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发展伦理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

时间：2023-12-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当代中国发展伦理的内在逻辑从财富、意义、生态三方面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当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做出深化改革的科学决策，必然是受中国目前处于重大战略转型期的这个现实问题所影响。只有运用正确的财富逻辑去认识当代中国的发展伦理，能够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发展问题；反之，对发展问题的积极反思也有助于构建健康的财富逻辑。发展伦理学也必须对此做出反思。

金梦佳

【摘　要】　当代中国发展伦理有三个内在逻辑：财富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本文从外部角度探讨了财富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尺度、价值之源、自然之翼对当代中国发展伦理的影响；从内部角度探讨了此三者相互影响的机制，财富逻辑左右了发展的方向，意义逻辑决定了发展的目的，生态逻辑衡量了发展的结果。当代中国发展伦理的内在逻辑从财富、意义、生态三方面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当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关键词】　发展伦理　内在逻辑　影响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深化改革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词。做出深化改革的科学决策，必然是受中国目前处于重大战略转型期的这个现实问题所影响。而深化改革的目的不仅是改变现实情况，也是为了社会能更好地发展。但是，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诸如“人们真正的发展理想和目标是什么”、“发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人异化成为发展的手段和工具”等问题逐渐展现，这些都是发展伦理所要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

一、财富逻辑：社会发展的物质尺度

财富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长期以来，社会发展好不好主要是由财富多不多决定的。所以，在探究这个物质尺度——财富逻辑时先要清楚什么是财富。对财富最普遍的定义是一切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劳动一样是财富的源泉，并且“只有抛弃私人的劳动，把劳动看作是社会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1]。他从社会整体的角度对财富产生问题作了探讨，这里的财富可以看作社会财富。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共同构成了财富这个历史概念，而“广义的财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刘珍英，2012）也就是说，财富逻辑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随着社会发展状况、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当社会发展奉行经济中心主义时，人们的财富观也随之变成“金钱至上”，这种财富观的泛化形成了扭曲的财富逻辑。扭曲的财富逻辑也影响了社会对发展伦理的认识。我们不能否认财富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财富的重要性不能影响我们对财富逻辑的认识。只有运用正确的财富逻辑去认识当代中国的发展伦理，能够更好地解读中国的发展问题；反之，对发展问题的积极反思也有助于构建健康的财富逻辑。

既然财富逻辑是一种意识形态，对其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人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体制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同时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财富逻辑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些与发展伦理相冲突的问题。比如“唯GDP论”，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经济发展的结果，只看指标和成果，而忽视了达成指标背后对环境破坏、对劳动力的贬低。财富逻辑变成了一种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能够获得利益”成了“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唯一标准。社会发展狭隘地变成了发展经济。同时，人们对于财富逻辑的理解的扭曲，也使得衡量一个人的社会价值从他的“贡献大小”变成了“有钱多少”，这样的“钱本位”的财富观念成为主流，人异化为发展经济的工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用金钱来维系，人与自然只存在利用与被利用。这些现象都是与发展伦理相悖的，在扭曲的财富逻辑指导下的社会发展实质上是倒退的。另外，不合理的财富支配制度也造成了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状况，错误的财富逻辑也使得仇富的报复行为越来越多，给社会发展增添了不稳定因素。人民生活在当下的社会中并不能感受到幸福，又何谈发展的社会？又如何会关注社会中的发展伦理问题呢？

以上种种都说明当代中国发展的财富逻辑是不健康的、被歪曲的。当然，这是扭曲的财富逻辑在社会发展中的负面表现，给人们正确认识解决发展伦理问题造成了不小的阻碍。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由于人们追求金钱，努力创造社会财富，使得财富积累，政府有更多的财政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这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品质；社会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幸福感的需求增加了，不再一味追逐短时利益，而开始考虑存续的问题，对发展伦理的关注也必然会加强，如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如何使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意义等议题。这种转变是对财富逻辑认识的变化带来的有利影响。不论是正面影响或者是负面影响，构建正确的财富逻辑都需要发展伦理的指导。厘清当代发展实践中出现的“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关系问题，重构正确的财富逻辑；而正确的财富逻辑作为价值尺度，也能够起到衡量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标尺作用。

同时，作为社会发展的物质尺度的财富逻辑在当代中国催化了人们对权力的过度渴望，权力与财富的勾结大大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发展进程。发展伦理学也必须对此做出反思。

权力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制度化的支配性社会关系，对这种社会关系进行监督、制约和调整是十分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都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防止权力产生偏差；但仅仅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是不够的，监督只能发现权力机制中的不良之处，制约只能减少权力滥用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权力机制的调整则是解决监督、制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的根本方法，监督、制约、调整是一个完整的环节。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失序，对社会的发展、对发展伦理的认识都会造成影响：首先，权力赋予少数、特定的人统治、支配的能力，那么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分配往往会带来不公正的问题，而因为普通民众没有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但是他们又渴望得到这种权力，这些不公正的问题通常会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关注和反响，一些消极的看法往往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其次，现今民众对于权力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消极看法，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权利的不对等，当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间出现不对等时，激进的群众会用极端的手段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甚至被外国反华组织所利用，因此会出现很多恶性事件，如打砸抢烧等等，这时社会也无法稳定地发展。最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力赫然被“私有化”、“商品化”、“官僚化”，钱权交易俨然自成一个稳定的体系。当权力被给予过多的自由时，便产生了腐败问题。从发展伦理角度看，对权力认识的扭曲使得我们“能够做”的人即拥有权力的人没有认识到“应当做”什么、也没有行动；知道“应当做”的人则没有权力去改变现状。这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一些投机分子把权利等同于权力，而忘了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些投机分子享用着国家权利带来的好处，普通民众则误认为权力就是一切，就能带来金钱，能带来超然的社会地位，而忽视了相应的义务。这种矛盾和对权力的错误理解并不能给发展伦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反而阻碍了人们对自己、对社会、对自然的反思。

权力体现了社会发展的政治维度。割裂权力与财富的共生关系对于发展十分重要，如果人们对于财富逻辑的认知是错误的，一味追求金钱，形成“钱本位”、拜金的风潮，那么他们对权力的理解也必然是错误的。因为出于利己需求，这些人不会关心发展伦理中“这么做是否值得”的问题，对于权力的认识也停留在如何使用权力为自己谋利的程度上，所以他们不可能认识到权力、权利、义务三者的关系。

二、意义逻辑：社会发展的价值之源

“意义”，其近义词往往是“作用”和“价值”。它通常指的是某种行为所能带来的作用和价值，是一个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在发展伦理视域下的意义逻辑则专指发展的意义问题，即对发展目的的探寻，这个问题包含了对发展价值和伦理的争论。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对意义逻辑有一个很好的阐述：“我们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2]

的确，如果说发展的目的在于效率的提高、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增长，那么效率提高带来的公平问题、财富积累带来的分配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该如何解决？发展主体——人的异化应怎样调整？传统发展观所关注的只是如何发展得更快，而对于“为了什么发展”和“怎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这样一个目的论、价值论的问题却毫不关心。可见，传统发展观蕴含的价值和道德的冲突，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意义逻辑来解决。

发展伦理的意义逻辑是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本身三个问题的追问。在社会发展中，代际公平也关乎存续和可持续发展——“这种关系（代际）使每一代人都承担为未来世代而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地球义务，同时也享受作为信托受益人享用其从前代人手中继承的遗产的地球权利。”^[3]而在追寻代际公平的同时，一个有别于传统伦理的横向伦理关系理念——代际伦理也逐渐被人们重视。代际伦理关乎在场的“当代人”和不在场的“后代人”，“其实质是当代人对后代人所承担的单方面的义务”^[4]。代际伦理强调了人类整体意识，反思了人与人的关系，加强了对后代的伦理关怀，这样在社会和环境决策中就会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后代的利益，使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相处更加和谐。

对人与人问题的追问落脚于代际伦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更加复杂。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到了“地球有限论”：由于地球的容积是有限的，人类向自然扩张必然有其限度。如果当前的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就必定使社会从自然界和人类两个方面达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后果。人在自然中并不是主人翁的姿态，动物、植物同样和人类一起处于自然之中，所以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实质上是对自然权利的侵害；但人又不仅仅是自然界普通的一员，更是主体。仅仅强调人与自然界统一的一面，否定人的特殊性，把人看成一个普通的动物，又是不合理的。人类发展必然会与自然发展产生冲突，既然人具有“主体意识”，那么他的责任也大，如何控制冲突的程度，使之不对人类的存续造成障碍，正是发展伦理的意义逻辑的价值意义。

发展伦理虽然在讨论发展的意义问题，但是这种“有意义”的发展还是落脚于人本身。所以，意义逻辑作为一个价值、道德问题要从人这个主体角度出发，在认识问题上，需要使人意识到只追求发展得更快是不够的，重点在于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在行为上，要对发展进行规范和约束。发展不仅仅为了GDP，也不仅仅是为了创造出一个经济强国，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意义逻辑的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发展伦理的意义逻辑已经引起了重视。尽管这样的重视起因是生态问题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但的确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反思以付出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否是有必要的这一类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给中国发展道路提供了风向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涉及代际公平，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十八大报告在原有的“四位一体”理念中加入了生态文明理念，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入到了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这说明探讨发展伦理的价值问题已越来越重要了，国家已经意识到社会发展要有速度，更要有质量。

意义逻辑探究的是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如果发展的意义是追求更好的经济指标，那么财富逻辑也是要符合这个目标。因此，如果意义逻辑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财富逻辑也不会正确。同时，财富逻辑和意义逻辑也需要互相磨合，需要平衡解决如何在经济得到良好发展的情况下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保护人民的合理政治诉求。

三、生态逻辑：社会发展的自然之翼

人类生活在自然之中，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就是从自然物质开始的，如赫拉克利特的火本原说、中国古代的五行说，还有宗教信仰中的自然崇拜，这些都体现了自然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自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对此，罗马俱乐部断言，全球的发展问题同其他全球问题如此密切地互相联系着，以致必须发展一种全面的战略，向所有主要问题特别是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进攻。^[5]

在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马克思的观点表明，人和任何自然存在物一样，都是一种依赖于其他存在物而存在的存在物。这就为把人与自然界看做是生态性的共生整体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生存依赖关系。”^[6]这里的人就有别于人类社会中的人，人类社会中的人进行各种生产活动，是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经济人”，而人生活在自然界中，不仅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更要追求个人与他人、人类自身的完善，这就是“生态人”的概念。如果说经济人是利己主义，那么生态人坚持的则是生态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生态主义认为人类要尊重自然，在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应当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法则，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生态逻辑，它旨在讨论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关系问题。

“发展伦理学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是自然面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人与自然协调的根本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包括不同层次的组织、集团或国家间的人共时存在，以及不同代际间的人历时存在关系。”（刘啸霆，曾红颖，2011）而生态逻辑所要解决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如何和谐共存、发展问题也正是发展伦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生态人、生态主义和人与自然这几个生态逻辑的命题中可以看出，发展伦理与生态逻辑的理念是部分重合的。发展伦理内在地包含着生态逻辑，生态逻辑又为发展伦理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世界观，用以指导发展伦理的实践。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克沃尔从自然、个人、社会三个维度批判了资本主义把自然的感官活力简化成为资本积累和冰冷的交换需要。事实上，马克思的著作中早就有关于资本主义与生态的批判性立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在中国哲学中，生态逻辑主要体现在道家的哲学思想中，比如“顺乎天道”、“天人合一”，虽然这和封建小农的经济基础有一定关系，但不可否认这种顺势而为、天人合一的理念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同样，发展伦理也吸收了生态逻辑的核心内容：“发展伦理学就在人的伦理关系展开中逻辑地包含着人与自然、自然与人两个张力面，即把生态伦理学的合理愿望与传统伦理学的有效约束作为环节，内在地结合在一起。”^[8]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近几年环境的恶化让人们意识到保护生存环境的重要性，生态文明也被归入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国家的政策决策也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有质量的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GDP指标。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生态逻辑的主要表现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方面的利益冲突。但是环境保护、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是生态逻辑的全部内容，生态逻辑只是内含了这两个问题。从长远来看，生态逻辑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不断完善的进程，它不仅涉及环境，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因此，发展伦理内在的包含了生态逻辑。生态逻辑主要从环境异化的角度考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实际问题。意义逻辑则进一步考虑了人本身的问题，补充了生态逻辑对发展意义的问题的回答。而财富逻辑和权力逻辑则影响着对生态逻辑的认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对立的，正确的财富逻辑和权力逻辑使人们正视生态问题，使人们思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影响着发展伦理的发展进程；生态逻辑同样对人们的财富逻辑和权力逻辑的形成施以影响，当人们停下过快的发展步伐，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反思要怎么发展时，生态逻辑对发展伦理的意义就实现了。

四、结　语

财富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每一个逻辑都不能单独、分裂开来认识，对每一个逻辑的认识偏差都会影响对其他几个逻辑的认识。所以在考虑发展伦理问题的时候，要把它们当成一个整体思考。有整体意识的前提下指导思想决不能出偏差，即对意义逻辑的把握一定要正确。其次要考虑财富逻辑，因为它反映了发展伦理中的经济基础。最后，要考虑意义逻辑与生态逻辑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同时加深对发展伦理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思考和理解。财富逻辑、意义逻辑、生态逻辑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逻辑，也是发展伦理发展的逻辑，对于指引我们积极推进社会发展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金梦佳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浙江杭州310028

参考文献

［1］陈忠.发展伦理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丹尼斯·米都斯.增长的极限［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

［4］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5］刘福森.发展合理性的追寻——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实质与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1）：130‐136.

［6］白瑞雪.生态经济学中的代际公平研究前沿进展［J］.社会科学研究，2012（6）：11‐15.

［7］苗启明，盛莉.马克思的生态理念及其对人—境生态系统的揭示［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81‐87，96.

［8］刘啸霆，曾红颖.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反思与发展伦理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8）：60‐63.

［9］陈学明.“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