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3月14日，卡尔·马克思逝世。他的逝世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恩格斯在1883年3月14日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十九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想了。……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了”[9]；在1883年3月15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再次强调：“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10]马克思逝世后，原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个人共同分担的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落到了恩格斯一个人的肩上，与此同时，恩格斯还担负起了整理马克思遗物，整理和出版马克思遗著的繁重任务。[11]恩格斯在1883年4月11日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指出：“我的老朋友[12]逝世以后，我忙于通信，处理各种事物，校阅遗著等等，因此只能做些最迫切的事情”[13]；在1883年4月30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提到：“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14]在1883年6月12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恩格斯将马克思逝世后他除通过通信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的任务概括为：“(1)整理遗物，而且几乎都得我亲自动手，因为除了我，没有人熟悉旧的书稿。……(2)准备第三版[15]，把法文版所作的种种修改和某些补充加进去，还要看校样。(3)利用现有的机会出版英译本(……)，然后亲自校订译文(……)。(4)核对第二卷开头部分的三、四种稿本，做好付印准备工作，并把第二卷[16]全部誊清。”[17]
1883年8月，恩格斯在刚刚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最后校订工作，并已安排妥当《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的情况下，多次指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在1883年8月12日致加布里埃尔·杰维尔的信中，恩格斯告知：“从海滨一回来，就着手校订第二卷。”[18]在1883年8月30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强调：“我一回去，就要坐下来搞第二卷，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19]但是，尽管恩格斯拥有这样的良好愿望，可直到1884年1月底2月初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却并不允许他这样做。在1883年11月30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恩格斯抱怨：“为了治疗那实际上并不严重但是很令人讨厌的慢性病，我也已经卧床一个多月了”[20]；在1883年12月13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强调：“卧床以来，到今天已经有八个星期了”[21]。1884年1月底2月初，待恩格斯的体力稍有恢复，可以工作之时，恩格斯再次重申整理、出版第二卷是当时最紧迫的工作任务。他在1884年1月26日和28日间致查理·菲兹吉拉德的信中指出：“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22]编辑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给身体状况欠佳的恩格斯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辨识马克思字迹的压力。在1884年２月5日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恩格斯写道：“咳，这个第二卷！我的老朋友，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希望尽快地把它整理出来啊！……我特别担心，因为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23]在1883年4月11日致费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的信中，恩格斯感叹道：“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大量手稿，我必须先通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24]第二，在马克思的大量遗稿中整理出“马克思的真正著作”的压力。恩格斯在1883年5月22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强调：“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25]；在同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强调：“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其中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要从中搞出一份定稿来，那可是一件吃力的事情！”[26]在1883年8月30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指出：“要坐下来搞第二卷，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除了完全写好的部分外，其他的还很粗糙，全是草稿，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但也很费劲。”[27]在1884年1月28日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恩格斯表示，“至于第二卷，我终于开始整理它了。……对我最重要的是尽快出书。其次，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28]上述书信表明，直至1884年1月底2月初，恩格斯都认为其最重要的工作是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而且认为这项工作是需要花费相当多的劳动，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工作。但是，短短的两个月之后，即在1884年4月初，恩格斯便放弃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急迫任务，转而写作《起源》。恩格斯的工作转向构成了《起源》写作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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