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历史观研究

陈科材

【摘　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国情的深刻认知与精辟思考。它精准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创造性运用。

【关键词】　习近平　“四个全面”　唯物史观　实践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

西方传统历史观的最大偏误，主要不在于他们把历史理解成什么，而在于以错误的思维方式来把握历史。“历史的逻辑”不能归结为“逻辑的历史”，正像生活的理想不等于理想的生活一样，历史的逻辑还要到创造历史的真实主体及其实践那里去寻找。西方传统的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现实基础即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的事实。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无疑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这种新历史观与西方形而上学的或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某个时代中寻找某个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抽象观念出发来解释人的感性实践，而是从人的感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人正是依据自己“产生生命的生活”不断开创人类的历史。

由此出发，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规律”本质上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是人在一定物质条件和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选择、创造和超越的总趋势，是一定物质条件和关系基础上的主体创造性活动。因此，只有基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才能真切地把握人的世界及其历史发展，只有真正贯彻“人的观点”的哲学立场和分析方法，才能彻底揭露西方历史观的抽象本质，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之理和生成之道。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马克思人性观、实践观、社会观和发展观的辩证统一；揭示人的本性与人的历史的内在关联，是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整体性与具体性。

马克思历史观的“思想整体”实质体现为，历史本身就是人为的生存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人通过具体的感性生命活动自我形成、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历史，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否定了人类历史的“外因论”及形形色色的外在化理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本质并不在人之外，而在于人及其感性实践活动本身。历史发展过程就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的展开过程。可见，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真正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真实主体及生成发展的现实基础。

二、“四个全面”精准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与方法

“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凝练和提升的理论创新成果。“四个全面”不是孤立的，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的战略目标，全面改革开放是其引擎与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其可靠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其根本支撑。“四个全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它们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一）“四个全面”坚守的唯物主义立场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不仅是哲学基本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必须要作出回答的首要问题。唯物主义对两者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意识和思维的内容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于现实境遇和基本国情，把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新变化、新特征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一切超阶段和背离实际的实践，在理论上是违背唯物主义的，在实践上都只能导致失误，造成损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2]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仍然是全党的工作中心；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我们要始终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和新的发展特征出发，准确把握和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使主观世界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正如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3]“四个全面”正是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提出来的。这就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4]，也是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不仅展现出党中央的问题导向意识、科学判断思维、实事求是精神，更彰显出了一种全局视野、战略眼光和政治自信。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唯物主义同时也肯定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认为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意识对于推动事物的发展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这就要求在学习、理解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一点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我们提出中国梦，就是要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都是强调和重视这种反作用。

（二）“四个全面”所彰显的实践性

马克思曾经称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正是遵循这样的思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类解决生活实践中的问题提供了具有价值理性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就是从人的现实生活及实践活动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去思考问题、理解问题、解决问题。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他要求人们必须从实践出发来理解整个社会历史。事实上，这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而认识一旦形成也会为实践服务，随实践发展，并受实践检验。实践与认识的这种辩证统一，决定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战略布局都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是在对当前实践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也会随着实践发展而做出新的调整。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是与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也就决定了它具有不断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引领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不断与时俱进的。这种理论品质决定了认识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和辩证统一，脱离了实践的认识是空洞的认识，脱离认识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

因此，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理论工作，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同实践相统一，由实践来检验；强调理论自信，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认识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同志要求“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对党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任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来源于改革创新的伟大实践，植根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反过来又以其真理性和科学性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也就是说，“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布局、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为中国梦的实现迈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作出了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作出了科学的指引，凝聚共识，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关于这一点，习近平同志这样指出：“落实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要求全党同志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如果说今天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因而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心中有数、充满着自信，那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四个全面”这样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成果。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继续前进，不断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打开新局面。

重要的还在于，“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对“三大规律”和“三种意识”认识的深化，体现出认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深化的规律。

首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根据对中国和世界的实践新认知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国内发展态势的重大判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国国内形势进入了实践发展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发展进入一个与以往30多年长期高速发展所不同的新阶段。这种新常态表现在经济上，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当然，新常态也表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在政治生活领域，法治反腐、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持续深入；在社会建设领域，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这些新常态都表明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状况和要求已有很大不同。这样，我们要顺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培育新常态，必须有新的战略思维、战略筹划和战略结构。

其次，“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对“三大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来源于对当前社会实践的深刻认知，同样认识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也是新的实践条件下我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升华。“四个全面”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表明了党始终将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作为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四个全面”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大战略举措，要全面加强党员先进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要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感召力。“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升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境界、新通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有了现实可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不同阶段的社会实践，正是这些历史合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结出一个又一个的理论硕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6]。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7]因此，“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对这一来自实践挑战的一种深刻的理论回应。它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在把握中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在洞察时代潮流与世界变革大趋势的基础上，引领中国在一条宽广和风光无限的发展大道上前行。

（三）“四个全面”所体现的全面人性论

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人性观点”仍是我们把握“人”的重要理论根据。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抽象概念中的人，这种具体生活中的人才是具有类特性、社会性、历史性以及生命双重性的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克服了以往历史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以及对人的全面性的分裂，还人以真实的本来的面目。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会对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等问题奠定真实的基础。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基于此才为人类提供了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想。这种理想即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充分实现，以这种“自由人联合体”构成的社会才是属于人真正的社会。这种社会实现了人与自身本质的统一，实现了人与自然、个体与类矛盾的解决。

由此，马克思的历史观认为，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8]。的确，从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出发，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党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必须坚信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正贯彻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基本原则。“四个全面”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眼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可见，“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理念、思想感情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人性论的立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群众观，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人民中汲取智慧、汇聚力量。

如果做点概括，那么“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所体现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全面人性论主要表现为：

首先，“四个全面”在政治生活上更加强调人与人的地位平等。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主体性作用。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让法律充分体现人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任何权力的行使、治国理政的所有活动都要以法律为根本准则，在宪法框架内进行，不允许任何超越法律特权的存在，从而维护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平等地位。与此同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员干部权力监督约束机制，提高人民政治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

其次，“四个全面”在经济活动上更加注重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实现“中国梦”最重要、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要素是人。因而每个中国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只有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千方百计增加人民收入，维护好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同时，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完善并合理利用税收、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调节手段，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在保证发展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再次，“四个全面”在社会体制上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作为关涉人民群众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重要问题，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能否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党和国家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人民群众期待过上更好生活的积极回应，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从而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全面深化改革同样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机制，从而确保整个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四）“四个全面”所体现的和谐自然观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还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知道，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蕴含着人类的类本质和意义如何准确定位的问题。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据何种位置，人类与自然界如何联系和如何区别，就成了人类如何确立、发展和完善自己本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理想中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本质上是同一的。他在展望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时这样说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9]可见，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看来，一个理想社会的建设和自由全面人性的实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过人类过分征服自然破坏人与自然和谐而带来的恶果：“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10]今天人类如何从主体的角度确立起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观，不仅是马克思构建的那个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能否实现的问题，而且它也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这一全球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的主体性条件。

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在生态文明层面上同样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事实上，这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是习近平一贯的执政理念。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曾经这样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天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他鲜明地提出，如果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10年后的2015年3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中央文件，成为指导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它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积极回应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环境诉求，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建成人与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社会。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农产品、工业品和服务产品等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满足其对清新空气、清洁水源、舒适环境、宜人气候等生态条件的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当今中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必然要强调“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一个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实现，无疑将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入一条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三、结　语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首先强调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是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但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又显示出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由此，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习近平“四个全面”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建设目标。而且，还提出了在这个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应当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始终坚持以人民精神生活需要为导向，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文化食粮。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看到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与此同时也承认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对经济建设的反作用，强调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和改革对社会历史的“火车头作用”效应。习近平“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使中国人民既立足现实，又看到了通过改革全面小康的愿景一定能够实现，从而满怀希望、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依法治国使中国人民看到了通过法律的手段来全面推进深化改革，从而对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四个全面”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树立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充分相信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复兴目标。

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曾经深情地写道：“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是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理想。因此，“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对于坚定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我们坚信有了这个共同理想的激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简介】　陈科材　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浙江杭州31002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2]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N］.人民日报，2015‐01‐25.

[3]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N］.人民日报，2013‐12‐05.

[4]曲青山.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谈“四个全面”形成的历史逻辑［N］.参见：北京日报，2015‐3‐23（理论版）。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1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3.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