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分化的必然性

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分化是必然的,分化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复杂的思想根源和混乱的组织根源。

首先,转型期中国社会现实的复杂与多变,导致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矛盾与变化,出现政治理念的分歧,这是导致队伍分化的社会根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遭到严重破坏,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当政的封建王朝无力挽救民族危亡,顺从列强的意志听任宰割,中国沦入国将不国的境地。因此,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封建王朝体制以及支撑这一体制的思想观念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下,受到国人普遍的质疑。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寻国家的出路,并尝试实施国家体制的转型。然而戊戌维新运动夭折,晚清新政失败,在大清帝国框架内转换体制的希望落空;辛亥革命后共和体制的蜕变及军阀统治的混乱,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陷入绝境。政局的动荡与剧变使整个社会随着转型实践的屡次失败而日益坠入全面危机之中。

追随时代潮流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知识精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年少时都接受过中国的传统教育,憧憬过“状元及第”的仕途梦幻;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思想启蒙,出国留学时“欧风美雨”的熏陶;也经受过国内革命的洗礼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们有着改造社会的急切愿望,但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前却又不知道如何破旧立新。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的纷争时,这批知识精英面对中国问题解决的道路选择,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有过迷惘、矛盾和变化,以致出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有醉心于欧美模式,有人转向苏俄模式。而不同的政治理念会影响政治主体的心理价值取向,进而指导其政治行为,影响着政治制度的性质和内容。以戴季陶为例,他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思想就曾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动而多次发生变化:辛亥革命前,他的政治理念比较模糊,从倾向于二元君主立宪制转向议会君主制,后又主张民主共和。五四时期,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并认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想把马克思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但最终又竭力否定马克思主义。他提醒先进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要加以引导,告诫政府和资产阶级要学英国的“退让精神”;他认为俄国革命是一场灾难,希望“不要步俄国阶级压迫之后尘”^[1]。期望“中国可以循社会民主主义的正轨,向平和文明的方面进步,免除激切的社会革命危险……总以为温和的不流血的进步是最好。”^[2]他既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又否认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这种思想和行为上的矛盾与变化不只是戴季陶一人,可以说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都经历过无政府主义者或三民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历程,经历过从“康党、乱党到共产党”的人生轨迹,而后又出现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不同的道路选择。

可见,复杂的历史舞台,多变的社会环境必然导致人们思想不断发生变化,政治理念产生分歧,队伍也随之发生分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发展性和复杂性,客观多源的思想潮流,在各自身上留下色彩各异的投影,不同的投影带来不同的政治理念,这是队伍分化的思想根源。

历史是有台阶的,人类思想的进步也是拾级而上的,不同阶段不同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发展性和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发展性。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部分旅欧学生,其中既有资产阶级维新派,也有革命派,他们开展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翻译介绍社会主义著作,讨论社会主义思想的活动,此阶段局限于理论的研究与介绍。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倡导社会革命,在国内演讲社会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但他主观上仍将社会主义包举在三民主义的体系之中,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在理解上是有局限的。按照皮明庥的研究,孙中山可能是最早研究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人,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倾向,主要在于对劳工的同情而非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只是用于防治资本主义的流弊。第三阶段是五四运动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高潮。尽管此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正如瞿秋白所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3]。但其时,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已发展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来宣传和介绍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呈现出复杂性。五四前后,在中国传播的各种思想就社会主义而言,涉及的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孙中山说社会主义不止有57种。^[4]无政府主义、合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不同的社会主义又存在阶级的、哲学的、心理的、政治的差异。而急切找寻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对此兼收并蓄,作为他们探讨中国出路的思想依据,许多人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于是,各种“思潮”“主义”风起云涌,所倡导的救国“方案”、政治“主张”此起彼落。这种纷然杂陈的思想状态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身上都出现过,各自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而且不同的人生际遇又会打上不同的思想烙印,留学苏联的年轻一辈如俞秀松、瞿秋白、沈泽民等,深受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留学日本的陈望道、施存统、戴季陶等则更多的是从学理上去研讨马克思主义。各式各类知识分子在探索中论争,在选择中取舍,在分化中重组。

总之,客观多源的思想潮流迎面而来,在他们身上留下色彩各异的投影,产生不同的政治理念,队伍的分化自然不可避免。可以说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使他们终于分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5]

再次,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鱼龙混杂,不同政治理念的人掺杂其中,必然会在政治斗争的角逐中分化与重组,这是队伍分化的组织根源。

政治界、思想界的人物往往具有多重色彩,其身份又是多变的。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当中既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国民党的理论家,甚至还有一些政客混迹其间。就当年在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三股力量而言,其成员也是五花八门的。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主要代表人物有李大钊、胡适、陈望道、鲁迅等;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和“觉悟社”,其中既有国民党右派戴季陶、沈玄庐,也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还有共产主义者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组织“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研究系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仅限于纯学术的研究,无心涉足政治领域。可见其队伍鱼龙混杂,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想法甚至相反的考虑,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很难达成共识。或者说他们的思想本来就没有定型,必然会在政治斗争的角逐中分化与重组,这是队伍分化的组织根源。

况且,在崇尚宽容、开放的五四时期,不仅人们的思想是色彩斑斓的,而且建立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个体身份^[6]也带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多样性,致使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身份有些是即时性的,转换和变化是相当频繁的,无须过多地考虑也无须付出任何政治代价。这种即时性的、流动性的个体身份同样预示着队伍分化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