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证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工作转向后，人们不免会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恩格斯放弃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急迫任务，转而写作《起源》呢？从表面上看，恩格斯转而写作《起源》的直接动因是为了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如《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指出，“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29]，“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30]但是，既然《起源》写作的直接动因是执行马克思的遗愿，那么人们不禁会进一步追问，马克思生前为什么要用他的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恩格斯又为何会在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年放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整理出版工作而开始撰写《起源》，以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起源》写作的理论与实践背景。
(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需要
探索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进而向未来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
在唯物史观创立之前，唯心史观在历史观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这种历史观不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去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在每个时代中去寻找，不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而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便是批判。即便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在历史观领域也未能将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1]。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32]，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33]。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资产阶级学者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的过渡阶段，而是把它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形式，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畴是永恒不变的，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永恒的制度，以此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畴是受到历史限制的、暂时性的社会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为了还原人类历史的本来面貌，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便开始探索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客观规律，并将其作为毕生追求和奋斗的目标。在19世纪40年代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所有制发展的角度勾画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真正科学。在《形态》中，他们第一次把社会历史划分为相继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论证了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的历史观的前提，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4]，“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35]。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就创立了唯物史观，并阐述了其基本原理，但当时唯物史观在理论形态上还只是一个假设，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未经对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全面分析而得到科学的验证。《资本论》部分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用于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应用于一门具体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36]，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被共产主义所取代、走向灭亡的全过程，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具体历史性质，使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部分得到了科学验证。
在《资本论》的最初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以生产方式的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发展状况为侧重点，将人类历史发展归结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三大社会形态，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大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37]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出了经典表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证明了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38]，“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39]。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40]。“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41]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2]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43]然而，尽管《资本论》使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及其之后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部分得到了科学验证，但由于此前研究原始社会的材料极其匮乏，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状况知之甚少，因此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之前的历史中还处于假说状态，人类社会由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向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社会的过渡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这一点便很自然地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加以歪曲和利用来替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作辩护。他们否认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形态，把“史前史”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企图用“文明史”来代替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把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一些现象看成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普遍现象，以此来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作论证。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解释。”[44]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不弄清原始社会的状况和发展规律，就无法描绘出一幅完整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全景，就不可能完全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为了更好地解决自己著作中与生产方式概念、国家的起源、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等有关的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问题”[45]，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大厦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概念——国家、所有制、男人和女人的本性、婚姻、家庭、劳动、贸易、乃至资本本身——并不是基于人性、逻辑或上帝这类非历史现象的不可动摇的东西”[46]，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始加紧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以期说明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经由阶级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
1877年，美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以下简称《古代社会》)一书出版，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摩尔根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这个社会本身不存在阶级、私有制和国家。摩尔根的著作“发现和恢复了……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47]，“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原始时代——国家产生以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48]。于是，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原生形态”便被真正发现了，这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发展，验证和完善唯物史观，论证私有制社会是从原始公有制社会发展而来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历史事实根据。因此马克思一经发现《古代社会》这部书，就非常重视，在仔细研读《古代社会》一书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摘录和批语，于1880年至1881年间作了《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以下简称《〈古代社会〉摘要》)，“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49]。然而，死亡使马克思未能完成这项任务。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批语和补充材料。恩格斯确信“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50]
因此，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唯物史观，使唯物史观在文明社会之前的历史中得到科学验证，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写一部系统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国家理论的著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为基础，结合自己对古希腊罗马史、古代爱尔兰史、古代德意志史等等的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献，写就了《起源》一书。
(二)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驳斥资产阶级“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的实践需要
自资本主义制度确立那天起，资产阶级学者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和范畴看作是永恒不变的，鼓吹各种唯心主义社会学说，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等方面竭力为资本主义辩护，论证资本主义永世长存。
家庭发展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否认家庭发展史，就难以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后来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起源和发展，进而否认了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历史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和北美先后确立，资产阶级学者便开始从家庭的角度为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作论证，他们不仅宣称，“父权制家庭——拉丁式的或希伯来式的——是原始社会的典型家庭”[51]，“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52]，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53]。这样，资产阶级学者就否认了家庭的历史发展过程，继而否认了人类社会后来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起源和发展，从而为资产阶级家庭关系的永恒性，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作了论证。
19世纪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为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和种种弊端，资产阶级学者大肆宣扬私有制自人类出现起就已存在，甚至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出现资本。例如，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罗·托伦斯在《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一书中谈到资本的起源时曾说：“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54]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所接受，随着欧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团体的纷纷成立，资产阶级惶恐万分，掀起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浪潮。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从私有制的合理性出发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如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廉·罗雪尔在其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1854年)中宣称：“私有财产权的合理性，是根据每个工人可以把他的劳动果实或者消费掉或者储蓄起来这个天赋权利而发生的。”[55]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在《自然价值》(1889年)一书中指出：“对于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收益的归算，按照它们各自的生产贡献的大小来进行，这是一种自然的经济法则；它对一切形式的经济生活都有效——不论是在共产主义国家，抑或现在的国家。”[56]另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57]。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代表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58]，试图用改良方法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认为“私有财产的原则不一定会和那些自然的和社会的罪恶联系着”，[59]可以通过立法等手段来改良资本主义，使其“不是助长财富的集中而是助长它的分散——不是尽力去保全大宗财产，而是去鼓励它们的分割”[60]，使人们“能够在合作或互相协助的关系中工作”[61]。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真总结公社战士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国家与革命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以暴力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且在思想上武装了各国社会主义者，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面对这种情形，各国统治阶级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恐惧和仇视，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资产阶级思想界向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发起了猛攻。他们竭力宣扬“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宣称国家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国家是超阶级的‘和睦的人群’，是具有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和等级之间协商一致的共同体……资产阶级国家是人类美好的千年王国”[62]，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国家的永恒性。
除了上述资产阶级学者所进行的种种“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的舆论喧嚣之外，各国资产阶级执政者还在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加紧对社会主义者和工人群众进行镇压[63]的同时，推行一系列改良政策，披上社会主义的外衣，挂起“国家社会主义”的招牌，试图以此制造对国家的迷信心理和对议会制度的崇拜，分化和瓦解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将其纳入资产阶级的轨道。例如，俾斯麦政府尽管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取缔党的一切组织和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查禁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没收社会主义文献，镇压社会民主党人，但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所谓的《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残废和老年保险法》等法令，以表明他的政府极力维护工人利益，宣布主要铁路国有化，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俾斯麦政府的后一种做法得到了御用学者的遥相呼应，他们组织起“讲坛社会主义”，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强调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够调和对立阶级的利益，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吹捧俾斯麦的社会改良和“国有化”措施都是“社会主义的一点一滴”。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64]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当局的这些伪善措施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虚伪理论，指出：“最近……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65]。这些伪善措施和虚伪理论在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广为传播，以至于恩格斯在其书信中强调：“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66]“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委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67]这些伪善措施和虚伪理论的影响极其恶劣，在相当程度上制造了对国家盲目迷信的现象，恩格斯指出：“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68]在上述资产阶级“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盛行的情况下，从理论上阐明国家的阶级本质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彻底破除人们对国家的迷信，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恩格斯面临的最紧迫任务。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国家问题上、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问题上的颠倒是非，是以对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是非颠倒，以对家庭、私有制的发展史的充耳不闻为前提的[69]，因此为了揭示国家的阶级本质和历史起源，就必须阐明国家出现以前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阐明家庭、私有制的起源。正是在这种实践背景下，恩格斯开始撰写《起源》一书。
(三)用正确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现实需要
资产阶级“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以及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共同作用，对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成分不断增长。这些机会主义者附和资产阶级的国家理论，迷信资产阶级国家，认为只要无产阶级能够争得更多的选票和席位，资本主义便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放弃了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在德国，1875年5月22—27日，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通过哥达纲领草案。哥达纲领草案是爱森纳赫派对拉萨尔派无原则妥协让步[70]的结果，全篇充斥着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观点，主张“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71]，“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72]，等等。哥达纲领草案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产生了恶劣影响，马克思在1877年10月1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人(上等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其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认真的、客观的研究)。《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73]。马克思强调：“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74]。1878年10月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困难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由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奥·施拉姆组成的苏黎世三人团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了具有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试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他们主张：“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75]；“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76]；“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77]苏黎世三人团由于担负着组织出版，甚至监督、检查拟在苏黎世重新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任务[78]，因此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79]，伯恩施坦曾经明确指出：“至于报纸的立场……我们认为，报纸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立场。”[80]在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党内抬头的情况下，党的一些领导人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没能做出鲜明而正确的判断，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动摇[81]，例如，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党表现出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和糊里糊涂[82]；在关于新的党的机关报的立场问题上，菲勒克表明：“已经指示‘新报纸’……采取冷静克制的立场……人们至多可以指责伯恩施坦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说在我们确实不能打出鲜明旗帜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83]；在1879年3月17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中，李卜克内西公开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它是一个改良党，在1880年2月17日在邦议会的演说中，李卜克内西又说，既然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立法机构的选举，它就不是一个变革党。[84]在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不仅在党内抬头，而且已经影响了党的领导，使“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85]的情况下，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这封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指出：在苏黎世三人团那里，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了一边去，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便成了“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86]，但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87]，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88]。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89]，1882年秋，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分裂为两个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即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机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在罗阿讷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两派之间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即：“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90]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可能派)赞成后一种做法，因此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机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他们取消了由马克思1880年5月帮助制定并于1880年11月由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通过了作了根本修改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91]的新的纲领导言，同时赋予各选区制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并确定了党新的名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而在罗阿讷举行的马克思派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派确认自己忠于1880年批准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宣布它是党的所有联合会和小组统一的和必须遵守的纲领，肯定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剥夺它的权力并将其成员开除出党，保持了法国工人党的名称。[92]但是，即使是“罗阿纳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93]。
在英国，“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94]。关于英国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曾评说道：“只有当工人感到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被打破时，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95]19世纪80年代，伴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逐步丧失，同时受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政党组织的影响，英国工人运动初步高涨，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活跃，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起来。1881年6月8日，在亨·迈·海德门领导下建立了由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激进派团体组成的民主联盟[96]，其纲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97]，奉行改良主义，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1884年1月4日，费边社在伦敦成立。“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起来的集团”[98]，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会主义”[99]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00]
在美国，工人运动表现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地方性运动。亨利·乔治认为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101]，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102]。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试图在不触动雇佣劳动、不触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条件下，通过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的方式，来使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自行消灭的主张，实质上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端派提出的观点的延续，是试图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并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的尝试。[103]第二大派别是劳动骑士。劳动骑士于1869年在费城创建[104]，“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105]，其“领导层原则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06]。恩格斯认为，在19世纪80年代，劳动骑士是最典型、最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形式，用劳动骑士这块原料必定能塑造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塑造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107]第三个派别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76年在费城成立，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成。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极少，党的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开展政治工作。[108]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党徒有虚名，因为……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实际上都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出现。……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使用本国语言的德国移民，大多数人都不太懂当地通用的语言。”[109]
在上述资产阶级的“超历史和超阶级的国家观”以及改良资本主义的主张和政策已经使工人队伍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成分不断增长，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已经模糊，科学社会主义所提出的任务已从根本上被消解的情况下，清除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用正确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全面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性质、方式、道路和目标，已经成为恩格斯面临的迫在眉睫的任务。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恩格斯决定写作《起源》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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