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性”而言,它是一个众说纷纭、含糊不清的概念,学界对于“现代性”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从当前影响力来看,吉登斯、哈贝马斯和福柯对“现代性”的界说比较有代表性。“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哈贝马斯从哲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福柯同样也从哲学的视角出发,不过却将现代性视为一种批判精神”[5]。尽管说吉登斯等人对“现代性”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却可以发现,现代性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深刻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特征,即变动性。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哈维所指出的,“最‘现代的’作家们已经认识到了有关现代性唯一可靠的东西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乃至它对于‘总体化的混乱’的爱好”[6]。现代性的内涵是同现代社会的生成、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现代社会生成、变化的集中体现,易言之,现代性同现代社会的生成是同一过程。
从社会结构的变革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社会是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局域性的、稳固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稳定的、保守的社会秩序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而现代社会的兴起则意味着这种稳定性的终结。现代社会的生成本身就是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不断消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不断处在流变过程之中,犹如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与此同时,整个世界越来越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样一个整体中,人身处其中,并不断地经历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变革。“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7]
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三十多年,更是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现代性不断展开的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中,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转变。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被不断地消解掉,没有哪一种道德、观念能够具有持久性。新的观念不待完全形成就已经开始被消解掉了,用马克思的话讲,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8]。作为现代社会生成体现的现代性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代大学生,进而影响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怀疑精神的过度张扬。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生机与活力是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它不断地反对传统社会并推动自身向前进步。因此,“发展”实际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旋律。在发展的过程中,现代社会将其魔幻般的巨大创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现代社会的这种创造力表现为发展的欲望以及对现状的不断否定和更替。在此过程中,一切因素都不再具有其坚固性,一切都必须被置于“怀疑”的光辉下进行考量。现代社会一方面在反对传统社会的一切因素,另一方面也在对自身进行消解与重构。“从我们穿在身上的衣服、到织出它们的织布机和纺织厂、操纵机器的男男女女、工人们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区、雇佣工人的工厂和公司、一直到将所有这些人与物包容在内的城镇、整个地区乃至国家——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在明天被打破,被打碎、切割、碾磨或溶解制造出来的。”[9]
现代社会的这种变动本身在思想上表现为怀疑精神的盛行。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它一方面在展示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另一方面它却将这种创造力变成一种破坏力,从而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和盛行。[10]当现代社会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创造力被赋予永不停息的脚步时,这种创造力便成为一种破坏力。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也就成为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影响下,知识日益变成一种商品。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体现,知识本身是有其稳定性、继承性的。然而,当知识以商品的形态出现时,它就不再具有这种稳定性,它开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遗弃的东西。在此情况下,对知识的习惯性怀疑也就成为一种可视的现象。这种怀疑态度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我们更多地强调其社会和政治功能,而很少强调个人方面。在重视社会和重视个人之间,我们更多的是倾向于社会方面[11],要求学生能够做到整齐划一,这在传统的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是可行的。然而,在现代性的影响下,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怀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风气,尤其是当现代性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人们面前时,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一方面,现代性不断地将我们以往所熟知的认识不断加以怀疑、否定,另一方面,当我们不断被卷入到全球化的漩涡时,各种社会思潮随之涌入中国,这种情况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与社会的脱节[12],加剧了一些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怀疑或冷漠态度。
第二,教育权威性的消失。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权威机制,它是以文化和知识的优势来完成教育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权威性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保障。这种权威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尤其如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灌输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有权威,一旦失去权威,灌输必然失去基础,灌输的效果就大打折扣”[13]。现代性所强调的消解过程与理性的祛魅正是使得权威性不断被弱化的主要因素。在教育的权威性不断被弱化的过程中,教师首当其冲。究其根源,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于现代性对神圣性的消解。
在瓦解传统社会的过程中,现代性作为否定一切的力量,它将传统社会的一切,包括道德的、宗教的、家庭的、伦理的等一系列因素都予以消解。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产阶级将传统职业的神圣性统统抹去,资产阶级“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14],教师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变成一种职业,并且不断地在接受着受教育群体的监督与质疑。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群体,当其职业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的时候,教书育人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这对以权威性为基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更是如此。
现代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的影响体现的是一系列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追根溯源是在现代性的影响之下产生的。因此,如何思考、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问题都必须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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