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历程

三、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历程

知识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体系。知识产生的基础是人们的生产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基础是后代人对前代人的经验知识积累的继承，发展的关键是天才人物在实践和前人知识积累基础上的提炼、升华和再发现。人对客观存在的最初的正确认识与发现总是个别人，因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众人共同行动，因而真理必须被多数人所理解、所掌握。每一种学说，都与当时人们的知识水平、天才人物对知识的升华和在前人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再发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产生的天才人物是那一阶段人民群众生产与社会实践的代表，是那个社会发展阶段人民群众集体生产经验和智能的体现。经济价值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也不例外，它随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也与每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杰出人物的名字紧密相连。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价值概念还没有扩大到哲学领域时，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的代名词。劳动价值论伴随着经济价值学说一道发展。

生活在公元前430年至公元前354年的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是最早使用“价值”一词的人，他第一个提出了经济价值概念。他在《经济论》中说：改进荒地使之变为一块肥沃的田地可以给土地“增加上百倍的价值。这种办法里面有很多钱呢。”^[1]色诺芬认为，财富是一个人能够从中得到利益的东西，即财富有使用价值。他还提出了物品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能，即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认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物品使用价值的质量。人们拥有货币，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但色诺芬没有分析交换价值，也没有发现经济价值是什么。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研究了商品与货币的关系，第一次分析了交换价值。针对不同的商品为什么可以相互交换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在可交换的产品中，必然有一种在质上相等、在量上可通约的东西。这种在质上相等、在量上可通约的东西可以用一般的等价物即货币来代表。他有个著名的公式：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他已经感觉到如果床与屋不能化为相同的货币，不能与货币等同，不能与货币通约，就不能相互交换。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2]可是，货币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从而使床和屋具有了等同性，使床和屋可以相互交换？他不知道货币代表的是价值，不知道价值是什么。马克思说：“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3]但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关于不同使用价值可以相互交换是由于它们有一种等同性、同一性从而可以化为货币进而通约的发现评价很高，“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4]。

什么是通约性？马克思说：“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5]以现在的术语通俗地讲，异名数如果可以化为同名数，就能够进行数学运算，异名数之间就有可通约性。比如，5张床和1间屋相交换，但床不是屋，屋不是床，在它们相互交换时，不能用加减乘除的方法进行计算。这种不同质又不同名的物不能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运算，就是它们没有通约性。如果把它们都化为货币单位，就可以进行数学运算了：

1张床=1 000元人民币

200张床=1 000元人民币×200=200 000元人民币

1间屋=200 000元人民币

200张床=1间屋

当床和屋都化为同样的人民币的单位——元之后，它们就可以用各种形式的数学运算进行量的比较。比如：

1张床=1 000元人民币

1间屋=200 000元人民币

1张床=1 000（元）÷200 000（元）

数学就是研究客观存在的等同性和通约性以及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所以，能够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运算的客观存在都有等同性，都是可以通约的。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公元1623年—1687年）第一个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威廉·配第在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中，把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就是指商品的价值，他所说的“政治价格”就是市场价格。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劳动量就是劳动时间。威廉·配第还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的价值大小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马克思高度评价威廉·配第，说他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6]。但是，由于威廉·配第没有分清价格、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因而也就说不清价值到底是什么，是怎么创造的。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弗朗斯瓦·魁奈（公元1694年—1774年）第一次提出了等价交换原则，第一次提出了农业劳动创造“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第一次把社会划分为阶级，第一次区分了资本的“原预付”即固定资本和“年预付”即流动资本。马克思认为他“把握住了主要问题”^[7]。马克思评价魁奈的理论体系时说：“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评价他的代表作《经济表》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8]。魁奈虽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但他不知道价值是什么。他认为价值是一种物质，能够感触到，实际上是把价值与使用价值混淆了。魁奈虽然提出了农业劳动创造“纯产品”即剩余价值，但他认为这种纯产品是自然力的作用引起的，工业没有自然力的参与，因此，工业就不生产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这显然是错误的。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公元1712年—1780年）第一次提出了特殊社会劳动即抽象劳动生产交换价值，实在劳动即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这是把价值从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尝试。他还第一次提出了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把生产、占有交换价值作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马克思高度评价他为“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9]。但是，斯图亚特对劳动二重性的说法，仅仅是一种猜想，很模糊。因此，他弄不清交换价值、价值、使用价值，甚至把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说成是使用价值。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公元1723年—1790年）第一个明确提出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探讨了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探讨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第一次明确指出交换是以占有为基础的。他还提出了“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从人的利己目的出发的。他是一个集资产阶级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之大成的人。马克思评价他的代表作《国富论》时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10]马克思还赞誉他和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11]。但亚当·斯密在肯定劳动创造价值的同时，对有些基本问题没有理清，出现了思想混乱：一是他说商品的价值由购买的劳动决定，而购买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购买的活劳动就是工资，工资就是价值。也就是说，价值由价值决定，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二是他认为资本购买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劳动物，除了自己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交利润，给地主交地租，所以，只说价值由购买的活劳动决定还不够，还需由利润、地租决定。也就是说，劳动价值不仅仅是劳动创造的，而是由工资、利润、地租共同决定的，显然这与他的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三是他不懂得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马克思指出他出现错误的原因时说：一是他“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是一种颠倒”^[12]。二是“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而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

大卫·李嘉图（公元1772年—1823年）第一次详细说明了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原理。马克思对他这一点的评价极高。李嘉图第一次正确区分了价值与交换价值，还区分了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他认为直接劳动创造新价值，间接劳动转移价值。他还提出了必要劳动的概念。他认识到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并且发展了剩余价值和级差地租的学说。他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但是，李嘉图的学说有两个无法解决的困难：一是资本同劳动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资本如果同劳动等价交换，工人劳动多少，资本家付出多少，资本家就不能获得剩余价值。这是由于他像亚当·斯密一样，不知道劳动与劳动力是有区别的。二是他解释不了等量的资本在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不同时，为什么能得到相等的利润。他不知道价格与价值的区别，不知道价值如何转化为价格。

约翰·法兰西斯·布雷（公元1809年—1895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在1839年出版的《劳动的诸弊病和劳动的救济》一书中，以李嘉图的学说为依据，第一次提出了引起劳动和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是私有制。^[13]虽然亚当·斯密曾提出交换以占有为基础，但他没有论述劳动和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是什么。约翰·法兰西斯·布雷这样提出问题，实际上是把权力引进了政治经济学中。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人对这一点关注也不多。

马克思（公元1818年—1883年）把劳动价值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崭新的。一般学者的研究方法都是从实际具体上升到抽象概念，再以抽象概念进行演绎。而他是把整体的混沌表象的概念还原为简单的抽象具体，再根据简单的抽象具体之间的关系综合成一个更加丰富的抽象总体。他就像医学解剖一样从整体开始一步步地解剖“商品”这个整体抽象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发现了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是由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马克思在确定了商品的价值是什么和由什么决定后，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用数学演绎的方法，详细地分析了价值的生产过程。他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不变资本就是土地、机器、厂房、原材料等，它们本身不会创造价值，只能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力的作用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可变资本就是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劳动力价值，劳动力在生产中，不但可生产出自身的价值，还可生产出超出自身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用公式表示就是：

W=C+V+M

W表示商品价值，C表示不变资本，V表示可变资本即劳动力价值，M表示剩余价值。这样就解决了李嘉图关于资本和劳动相交换为什么与价值规律不相符的问题：劳动力在市场上交换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但在生产领域由于受到权力的压迫和私有制的限制，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

马克思创造性地用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详细阐述了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的问题，解决了李嘉图关于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情况下价值如何转化为市场价格的问题。马克思还详细阐述了关于地租的理论。

马克思的阐述解决了劳动价值论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引入经济学研究，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特殊发展规律，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社会必然要消灭私有制，最后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也因此成为劳动者进行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说，德国无产阶级政党出现后，“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14]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资本论》是一部未写完的著作，自然有遗憾。比如，马克思详细论述了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使用价值即财富的源泉却是二元的，是由自然界和劳动共同创造的，而自然事物又没有价值。这样一来，价值论和财富论就很难统一；宣布无效劳动无价值。随着价值概念内容的丰富，这一点也需改进。无效劳动既然消耗了原材料、劳动力，那么它就不是无价值，而是产生负价值或价值不能实现；对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论述得不充分，使人们长期误认为体力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根源，产生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但以上所说的遗憾并不影响马克思的伟大和劳动价值论的正确。再伟大的人物也不能穷尽人间真理，再正确的理论也需要发展。马克思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的，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马克思是在阅读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作品后写出了《资本论》的。据统计，仅马克思遗留的《剩余价值理论》文稿摘引的非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就达90多种。^[15]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论证高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达到。有些人仅凭对现实现象的一点观察，又不经过论证，就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未免太轻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