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世界体系格局的新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以“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为历史前提的，并在世界体系格局的不断演化中凸显出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10.5.1　马克思对世界经济关系的探索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马克思就以惊人的洞察力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变化作了考察。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23]的动力。反过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世界范围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考察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显示的景象，考察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在马克思看来，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另一条是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最显著地反映在第二条道路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一种打上资本主义烙印的世界性交往。它以强制的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24]；它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中心”控制“外围”和“外围”依附于“中心”的世界体系。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所采取的殖民化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地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马克思认为，英国殖民者对印度采取殖民政策必然导致两个后果，即“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使印度能够经常地和欧洲联系，摆脱孤立的状态。^[25]二是发达国家把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26]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殖民式剥削和掠夺，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这两条途径实现的。

发达国家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殖民剥削和掠夺方式，给这些国家带来了灾难。这种灾难的程度是深重的，但是，这却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产阶级所负有的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27]

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世界范围的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不仅说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经济关系问题。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问题的研究，是以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的。他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被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既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理论分析，成为其晚年对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伸展，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二是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前一个变化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在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的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一个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正是因为马克思有了世界历史的眼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者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28]因此，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以后，面对世界历史都有一个开放自身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的物质文化成果的问题。马克思在对世界历史问题分析基础上所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实际上为人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10.5.2　世界经济体系论

当世界体系格局演化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心”）与发展中国家（“外围”）的对立时开始，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世界体系格局的新变化中，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经济关系为研究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0世纪80年代前后最为突出的理论就是世界体系理论。这一理论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193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过短期的高等教育。1951～1953年在美国军队服兵役。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63年任该校社会学副教授。20世纪60年代，沃勒斯坦主要研究非洲问题，写了有关研究现代非洲政治和社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问题的论著，如《非洲：独立的政治》（1961年）、《独立的道路：加纳和象牙海岸》（1964年）、《非洲：联合的政治》（1967年）。1971～1976年，沃勒斯坦任蒙特利尔和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1976年以后任纽约宾厄姆顿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任该校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经济、历史制度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这一时期，沃勒斯坦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作了系统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有：《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于1974年出版，第2卷于1980年出版）、《世界不平等》（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1979年）、《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论》（与霍普金斯等合编，1982年）、《历史的资本主义》（1983年）等。

沃勒斯坦以世界整体的发展与变化为视角，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把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结为一体，从整体发展过程审视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分析的新的理论研究取向。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的“要素”，如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等组成的社会体系。这些要素时而由于相互间的引力结为一体，时而又由于内部的竞争相互冲突而发生分裂。世界体系就是这样一个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推动的、可以自我调控的社会体系。^[29]他把世界体系看成是整体性的经济单位，有整体的发展与变化的规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为世界体系经济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与变化必然要受到世界体系发展与变化规律的支配和制约。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是不平衡的，既存在着那些工业较为发达、产业分布较为合理、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国家，也存在着那些以原料生产为主、缺乏强大的资产阶级、具有单一文化社会结构的边缘国家，还存在着一些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他把后一类国家称做“半边缘”，认为这类国家就是那些既受到中心国家控制，同时又可以部分地控制边缘国家的国家，如拉美一些经济强盛的国家和欧洲的整个边缘地带，以及亚、非的大部分国家。在沃勒斯坦看来，“半边缘”作为“第三范畴”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首先，在世界贸易中，“半边缘”的贸易对象是双方面的，它既可以对中心国家输出边缘国家的产品，也可以对边缘国家输出中心国家的产品，使世界体系的经济趋于大体平衡。其次，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的存在是对“中心”和“边缘”之间矛盾的一种“缓冲”，如果没有“半边缘”，世界体系就会两极分化，“中心”和“边缘”的对抗就会激化。“半边缘”在世界体系中起着“安全阀”的作用。最后，在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的位置会不断发生变化。随着世界体系内部科学技术、生态环境等变化的出现，某些半边缘国家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但也可能衰退为边缘国家。^[30]然而，“半边缘”在世界体系中的这种位置变化，不足以改变世界体系本身。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结构分析，对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第一，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和研究，实质上不仅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和不发达资本主义的分别研究，而且也是对世界体系中发达与不发达并存的研究，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的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研究。这一研究为我们综合分析经济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范例。

第二，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结构的分析，把世界历史作为研究发达和不发达关系的出发点，把“国家”、“民族”作为“世界体系”中的“要素”，强调了研究世界整体的重要性。就此而言，它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运用的一种阐发，它关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整体分析，以及对不平等交换机制和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变化的深刻研究就是这种阐发的结果。

第三，沃勒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结构分析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世界体系以西方国家为中心，西方化就是现代化。沃勒斯坦比较客观、公正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给予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应有地位，并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层位变化；同时也把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经济与政治的多样性、差异性的分析，纳入了对世界体系整体的分析考察、宏观研究之中。这一分析对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10.5.3　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及本质的探讨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凸现以后的这10多年来，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起源、本质、挑战等方面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世纪之交的新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起源问题上，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现实。^[31]

在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问题上，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我们今天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经济全球化就是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实际上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这是一种反动政策，其反动性就在于力图把今天的世界拉向倒退，把世界经济拉回到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时代。这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实际上仍然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因为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是相当强的。必须要认识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具有的欺骗性。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都没有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在他们那里，国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成分，但是代表他们的西方经济学家却向前苏联、向发展中国家建议实行全面私有化。^[32]

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问题上，一般涉及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两个方面。就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挑战而言，阿明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政治维度，从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以两种空间的契合为基础的，这两种空间是：决定积累再生产的空间，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和社会管理的空间即中心民族国家塑造国际体系结构的空间。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私有化时采用的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33]就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挑战而言，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都认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不平等在世界范围通过南北之间的两极分化表现出来；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公民权；它通过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和金融市场的急剧波动，以及资本的无序流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风险；它所倡导的利润、市场决定一切，对环境产生了极大破坏，由此而使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场所，从而使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遇到巨大障碍。

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经济全球化起源、本质、挑战的论述，虽然观点零散、不成体系，虽然分析可能有失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一种新的理论发展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