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毛泽东率先冲破教条主义的牢笼，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历史任务，并且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统一的思想；他第一次鲜明提出“相结合”的科学概念，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任务，要求全党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具体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尊重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前提和基础，独立地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首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探索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的民族特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他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他领导的整风运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求的学风问题。
▷1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的无产阶级理论，如何使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和思想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宣传家等许多代表人物，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之前，虽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也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也曾提出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早的明确提出者是毛泽东。
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已经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就明确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1]；“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政治经济情形”，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就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个极端重要的思想原则。
艾思奇在1938年4月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从哲学的视域和抗战的实际需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2]艾思奇的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需要，也是当时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此后，艾思奇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原则，“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3]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并且详细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4]后来，为了避免国际上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误解，即误认为我们搞的是“民族共产主义”，才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5]实际上，这两种表述意义是一样的，即一定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具有中国的特性。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关系的总体性概念，它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中国具体化和中国实际必须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互动的过程，但是当时强调的重点是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中国具体化，反对教条主义，避免空洞抽象的马克思主义。
继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补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例如，刘少奇在《论党》中就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亚洲形式，这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这项具有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发展和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6]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艾思奇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新的贡献。他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的概念……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的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7]
▷12.1.2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回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一个由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二是要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一个由实践到理论的过程。毛泽东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开拓性、独创性、奠基性的贡献。这些贡献的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中。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层面而言，毛泽东的创造性理论贡献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论、土地革命中心论、农民作为主要革命动力论、对资产阶级一分为二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辩证分析论、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和平改造社会主义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论、人民群众主体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这些理论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化的；既是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又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科学概括；既是毛泽东同志独创性的理论贡献，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12.1.3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和基本任务是要解决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即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实现中国人民的富裕和幸福。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第一大历史任务，并且为第二大任务的解决积累了经验。
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时，中华民族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备受凌辱，军阀混战不已，人民在苦难中挣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在世界上光荣地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武力威胁、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外交制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依靠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时代，进入到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由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由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做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由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由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和基础。正如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时所指出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8]
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率先提出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他在1956年就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9]所谓“第二次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走俄国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始了全面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就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尽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并且在“第二次结合”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出现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是，由毛泽东率先发起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
由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和取得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飞跃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邓小平同志的双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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