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二重性”视野下的企业伦理建设

顾青青

【摘　要】　马克思认为资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资本的积极性有效推动文明的发展，同时资本也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性病症。资本的这种“二重性”为我们理解资本逻辑及其演绎过程提供了理论前提，也使得用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上的限制具备了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一限制体现在企业的发展中则表现为企业伦理建设。在资本“二重性”视野下对企业伦理建设进行研究，需要我们从思想上祛除资本与道德的二元对立、从制度上为员工创设公平环境以及建立保护环境的防范机制。它对我国当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关键词】　资本二重性　资本逻辑　道德逻辑　企业伦理建设

现代世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世界，现代文明也以资本为方向奠定发展轨迹。资本的强势渗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重组着当前的社会秩序，但同时各种“现代性病征”也不断显现：经济衰退、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可见“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1]；“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因此，对于资本我们应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充分肯定资本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对资本所带来的灾难进行无情地批判与揭露。

企业作为资本运作的经济载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体单位，它按照资本扩张原则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企业作为一个以“理性经济人”为基本理论范式的经济共同体，想要谋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必定要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企业伦理”这一概念正是由此而生。面对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企业如何进行角色定位，承担伦理责任，进行企业伦理建设，保持资本逻辑与道德逻辑之间的张力，是企业在市场化、资本化运作过程中实现获利机制与价值趋附转变的关键，对企业自身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资本的“二重性”：积极性与消极性

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根本目的是达到资本价值的增值。为此，资本进行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扩张，从而“自在地包含着文明的趋势”。马克思称这种趋势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可见，要历史地看待资本和资本主义，就必须首先承认资本这一积极的一面。

资本积极性的首要特质，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之前的“直接的统一”到以资本为媒介的“活动的统一”，“自在之物”日益成为体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4]资本逻辑的演绎改变了原先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按人的方式来规制物质转换的方向和过程，进而使自在自然成为人化自然。同时，我们说，资本的实践活动不仅使自在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还把人的目的性因素注入自然界的因果链条之中，使自然界的因果链条按同样客观的‘人类本性’发生运转”^[5]。“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6]可见，正是资本的运作扭转了乾坤，摆脱自然的控制，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自在关系，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发挥，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

资本积极性的另一特征即表现在资本以其独有的扩张、渗透能力冲破中世纪神学对人思想、人性的控制与禁锢，个人自我的存在价值得到彰显与重构，人性的解放、人文精神的弘扬以及理性精神的塑造使得单一、狭隘的地域性个人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进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石。这不仅是资本逻辑演绎的客观结果，也是资本主义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本创造了人类证明和弘扬自己的‘类本质’或能动性的平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如何运用资本扩张力量摧毁了中世纪对人性的桎梏，阐释了资本自身所蕴藏着的弘扬人文精神的哲学品质。”^[7]

同时，资本的高度发展所形成的生产力的普遍提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加强了其普遍联系。然而，此刻人的生存状态仍处于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形态，是“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处于必然王国之中。只有依靠资本的强势扩张所积累的财富，才使得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只有生产力达到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并消除了私有制，人们成为自身社会结合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社会提供足以让全体成员达到全面发展的物质手段和自由时间时，人类才能真正达到自由王国。”^[8]

最后，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开创了整个世界。资本逻辑的演绎过程促使社会关系由单一、片面、局限发展成为全球、多样、开放，呈现出统一融合之趋势。同时，资本的逻辑扩张与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平等、自由、理性与民主，这些现代性特征不仅是资本运作过程的外在表现与逻辑结果，也是其内在条件和机理，更是资本逻辑得以贯彻的内在要求。“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9]不仅上述价值受到人们的追崇，“就连我们经常提到的信用观念、时间观念、契约观念、效率观念等都是资本运动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10]。因此，我们不可否认，虽然这些现代性特征仍是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占有剩余价值堂而皇之的借口，但整个世界却因资本的逻辑运作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但是，众所周知的是，马克思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理解具有二重性，他在对资本不含价值判断的自然属性具有清晰体认的同时也对资本展开了自内向外的深层批判。

资本家把资本的运作方式作为实现剥削和榨取雇佣工人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手段，资本所造就的一切文明只是资本积累过程中附属性价值的体现。由此，生产力之所以会因为资本而发展，是因为文明的进步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即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当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它所造就的文明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实现时，它就宁可放弃这种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11]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只是充当了资本家实现价值增值目的的“自觉”的工具，资本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并存在一定的限度。这就是资本发展内在异化的表现，即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同时，资本还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抗。“本世纪环境破坏是由基于市场原理的产业主义，即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的的资本的逻辑所引起的。”^[12]资本主义吞噬一切的“同一性”和“总体化”的控制力量致使人与自然的自为自觉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向，走向了自我的对立面，从敬畏自然到毫无节制地征服自然、宰制自然，使之完全沦为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奴隶。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3]。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界作为“人类无机身体”的生存论原则，使得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濒临崩溃，成为反对人自由成长的异物。人与自然关系的“天平”日渐倾斜，堪忧的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舍勒认为，现代道德序列“最为深刻的转化”就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这是一种“价值观的彻底颠覆”，它起因于资本主义经济人特有的体验结构，即无限制的工作和营利冲动，而表现于“一种现代特有的禁欲主义”：职业工作重于生活技艺，创造效益的能力高于生命的纯表达，“高贵隶属于有用”。^[14]当利益和有用原则成为统治人们生活的绝对价值原则时，“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5]可见，资本的发展颠倒了利益与自由的顺序，道德让位于经济，生命依附于财富，文明的一切进步都使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更加增大。因此，对现实生命的否定与背离致使工人的肉体和精神越来越贫困化，他们生命的丰富性、流动性和多样性被资本所剥夺与扼杀，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扭曲，进而造成个人的片面化、抽象化与物性化的发展。可见，资本对人本质价值的颠覆与对生命的“吞噬”已陷入恶性循环。

二、企业伦理建设的悖论：资本逻辑与道德逻辑的歧出

资本所具有的二重性为我们透彻理解资本逻辑提供了理论前提和逻辑根据。资本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无限制地推进剩余价值的提升，进而创造了全新的自我、崭新的社会关系与普遍联系的世界，然而在这积极趋势之下却内含着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局限性，因为“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16]。可见，光鲜亮丽的资本背后暗流涌动，亦可谓是资本逻辑的轴心与主线。具体来讲，“资本逻辑的轴心是追求剩余价值，其需要通过一些物质性的环节来实现。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获取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实现的；二是获取相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17]这两种方式是完成资本逻辑内在的必要的物质性环节，其精神性环节则表现为对财富永无止境的欲念与欲望，这双重环节的共同作用令“资本逻辑”愈演愈烈，致使“社会关系的扭曲，也导致了参与资本扩张的生态要素恶化，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使人自身的彻底‘物化’”^[18]。可见，资本逻辑的运作过程并不是一条前途光明的康庄大道，而是充满荆棘、乱草丛生的荒原迷宫。

现代企业作为资本运作的基本经济单位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核心主体，按照资本化的运作方式来寻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活动以理性资本核算、利润效率计算、收入最大化原则为中心，以资本逻辑来维持企业高效运转，进而推动企业发展的理性化进程。同时，在企业员工的个性层面，资本逻辑塑造了员工们全新的生活方式，它规制着其日常的感知结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然而，我们必须揭开资本逻辑演绎的迷雾。现代企业在工具理性、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势必会走向反理性之道，其企业员工、自然环境必然发生残缺和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深刻地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则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19]可见，若现代企业自觉屏蔽道德规范与社会责任，任由资本逻辑横行霸道，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原则，放弃企业本该承担的社会性角色，那类似于深圳富士康事件、广州南海本田厂事件、日本核泄漏事件等事件则会层出不穷，企业伦理危机也会愈演愈烈。

在深圳富士康事件中，我们听到了很多为资本辩护的声音。有媒体称：要保证2亿多农民工都有饭碗，始终是中国发展所面对的巨大压力，……富士康这种企业的最大贡献，就是带来了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无论富士康这些企业做了什么事，我们都不能否认其对中国发展的正面意义……我们不能像要求一个慈善机构那样要求企业。^[20]显然，上述观点自动屏蔽了资本的消极局限性，粉饰了资本逻辑的道德进步性，遮掩了资本逻辑的吞噬本性，需要我们以道德逻辑对这一趋势进行全面逆转。

当类似于山西黑砖窑事件、太湖蓝藻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不良恶性事件不断在网络媒体曝光，一场“企业生存危机”也在迅速扩散，我们不禁追问：一个企业究竟应该追求什么？企业在注重利益本身的正当性的同时，是否还应该承担相应的伦理道德责任？事实上，一个企业要想构筑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就必须要给道德逻辑提供一定的场域空间，并对企业中起核心作用的资本逻辑加以伦理上的限制。

要实现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的限制，我们首先要承认资本逻辑是企业获得生存的前提与保障。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利润是企业的天性，实现资本扩张是企业不懈的追求，我们不能否认企业正当的利益诉求。然而，道德逻辑的出场为此提出了自己的限制性要求，首要之处便是保证资本理性的获利行为，处理好“以利为先”还是“以道为先”的问题，这是企业进行伦理建设的根本。我们并不认为企业要完全以伦理责任为先，相反，仍然是要以求利为基础，就像马克思指出的：“经济条件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21]只是企业求利的行为、手段和尺度需要符合一般的伦理道德规范，“一般而言，隐藏在企业伦理思考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这一思想背后的，是这样一种易于被理解的认识，即企业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并不在于盈利原则本身，而是在于用哪种手段来实现盈利。”^[22]

同时，要实现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的限制，需要企业确立合理规范的竞争机制，从而为资本逻辑和道德逻辑的二维互动创造良好的对内对外关系。如荣事达集团率先推出的我国第一部企业竞争自律宣言——《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等理念。然而，仅有口号宣言是极其虚幻的，它不能确保企业真正遵循了道德逻辑的规则，正所谓“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体制本身，则是极不可靠的，具有极大的道德风险性。这种道德风险应当通过制度体制本身的建设而加以规避”^[23]。可见，企业需要改变传统的经营观，克服企业政策的主观随意性，并构建相适应的体制，为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限制提供基本的制度空间。

最后，道德逻辑对企业伦理限制需要一定的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和道德伦理提供价值支撑与价值保障。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尊重和鼓励企业员工的道德自主权，立足于每位员工的自由存在与全面发展，满足他们的非经济需求，实现从异化状态向自己本质的复归。这需要企业“对社会生产活动和社会的劳动关系进行伦理检审与伦理价值层面的考量，旨在劳动中守护人的价值，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24]。从而形成企业独有的文化气质与道德品格，培养员工对企业极强的道德归属感与心理依赖感，创造企业与员工共同的信仰，“改变成员与组织间的关系，它不再是‘他们的公司’，而是‘我们的公司’”^[25]。总而言之，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新型劳动伦理为实现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的伦理限制提供了价值根基。

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吴晓波在《大败局》中对国内十家著名企业败局的分析，得出了它们共同的三大失败基因，即，一是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二是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三是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这三大失败基因都与企业伦理因素有关。”^[26]可见，运用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上的限制，加强企业伦理建设是当下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机制。

三、企业伦理建设的实践进路

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林恩·夏普·佩因曾说过：“未来的绩效优异者是那些能够同时满足公众的社会期望和财务期望的公司。”^[27]可见，在当今“服务社会，互利共赢”的现代管理理念之下，一个企业要获得不凡的长期业绩，尾随资本逻辑、极力扩张资本所具有的积极性，满足公众对其的财务期望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必定要限制资本的消极局限性，对资本逻辑进行道德上的考量与伦理上的审查，将原有的资本雇佣逻辑转变为和谐共存的新型劳动伦理关系，强调企业的价值文化与道德体系的构建，并在谋求利益方面进行适当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舍弃，注重企业伦理建设，在满足公众财务期望的同时满足其社会期望。“以美国为例，根据相关介绍，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财富》杂志五百强中的大部分企业都创立了适合本企业的伦理、道德准则，开辟了道德投诉热线，为员工创造了发表有关看法的途径，并在董事会层次上建立了道德指导委员会，或者是构建了针对本企业员工的道德培训机制。”^[28]总体而言，企业要进行伦理建设，进一步消除资本二重性的悖论，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透彻理解资本的“二重性”含义，从思想上祛除资本与道德的二元对立，这是进行企业伦理建设的思想基础与理论前提。传统观念认为“道德”是“纯粹的道德”，与经济活动无关，这种“纯粹性”是道德至高无上的前提；而“资本”是不道德的，为追求价值增值而不择手段。企业必须要祛除这种片面、抽象的认识，代之以“资本的道德意蕴”与“道德的资本基础”这一辩证观点。资本本身无所谓善恶，企业追求资本逐利的本性也无可非议，但获得资本的手段与方式却有道德和不道德之分。当然，资本在实现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随之带动道德方面的进步。正如恩格斯所言：“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29]同时，关于道德的资本基础，我们说没有经济关系维持的道德是空洞的，道德最终是以利益为基础。“道德的价值取向也是多样的和多层次的，道德归根到底是以利益为基础，道德主体的利益是其行为选择的最终依据，利益既以精神形态存在，更以物质形态存在，且更多的情形下二者是共融一体的；利他性只是道德实践的一种存在方式，或者说是特殊境遇下二者不可两全的‘道德悲剧’（即大善与小善的冲突）情形中的选择要求，同时，利他与利己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两极。”^[30]由此，企业只有承认资本与道德的双向互蕴，发挥道德的资本功能与资本的道德进步性，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坚持人道主义，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形象的根基，从制度上为员工创设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是进行企业伦理建设的根本核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人这一主体，企业无“人”则“止”，人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发展的后续推动力。由此，注重企业员工的非经济需求，创设公平、竞争的环境，体会相互之间的尊重与信任。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最推崇的口号是“企业即人”，并多次宣称“要造松下产品，先造松下人”。^[31]可见，与富士康企业那种经营理念相比，即“在半军事化的管理流程下，员工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随着机器的节奏不停转动。……如果企业没有一个良好的氛围把年轻普工从一个机器、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就很容易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32]，松下等企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更具有持续性，它实现的是企业与员工在共赢中走向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生态理性，建立保护环境的防范机制，预防环境问题的产生，这是企业伦理建设的基础，也是实现企业长效发展的保障。在资本运作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在计算和统合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多多益善’的原则”^[33]。以不断追求价值增值以及效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性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与矛盾。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此也有相同的论述：“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34]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各种环境问题不断显现，日益威胁到个人和企业的生存发展，这就使得企业家不得不将环境问题纳入到整体的考虑范围内。

四、结　语

资本的积极性与消极性是资本真正本性的体现，资本的逻辑发展也由其“二重性”得以清晰展示，同时也为道德逻辑的出场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性，使得用道德逻辑对资本逻辑进行伦理上的限制成为必要。在企业发展中则凸显了企业伦理建设的重要性，正确处理企业伦理的价值排序问题，确定符合其发展的企业伦理战略，提升道德能力和伦理品质，这对促进企业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简介】　顾青青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15级博士研究生

　　　　　　　　　　　浙江杭州310028

参考文献

［1］朗朗.机器轰隆下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在想什么［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0‐05‐28（3）.

［2］孙亮.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现实的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8（9）.

［3］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

［6］高兆明.制度公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7］霍尔斯特·施泰因曼，等.企业伦理学基础［M］.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8］林恩·夏普·佩因.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M］.杨涤，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31、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舍勒.资产者与宗教力量［M］.罗悌伦，译//刘小枫，编.舍勒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3］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5］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1975.

［17］陈宝.资本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J］.兰州学刊，2009（4）：21.

［18］陈雷.企业伦理建设：挑战、关键与路径选择［J］.伦理学研究，2010（7）：65.

［19］刘刚.人本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人性假设［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20］毛勒堂.劳动正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伦理诉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

［21］仰海峰.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以《资本论》第一卷为核心的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2011（4）：25.

［22］朱金瑞.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历史演进论纲［J］.伦理学研究，2006（4）：78.

［23］张增田，黄一.论道德资本理念与商业银行稳健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24］孙亮.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现实的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8（9）.

［25］André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Verso Books，1989，p.109.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253.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9.

[5]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7.

[7]陈宝.资本批判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J］.兰州学刊，2009（4）：21.

[8]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7.

[10]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8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6.

[12]岩佐茂.环境的思想［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3.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579.

[14]舍勒.资产者与宗教力量［M］.罗悌伦，译.//刘小枫，编.舍勒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512、528、509、516.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5.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47.

[17]仰海峰.资本逻辑与空间规划——以《资本论》第一卷为核心的分析［J］.苏州大学学报，2011（4）：25.

[18]孙亮.资本逻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入现实的路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8（9）.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99‐300.

[20]反思富士康不应脱离中国实际［M］.//《环球时报》社.讲真话的中国：《环球时报》社评精选（2010—2011）.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6.

[22]霍尔斯特·施泰因曼，等.企业伦理学基础［M］.李兆雄，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88.

[23]高兆明.制度公正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277.

[24]毛勒堂.劳动正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伦理诉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5）.

[25]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M］.郭进隆，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24.

[26]朱金瑞.当代中国企业伦理的历史演进论纲［J］.伦理学研究，2006（4）：78.

[27]林恩·夏普·佩因.公司道德——高绩效企业的基石［M］.杨涤，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28]陈雷.企业伦理建设：挑战、关键与路径选择［J］.伦理学研究，2010（7）：65.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9‐512.

[30]张增田，黄一.论道德资本理念与商业银行稳健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

[31]刘刚.人本管理的理论基础及人性假设［J］.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32]朗朗.机器轰隆下新生代农民工心里在想什么［N］.中国劳动保障报，2010‐5‐28（3）.

[33]参见André Gor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Verso Books，1989，p.109.

[34]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