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主要表现

所谓消费主义(Consumerism),概要地说,就是一种持有“生存即消费”的“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它把消费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和体现人生价值的根本尺度,并把消费更多的物质资料和占有更多的社会财富作为人生成功的标签和幸福的符号,从而在实际生活中采取无所顾忌和毫无节制的消费行为,以追求新、奇、特的消费活动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消费主义与一般的消费行为的根本区别在于,不是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消费,而是为了永远无法满足的贪欲而进行无节制的占有。“消费主义”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生活方式,其成因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物质财富迅速积累,这使社会初步摆脱了物质匮乏的局面,由生产占支配地位(生产社会)向消费占支配地位(消费社会)转型。消费社会必然产生“消费主义”。因为尽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生产目的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不是为了资本的最大增值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然而,由于中国处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全球化时代,不得不采用市场经济的模式来进行经济建设,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就是“资本逻辑”——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无限增值的欲望与其自我完成的规律,这决定了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与西方同样的经济问题:当社会生产的总量超出人们的生活需求范围时,导致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大量的物质财富被生产出来,而且,将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被进一步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社会需求的饱和却导致大量社会财富过剩。如果不能使这些过剩的财富获得消费市场,则资本增值无法实现,新一轮的扩大再生产也难以为继。于是,刺激消费成为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而“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并非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也即消费已超越了商品的使用价值而进入其具有的符号象征意义。”^[4]——也必然应运而生。

在本根上,“消费主义”是反生态的,因为它塑造了人类在工业文明中所具有的物质性消费的无穷匮乏感,从而使人为了克服这种匮乏感而无限地向自然索取。于是,为了这种索取,人们在观念上把自然与人分隔开来并使之独立化、孤立化。而技术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技术的祛魅功效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得到了极大彰显。这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现代技术是一种“促逼”的解蔽,它向自然提出蛮横的要求,要求自然无限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于是,现代工业文化在“促逼”意义上摆置了自然,从而使人之生存的“应然”维度——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关系,畸变为双方敌对的“异化关系”。具体而言,“消费主义”在当代中国有如下表现:

其一,超越生存与发展需求的“奢侈性消费”。其成因在于:消费层次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尺度。在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语境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消费是一种生产性活动。生产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生产。”^[5]由商品符号构成的话语体系已形成某种话语霸权,公开或隐蔽地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做出评价:消费了符号中心商品的消费者是体面、高雅、富贵及现代化的表征,而只消费了符号边缘的消费者则是寒酸、粗俗、贫贱、土气或落后的表征。这种话语体系按照商品消费的等级生产出新的社会结构: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不是看你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你吃什么、穿什么,甚至看你“扔”什么。这正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这种奢侈的符号逻辑本质便是纯粹差异化的意指系统——意指这种差异化在本根上受制于金钱所表征的物质财富,即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抹平了一切事物的差别,成为普遍的等价物,于是,“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便被转化为“值多少钱”的问题——社会地位的诸种差异通过奢侈品消费被简化为纯粹的财富多少。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人们为了不降低自己的身份就必须追求“奢侈性消费”。事实上,最为常见的“奢侈性消费”现象如:穿戴不以“需求与审美”为目的而一味追求“时髦”,导致衣柜满满的“压箱底”状况;请客不以“够吃与营养”为标准而一味追求“排场”,导致“吃一半,扔一半”成为常情;用物不以“耐用性”为前提而一味追求“前沿”,常使得“用了就丢”的产品成为垃圾;特别是在全国每年9000亿元的“三公”消费中,某些领导干部为“好客”而不惜“千金一掷”,造成巨大的国家资源浪费。

其二,超越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其成因在于:消费能力成为划分社会主流与边缘的标准。随着大众文化产业的兴起,大众传媒与金融机构借助商业广告等手段而创造出“即时消费”的时不我待性,企图借大众对高消费的普遍追求而形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于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受其煽动而卷入超越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形成了特有的消费文化圈。在这个圈子中,人群会通过“占得先机”而共享物有所值的乐趣,也会因某种失算而分担失望与不满;但不管怎样,不卷入其中的人群,会被社会认同为没有财力的“穷鬼”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在这种消费意识的笼罩下,多数民众经常性地处于一种购物焦虑中:如果没有消费某一处于话语霸权中心的商品符号,则意味着自己属于社会边缘人士;于是,他们会想尽种种办法去消费这些商品,直至消费了这种商品,其社会焦虑感和压力才能得到缓解和释放;然而此时,话语霸权创造的新商品符号又开始出现,民众又处于另外一个焦虑和消费的循环。由此可见,超越财力限度的“超前性消费”已成为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和人们异化的自我表达的意义源泉。在当代中国,它表现为不顾他人与子孙后代的生态权益而一味追求现时消费。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如全民兴起的购买商品房热潮。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要求在婚前解决私有住房问题,因此不顾才工作几年的有限财力,不惜成为家庭或亲戚朋友的经济负担,宁愿负几十年的“房贷”而成为“房奴”;更有甚者,许多“有钱人”无居住需要而购入大量房产,以作投资之用。这种“超前性”的“物质变换”破坏了规律客观性。因为年轻人提前拥有自己的住房则必然使本已存在的待租房空置;投资房占用可耕地却不能及时发挥居住作用;此外,房地产企业提前进行的新一轮扩大再生产必将造成更多的空置房。这些都可能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而引发生态危机。

其三,超越环境限度的“过度性消费”。其成因在于:消费水平成为个人成功的标志。在一般的意义上,市场经济倡导功利主义主宰下的“个人本位”,使得个体以一种自我中心的方式存在于社会,而社会关系仅仅被理解为一种实现个人价值的手段。这移情到消费社会,个人的地位被强烈放大为解决“产品过剩”和“刺激生产”的主体,于是,“高消费”建构了个人的现实生活理想,成为他不懈奋斗的动力机制。而当人们首肯这种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系统时,就会将消费品位、时尚及所谓生活质量当作衡量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这种“标志”必然带来个人不顾社会与环境限度的“过度性消费”,从而形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对立。其典型例子如中国当下的小汽车消费。在一个人口众多而人均可居住地过少的中国,目前小汽车的私人拥有量已超过1亿辆,这真算得上不顾国情的“过度性消费”。其危害性正如《新世纪》周刊所报道的:“早在2007年,世界银行和当时的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共同进行了一项研究,形成的结论之一是:以PM10为指标衡量的空气污染,每年在中国导致35万至40万人‘早死’。”不仅如此,如此众多的小汽车上路,造成城市交通的普遍性拥堵,从而造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对立,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四,超越绿色限度的“野蛮性消费”。其成因在于:传统消费文化观的转型。消费在“本然”的意义上是对人的生存与发展之实际需要的满足,由此决定了消费的本质是对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据此,中国人传统的消费文化观崇奉“节俭”——它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勤俭创业、安身立命的道德戒律,而且是增加社会财富,减少消耗,促进生产的经济信条。但是进入消费社会后,消费发生了价值尺度的根本转换,其典型特征是“消费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背离:任何物品,只要有人消费,不管其结果是否弊大于利,都具“消费价值”;反之,任何物品,不管其“使用价值”是否尚存,只要使用者不愿再用,它就不再具有消费价值,就要被当作废弃品扔掉。在这种视角下,传统消费文化观的“节俭”美德被视为“过时”,遵守这种美德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这就必然引发“花钱有理,浪费无罪”的反向道德恶果。这方面的主要例子如2005年6月1日《光明日报》所报道的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商品过度包装涉及许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约为83万吨,其中6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而当前我国所有商品包装所用的塑料制品,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被土壤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