保持社会形态的统一。但这不是说国家就是中立的，国家是有阶级性的。国家由一定的阶级占统治地位，国家机构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集中和批准阶级统治，并由此复制社会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具有阶级属性。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阶级统治的特殊方法是，通过在法律上把被统治阶级的成员个人化，使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整个阶级的形式出现。这样，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瓦解了被统治阶级，而且也掩盖了其阶级实质。他说，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是要从政治上瓦解被统治阶级，而与此同时却从政治上来组织统治阶级；防止被统治阶级在国家中心作为阶级出现，但导致统治阶级在那里作为阶级出现”。^[17]普兰查斯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统治阶级的简单工具，它对于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及其同盟和支持力量具有相对自主性。这种相对自主性对统治阶级实现统治必不可少。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是代表它们的政治利益，对被统治阶级做出某些经济利益上的让步，虽然限制了统治阶级眼前的直接经济利益，但可以瓦解被统治阶级，换取被统治阶级对现存国家的支持，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长远经济利益。

密利班德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性和相对自主性。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成员不仅占据了国家机关的重要位置，而且凭借他们拥有的经济权力，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经济自身具有一种“结构性的”强制力，对政府行为具有约束力。但是，直接掌握了国家权力的统治者有着不同于资本家的政治眼光，他们代表资本家掌管国家权力，要着眼于这个阶级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这就使得国家并不简单地服从资本家阶级的时时刻刻的利益，表现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法兰克福学派的奥菲也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制选择的角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资本主义国家既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又具有相对自主性，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观点，在基本原则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特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反对把国家看成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否认国家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是错误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调节社会基本矛盾，缓和阶级关系，对资本主义的国家的职能进行了重大调整，出现了福利国家的形式，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国家性质的认识产生了分歧。法兰克福学派的奥菲对福利国家的性质做出了独特分析。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一方面通过对经济的干预、管理，维护资本主义关系的正常运作；另一方面通过福利政策为大众提供服务，以换取群众对国家合法性的支持，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体化。福利国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维持商品交换关系的存在，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瘫痪。但是他又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为履行这种功能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并不是为了保护某一个特定阶级的利益，而是通过维护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关系，保护所有参与商品交换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奥菲的结论是，福利国家不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工具论的国家观是错误的。奥菲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功能的分析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但他由此认为福利国家代表所有阶级的利益却是错误的。

▷8.4.2　异化理论

异化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下来的理论遗产，也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异化的、畸形的社会，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进行揭露，这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卢卡奇，通过对物化与商品生产内在联系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所谓物化，就是“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18]卢卡奇指出，物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的社会存在范畴”，“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性”。^[19]不仅工人阶级在合理化的生产过程中被数字化、客体化和原子化，而且，政府官僚机构在形式上的标准化和理性化运作，也使普通官吏和工作人员成为给定机构的被动客体。物化已经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使人自觉地、非批判地与外在的物化现象和物化结构相认同，形成“物化意识”。

卢卡奇之后，异化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重要命题。列斐伏尔从人的生存角度把异化理解为人的一般的存在方式。他认为，异化不只在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都存在。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是全面的，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还产生了新的异化形式。“异化就这样扩展到全部生活，任何个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异化。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20]萨特也认为，异化是人类不可克服的命运。匮乏和需要使实践成为历史性的活动，在实践中，人与物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匮乏——实践——异化构成了历史的展开机制，历史就表现为不断克服异化又产生异化的循环运动。异化是一切历史社会中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马尔库塞在早期著作《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就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劳动异化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后来，他借助于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爱欲”。他认为，爱欲和理性是人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而人的爱欲本质是通过理性指导下的劳动实现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劳动本身的异化越来越加重，而且资本主义社会通过“虚假的需求”和科学技术的社会控制，取消了人的爱欲实现，消灭了理性的批判能力，全面压抑了人的本性。弗洛姆把异化理解为人的心理体验，异化的本质即是世界（自然、其他人和他自己）变得对人来说是异己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异化已超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无产阶级是异化的，资本家、官僚、经理、职员以至普通居民都是异化的受害者。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异化理论是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重要思想武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异化存在的揭示和批判，为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把异化问题本体论化、心理学化，把异化存在普遍化、永恒化，异化批判也就不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批判，这就使他们的批判不仅在客观上掩盖了私有制是异化根源的事实，而且不可能找到克服异化的正确途径。

▷8.4.3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

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一般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日益成为统治的工具和异化的根源，科学技术体现的工具理性已经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渗透到社会总体及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异化、物化或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成为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控制和操纵的深层基础。科学技术正在执行着意识形态的功能。

卢卡奇早就注意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提出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思想。他说：“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21]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生产工具愈益复杂化和精确化，不仅导致了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越来越成为机器操纵的对象，而且还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

第一个对科学技术的异化根源和意识形态功能进行详细论证和批判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不仅加重了异化劳动的程度，而且导致了对大众消费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控制。科学技术造就了一个富裕的社会，使消费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前提，个人在消费的社会心理控制中丧失自我，沉醉于“虚假的满足”的幸福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还使个人丧失理性的批判和否定维度，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他说：“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寓于这样一个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社会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加强。”^[22]马尔库塞反对科学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他认为，技术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设计，其中包含了设计者应用技术的目的，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已经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的合理性，它与操纵一起被融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统治形式。科学技术的这种社会作用，客观上起着为现存制度辩护、维护现存统治的功能，也就执行了意识形态的功能。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完全赞同前辈关于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观点。他提出并论证了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的生产力”的观点，但他同时指出，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意味着社会对自然和人的控制的加强。科学技术使工具性的活动渗入到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使人的活动服从于技术的机制，人的活动的受控和不自由在技术的合理性的名义下变得“合理”了。技术的合理性不是取消了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变成了“合理的极权社会”。哈贝马斯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命题，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的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增强，传统的以公平交换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失效，而造就了一种与技术合理性相一致的思维方式，实现并证明了对人的统治和压抑的合理性，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同样具有为政治统治辩护的功能。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技术的当代社会作用进行了批判。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而分工又根源于技术。技术分工需要某种类型的服从、等级制和专制主义。这样，技术就成为一切东西的母体和最终原因，它剥夺了工人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成为工人解放的障碍。高兹也反对科学技术“中立性”的观点，他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内被指派了双重功能：最大限度地生产，同时又剥夺工人对生产的控制。由于技术的应用被双重目的限制，它就不是独立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外，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批判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带来人的解放，反而加剧了人的全面异化，资产阶级正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为政治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批判，只看到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革命解放力量所起的作用；把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应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这种观点是不恰当的。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已经取代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而成为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观点，背离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夸大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中的作用。

▷8.4.4　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同时，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形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奥菲的福利国家矛盾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哈贝马斯把晚期资本主义危机分为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因危机四种危机形式。他认为，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干预能力的增强，经济危机相对缓和，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但是国家干预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运行法则，导致了经济危机向社会政治和文化系统的转移，出现了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以及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合理性危机是指政治系统中政府的输出危机，即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定和贯彻必要数量的行之有效的政策，无法驾驭经济系统。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固有的矛盾：一方面要维持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转就必须增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又要求私人资本自主处理生产资料，抵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使得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形成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政治系统中政府的输入危机，即政府不能成功地获取和维护民众对政治系统的必要水准的支持和忠诚。政治系统的运作需要输入民众的支持和忠诚。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福利——大众民主”的形式中获取了合法性支持，但是国家能否维持其合法性，取决于它能否有效地遏制和成功地处理经济过程中的缺陷，以满足民众的利益要求。而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过程中政府决策与私人资本决策的矛盾，使它难以有效完成这一任务，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合法性的消解。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比合理性危机更为严重的危机形式。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更深刻的根源在于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动因危机是指社会文化系统的“输出”危机，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意识、规范结构已经无法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民众明哲保身主义和作为其补充的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系统之上的，它把人们引向对消费和名利的追求，而不关心政治，这正迎合了国家合法化所需要的社会非政治化要求。但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演变，正在摧毁传统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规范结构，而新的能够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提供证明的文化系统没有出现，形成了文化系统的动因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四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不可避免。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表现和危机趋势，为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提供了有益的材料。哈贝马斯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他力图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正转向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危机，淡化了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性破坏作用，夸大了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后起之秀奥菲进一步分析福利国家的内在矛盾。他认为，福利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正常运作。但福利国家自身是矛盾的。这些矛盾在国家管理问题上，表现为国家管理的非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化原则之间的矛盾；在国家财政问题上，表现为福利政策的实施造成的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与扩大税收带来的生产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投资愿望降低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之间的矛盾；在国家计划问题上，表现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理性计划与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实现理性计划之间的矛盾；在国家合法性问题上，表现为国家力图获取民众的合法性支持与福利国家难以有效满足民众期望造成的对国家的合法性支持日益减少之间的矛盾。奥菲认为，福利国家的这些结构性矛盾表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既有维持的一面，又有破坏性的一面；资本主义经济不能离开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的存在又威胁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奥菲又认为，福利国家的这些内在矛盾只是给资本主义带来不稳定和危机，并不会导致福利国家的崩溃。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把它看成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动力。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理性必然与生态理性相矛盾。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先进的社会主义就是能够真正体现分配公平的“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生态社会。它不以追求利润为生产目的，要求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莱易斯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人们无休止地追求数量上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主张建立“稳态经济”和“较易于生存的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阿格尔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消费，即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足需要的本质，诱导人们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异化消费导致消费的过度，结果造成需求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阿格尔认为，“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是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对商品的无休止的消费的期望之上的；另一方面，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的生产而出现供应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把生态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夸大了生态危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