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的《起源》先后出了六版，其中第二版和第三版是第一版的翻印，第五版和第六版是第四版的翻印。因此，在这里将着重介绍第一版和第四版的出版与传播情况。
(一)《起源》第一版的出版与传播
1884年10月初，《起源》在瑞士苏黎世问世，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者为第一版写了序言。《起源》之所以在瑞士苏黎世出版，而不是在德国出版，是因为当时德国正值反社会党人法时期，而《起源》又并非是一部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如在德国出版《起源》，则很难不被查禁。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1884年4月26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关于专偶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代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因此，“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会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332]。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源》第一版在瑞士出版。
1.《起源》第一版的出版
鉴于《起源》的写作正值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因此恩格斯自写作的第一天起，便不得不思考以下问题，即：要不要写得符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不符合要求会不会被查禁？在哪里出版可以不被查禁？等等。围绕这些问题，以时间为线索，对《起源》的出版过程考证如下。
恩格斯最初萌发写作想法时是希望能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或《新时代》上发表。例如，他在1884年2月16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333]后来，关于发表问题，恩格斯希望能够在《新时代》发表的同时，出版单行本。例如，3月24日，恩格斯致信卡尔·考茨基，强调：“一有功夫，我就把这本书为你给《新时代》作一番加工，但你们一定要出单行本(搞成以后，大概有三个印张)”[334]。
开始写作之后，恩格斯越来越意识到他所写作的东西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让《新时代》杂志承担风险，建议考茨基不要在《新时代》上发表，而是在苏黎世或斯图加特承印，但以苏黎世出版商的名义出版。他在3月24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详细阐明了这一想法，指出：“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335]。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专偶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代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会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到下星期，我大概可以完成(肖莱马又在这里，要住到星期一)。足足有四个印张，甚至更多。你们读了以后，如果愿意冒险刊登在《新时代》上，那一切后果落到你们头上，可别怨我。如果你们明智一些，不致为一篇文章而让整个杂志担风险，那就把这篇东西印成小册子，或者在苏黎世印，或者照《妇女》一书处理。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336]
1884年5月17日，当恩格斯接近完稿之时，建议可以在《新时代》上发表《家庭》一章试水，同时全文印成单行本。他在1884年5月17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说：“稿子今天写完，还要再校阅一遍并作最后的润色，这需要几天的时间。随后即寄给你们。我想，考茨基可以在《新时代》发表关于家庭那一章(删去一夫一妻制)，作为试验，而全文则应当印成单行本。在哪里出版，如何出版，关于这一点，你们接到稿子以后可以向我提出建议。……文章很长，约一百三十页八开纸，而且写得很密，标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37]5月22日，恩格斯将除了最后一章外的书稿寄出，将在斯图加特以假公司名义出版还是在苏黎世马上出版书稿的问题交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并再次表示了对被查禁的担心。他在1884年5月22日致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稿子寄上，最后一章还需要校订，暂缺。你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于德国合法的市场是不适宜的；请仔细考虑，是否用一个假公司的名义，在斯图加特出版，或者马上就在苏黎世出版，请写信告诉我。从《普鲁士烧酒》以来，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一律被查禁。如果稿子发往斯图加特，我不希望预先交给在那里独霸天下的聪明人[338]去评判。无论如何我应当亲自看校样，请寄给我两份纸张好、页边宽的校样，否则不可能作仔细的校对。收到稿子，请用明信片告知。今晚或明天答复你们的来信；为了完成这件事，我把一切都搁下了”[339]。
5月23日，恩格斯询问收稿情况，并就是否在《新时代》发表部分内容以及如果发表、发表何部分内容的问题进行补充。他在1884年5月2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一至八章稿子谅已收到，是昨天用印刷品挂号寄给你的。如果你想从中抽出一些供《新时代》发表，那最好象我向你建议的，抽家庭那一章，把一夫一妻制删去。那里对一夫一妻制已经预先作了充分的说明，足以构成一定的完整性。”[340]
5月26日，恩格斯完成了最后几个印张的修改工作，计划于次日寄出。恩格斯致信劳拉·拉法格说：“最后几个印张明天寄出。要多少时间印出来，我不知道。”[341]恩格斯将最后几个印张寄出后，预计书稿将进入出版流程，因此在1884年6月6日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告知：“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即将出版。”[342]在1884年6月20日致约翰·菲力普·贝克尔的信中说：“即将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想必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343]
然而，图书出版和在《新时代》发表部分章节的事情进展得并不像恩格斯想象的那样顺利。1884年5月29日，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内考茨基同出版者狄茨和一批撰稿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他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一些章节。[344]恩格斯在看了伯恩施坦的来信后，于1844年6月[21—]22日致信考茨基，询问道：“谅你已从萨尔茨堡旅行回来了，并很快会告诉我，《新时代》的事情在尼喀河畔斯图加特是如何了结的。根据爱德和奥古斯特给我的来信，我断定，聪明的先生们当时多少还是给制服了。也该是我知道我那部稿子命运的确定信息的时候了。”[345]1844年6月[21—]22日至7月11日间，在狄茨就在斯图加特出版《起源》一事不置可否的情况下，卡尔·考茨基询问恩格斯，是等狄茨表态还是在奥地利出版《起源》。1884年7月11日，恩格斯给卡尔·考茨基回信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督促卡尔·考茨基采取积极的办法尽快出书。他说：“同狄茨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要是他不置可否，那就不能再等待他的答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这本东西出版，其次，使它不致立即被大批没收。这两条只有在瑞士才能具备。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在奥地利出版，因为(1)这样就要再次延期和重新交涉；(2)书仍然要被查禁，对此你们不要抱丝毫幻想；(3)在奥地利，书不仅可能被查禁，而且可能被没收(请回忆一下你去年秋天给我讲过的维也纳事件)。因此，最后请你们决定采取一种积极的办法！”[346]
1884年7月16日，关于《起源》在斯图加特出版一事，考茨基在和出版者狄茨长时间商谈无果的情况下，告诉恩格斯，该书可以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印数为五千册，其中一千册将交给出版商沙贝利茨在德国发行。[347]恩格斯于1884年7月19日回复卡尔·考茨基表示同意。他说：“只要现在有进展，我同意你的那些建议，我们的工人如能象阅读哥特字体那样自如地阅读拉丁字体，我当然宁可要拉丁字体。开本大致同《发展》一样就行，倍倍尔的《妇女》开本太大。如果你们认为五千册销得出去，那我并不反对。总之，就这样办吧，请尽快把校样寄给我。对沙贝利茨采取的办法也是完全适当的。总之，我们对狄茨百般照顾，结果他却把我们大家都当成他的对头！”[348]
之后，《起源》进入了出版流程。1884年7月28日，恩格斯随给苏黎世社会主义党出版社领导人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一起将校样寄还，并就之后的相关事情提出了建议和希望，他说：“校样随信寄还。今后校样也随时立即寄还。……请把清样寄来，印完之后，请寄来精装的二十五本，平装的五本。册数少了恐怕应付不了。为了节省邮资，可以把稿子同校样包结实了，作为印刷品一起寄来。在此地，稿子和校样的寄费同书的寄费一样，但必须先把邮资全部付清，否则就到不了这里。”[349]
1884年8月1日至6日之间，恩格斯从伦敦来到了南方海滨沃信，因此于1884年8月6日致信爱德华·伯恩施坦，请他费心关照一下，将校样暂时寄到恩格斯的新地址。[350]
1884年8月18日，考茨基致信恩格斯，建议在下一期的《新时代》上刊登恩格斯《起源》一书的出版预告，以使德国难于查禁此书。[351]恩格斯将此事委托考茨基全权处理，他说：“至于我的小册子应该怎么办，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出更好的判断。你们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但是，我敢打赌，它会遭到查禁的。”[352]1884年10月1日，《起源》一书的出版已进入最后阶段，恩格斯致信海尔曼·施留特尔，告知“校样收到并已寄回……现在只等8—9印张的清样。如果其中没有重大错误，就不需要勘误表了。”[353]随后，恩格斯收到了8—9印张的清样，发现了3处错误，因此于10月3日致信海尔曼·施留特尔说，“全部[354]收到，谢谢。只是有下列勘误：第134页正数第8行：Lesellschaft应为Gesellschaft。正数第9行：Gebensbedingungen应为Lebensbedingungen。第144页正数第2行：glatte应为platte。”[355]
1884年10月11日，恩格斯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告知：“与此信同时，你会收到我的一本刚出版的著作[356]；我希望今天还能把它寄出去。”[357]鉴于上述10月3日恩格斯致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和10月11日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可以推断，《起源》的具体出版日期是在1884年10月3日至10月11日之间的某一天。《起源》出版后，恩格斯随即向世界各地分送了三十多本，包括寄送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约翰·菲力·普贝克尔、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今日》杂志和《正义报》等。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5日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信中说：“昨天给你寄去了我那本关于家庭等起源的小书”[358]；在1884年10月15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我昨天给你和爱德寄去了书[359]。已经向世界各地分送了三十多本。我也给《今日》杂志和《正义报》寄去了，其他一些供写书评使用的，恐怕要你们费心了。你和爱德为这本书出了很多力，我非常感激。”[360]
《起源》出版三个多月后，德国有人告诉恩格斯说《起源》一书脱销，似乎已被查禁。为了弄清具体情况，恩格斯于1885年1月17日致信海尔曼·施留特尔，请其帮忙查清情况。恩格斯在信中写道：“波恩有人告诉我，《家庭……的起源》一书脱销；书商们说，出版者从瑞士通知他们说，该书似乎已被查禁，于是朋友们从四面八方纷纷向我打听：在什么地方能弄到这本书。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正式宣布查禁，而秘密查禁则是荒谬的；假定关于查禁的传闻是从苏黎世传出来的，那就更加荒谬。所以这件事对我说来，仍然是一个谜。也许是政府不愿因正式查禁而使自己处于可笑的境地，因此暗中唆使沙贝利茨在莱比锡的经售人放出这种空气来阻挠该书的传播吧？请您在那里查问一下，并把结果告诉我。我也要设法查明在其他地方是否也采用了类似的策略。”[361]施留特尔了解情况后答复恩格斯说，据他打听到的情况是，并没有正式查禁，但是发生过在莱比锡大量没收这本书的事情。虽然后来把书全部退还了，但是书商还是拒绝接受这本书。从那时起，该书就直接从苏黎世发送，不过需要预订。[362]恩格斯知道后于1885年2月22日回信海尔曼·施留特尔，表示了他的无奈。他说：“您关于所谓‘查禁’的说明，对我来说很及时。这很能说明德国书报销售业的特点。当然，在这里，在找到有足够胆量的经售人之前，也毫无办法。但是，广大的资产阶级读者层不买我们的书，而且这样的胆量也不能得到特别好的报酬。当被查禁的书籍仅仅是激进派或自由派的书籍的时候，当共产主义(1848年以前)还是被资产者当作卖弄的对象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363]
《起源》出版一年多后，原来对是否在斯图加特出版《起源》一书不置可否的狄茨写信给考茨基，表示现在想出版恩格斯的《起源》。恩格斯没表示反对，但请他与《起源》的出版商施留特尔和沙贝利茨联系，由《起源》的出版商决定。恩格斯于1885年11月11日致信海尔曼·施留特尔，说明了这一情况，他说：“狄茨写信给考茨基，说他现在想出版我的《起源》，问我反不反对。我回信说不反对，只要他先跟您和沙贝利茨说好。您看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如果商量出了结果，狄茨答应负责经销，那我当然很满意，但这归根结底还将取决于苏黎世，因为该书已经卖了整整一年没有遭到任何查禁。另方面，正是由于他不果断，付印拖迟了好几个月，现在，在别人冒了风险之后，他说话倒容易了。另外，当时跟他谈判的细节我不知道，所以只能让他找您。总之，这件事完全由您酌定。”[364]施留特尔应该是答应了狄茨的请求，但之后却被狄茨的作为所触怒。施留特尔在1886年3月1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狄茨从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收到一千册该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起源》，给这些书加上了一张新的扉页，便作为第二版在德国出售。[365]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恩格斯回信施留特尔，批评了狄茨的做法，同时也开导了施留特尔。他说：“‘第二版’的事情引起一些担心，不过考虑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第一版’未必有碍于‘第二版’，所以这件事不致有很大弊害。当然，我认为狄茨最好事先同我们商量一下。他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自作主张。这一次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他本来可以譬如通过考茨基不难把这件事告诉我。但是，他喜欢造成既成事实。请您把这话转告给他。”[366]
继狄茨于1886年在斯图加特发行《起源》第二版后，1889年，《起源》第三版亦在斯图加特发行。此两版均按第一版冲印，未作任何修改。
2.《起源》第一版的传播
在《起源》写作过程中以及第一版出版后，纷纷有译者与恩格斯联系希望能够翻译《起源》，其中涉及意大利文译本、波兰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丹麦文译本、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和俄文译本等。
关于意大利文译本，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曾经在1884年11月18日致信恩格斯，询问可否将他的两部著作——《起源》(马尔提涅蒂当时正在翻译这部著作)和《德国农民战争》合成一本书出版。[367]针对马尔提涅蒂的提议，恩格斯回信表示：“该书的题材和《起源》一书的题材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后一著作单独出版好，至于出版的方法，我完全听从您的决定。”[368]1885年4月11日前，马尔提涅蒂完成了《起源》的翻译工作，并将译稿寄给恩格斯。恩格斯在收到译稿后，于4月11日回信并对已读部分给予高度评价，恩格斯说：“我给您写这几行字，仅仅是为了告诉您译稿[369]已经收到并且正在校阅。希望过十天半个月后，能将译稿连同我的意见和建议一起寄还。就我至今已经读了的那部分来看，我认为译得很好。”[370]由于在同一时间内，恩格斯还收到了一份《起源》的丹麦文译稿，同时恩格斯还要校阅《资本论》的英文译稿，因此直到1885年5月19日，恩格斯才将《起源》意大利文译稿校阅完并寄出。恩格斯在1885年5月19日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的信中说：“译稿和我的意见一并用挂号寄上。很遗憾，我没有很好掌握意大利文，不能更好地表述这些意见；我还是希望这些意见您都能懂得。使我惊奇的是，您从未在德国生活过，也没有在德国研究过语言，却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我只发现有几个略语、俗语和成语译错了；这些话对于一个不知道该国日常用语以至方言的人，是不能很好领会的，这些话无论在语法书上或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许多地方，只要您很好地领会了意思，我认为您可以译得更灵活更大胆些。我担心，关于‘马尔克’的那条注释不够明确。我认为应该刊印的只有这一条注释。其余的只是让您知道一下就行了。如您对这条注释发生什么怀疑，请告诉我，我打算改写。请原谅，校阅拖了很久。白天我忙于口授马克思的手稿，晚上也不总是有空的：在同一时间内，有人寄来了一份丹麦文译稿[371]要我校阅，更不要说《资本论》[372]的英文译稿了。”[373]
1885年5月29日，意大利文版的《起源》已经在印刷中，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起源》意大利文版的评价，即“译者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某些地方确实译得很好。但是，不能期待一个在贝内万托自学德语的人，能把德国成语译成相应的意大利成语。我又不能改正这种缺点，因为我的意大利成语，不是意大利的，只是米兰的，而且这也差不多忘光了。”[374]1885年6月13日，意大利文版的《起源》应该已经出版，因此恩格斯致信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表示“请费神把您的译作寄六本给我——这就足够了。”[375]
关于波兰文译本，1884年8月12日，波兰社会党人、政论家玛丽亚·杨科夫斯卡娅-门德尔森(斯·列奥诺维奇)致信恩格斯，请求恩格斯允许将他的著作《起源》用波兰文发表。[376]为此，恩格斯于1884年8月中回信表示同意，但鉴于德国当时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恶劣氛围，所以希望波兰文版一定要在德文版之后出。恩格斯在回信中说：“同意。——我不得不向您提出的唯一的、但必须遵守的条件是：在全书用德文出版以前，您什么也不要用波兰文发表。在德国，此书将立即被查禁，稍一不慎或过早透露，都会引起德国警方的注意，妨碍德文版的推销，甚至很可能使一大批书被没收。因此，收到此信，务请告知，并答应我：您一定履行这个遗憾的必要条件。”[377]玛丽亚·杨科夫斯卡娅-门德尔森在接到恩格斯回信后，立即在8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当天就着手翻译。但后来由于未可考证的原因，于1885年出版的波兰文本最终是由J.F.沃尔斯基翻译的。[378]
关于罗马尼亚文译本，恩格斯在1888年1月4日致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若昂·纳杰日杰的信中有所谈及，他说：“卡·考茨基……转给我几期《社会评论》和《现代人》，在这几期杂志中除其他材料外，还有您翻译的我的几篇著作，其中有《家庭……的起源》。请允许我对您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您盛情地承担了这项工作，使这些著作能为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379]据考证，罗马尼亚文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于《现代人》杂志1885年第17—21期，1886年第22—24期。[380]
关于丹麦文译本，丹麦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桑·特利尔承担了这项翻译工作。恩格斯在1885年2月底3月初校订了丹麦文部分译稿，认为译得很不错。[381]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信中表示仍在校阅《起源》的意大利文译文和丹麦文译文，并阐发了“校订译文有时决不是一件多余的和轻而易举的工作”[382]的感叹。在1889年5月7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说明，“特利尔是我的《家庭的起源》一书的译者。”[383]《起源》的丹麦文译本于1888年出版。
此外，《起源》的塞尔维亚文译本也于19世纪80年代末出版。[384]
关于法文译本，恩格斯早在写作《起源》的过程中，就预料到保尔·拉法格会想将《起源》翻译成法文，但是由于担心保尔·拉法格在翻译时的严谨性，因此迟迟没有答应。恩格斯的预料和担心可以从他的书信中表现出来。1884年5月26日，恩格斯致信劳拉·拉法格说：“我预料，我的《家庭……的起源》出版后，保尔一定很想译它，因为那里面的东西正好是他所熟悉的；如果他要译的话，他必须把握住德文字的原意，而不要用他所喜欢赋予它们的意思，因为我根本不会有时间去加工。……我刚刚赶完的那本小册子，在一段时间内将是最后一本独立的著作。”[385]1884年9月13—15日，恩格斯在致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及拉法格翻译《起源》一事时说道：“关于翻译我的小册子一事，你说的很好很对。但拉法格是怎样翻译的呢？他既不问自己的妻子，也不查词典，一切由他自己干，自作主张：这个德文词相当于那个法文词，而且还以赞赏自己杰作的心情把译稿寄给我。这样干，我自己也干得了。他当然希望马上担负起来，不过我们还得再看一看。”[386]后来，保·拉法格又表示打算把恩格斯的《起源》一书由意大利文转译为法文，这个打算也没有得到恩格斯的同意。[387]恩格斯在1885年5月29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明了他不同意的原因，即“意大利文版的《起源》也在印刷中。但是，你会立刻发现，不大可能从意大利文版译成法文。如果保尔只不过利用它来帮助理解原著，那是他的事情；不然的话，这只能使他搞出低劣的复制本和不好的改写本，而我根本不愿意拿出这样的本子给法国人看。译者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某些地方确实译得很好。但是，不能期待一个在贝内万托自学德语的人，能把德国成语译成相应的意大利成语。我又不能改正这种缺点，因为我的意大利成语，不是意大利的，只是米兰的，而且这也差不多忘光了。”[388]后来，福尔坦表示有兴趣将《起源》译成法文，并于1885年12月6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询问恩格斯，寄去一份试译稿。[389]1886年1月29日，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表示，当时他正在校订“《家庭的起源》——法文译稿”[390]。恩格斯这里提到的《起源》的法文译稿也许就是福尔坦的试译稿。但最终这项计划没能实现。1893年发行的第一次印刷的法译本是以《起源》的1891年第4版为依据的。[391]
关于英文译本，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家、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和美国社会主义者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都希望能够翻译。从恩格斯的相关书信来看，综合考虑《起源》翻译的难度、英美书报销售业的条件、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阶段及美国工人的需要、恩格斯著作的整体英译本情况等，恩格斯更倾向于由艾威林博士来翻译并在伦敦出版《起源》。恩格斯在1886年8月13—14日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说：“现在谈谈《起源》。这本东西比《状况》难译得多，每一页也许都要您付出较多的精力和时间。不过，如果我有时间校阅译文的话，这一点倒不会成为障碍，但您得付出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页边留宽一些，以便修改。这里还要注意一个情况。既然这本东西要用英文出版，那就应该在出版后使读者在普通的书店里就能买到。我估计《状况》就不会是这样。只要美国书报销售业条件同欧洲没有多大区别，书商就不会出售同他们没有联系的工人政党的机构出版的东西。正因为此，宪章派和欧文派的出版物任何地方也没有保存下来，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甚至英国博物馆都没有；正因为如此，我们德国党的所有书刊在书店里也买不到(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很久就是这样)，在党外，读者始终不知道这些书刊。有时候这种情况是无法预防的，但应该尽量避免。四十多年来，我在德国吃过这个苦头，现在我想使我的著作的英译本避免这种情况，这一点您是不会责备我的。英国的情况是：现在或者最近将来能为社会主义著作找到出版者，我不怀疑，明年我在这里能够出版英译本，并使译者得到稿费；此外，因为我早已答应艾威林博士翻译《发展》和《起源》(只要他自己能为自己的劳动搞到报酬的话)，所以，要知道，美国版不由普通出版社出版，只会减少伦敦版由普通出版社出版并使读者到处都能买到的机会。此外，我并不认为，美国工人目前非需要这本书不可。《资本论》今年年底以前他们就可以买到，对他们来说这是最主要的。我的小册子作为通俗读物为实际宣传的目的服务，未必合适。在目前运动还不发展的阶段，我认为某些法国通俗著作倒是更合适些。……现在再来谈谈《起源》。我不想说，我已经无条件答应艾威林翻译这本东西，但是，如果译本要在伦敦出版的话，我认为我必须请他翻译。所以，最后如何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您在美国出版这本东西的条件而定。……您自己知道，不仅这一本书，而且可能还有其他许多著作，我都有可能找一家资产阶级商业界中有名的出版社来出英文版，而且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翻译工作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会节省我很多时间)，因此，在同意在美国单只出版这一本小册子从而破坏整个事情以前，我得好好考虑考虑。同时，在目前美国反社会主义者的恐怖情况下，我怀疑您能找到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同社会主义著作联系在一起的职业出版者。……现在您可以相信，还要过一些时候美国工人群众才会开始阅读社会主义书刊。那些已经在阅读和将要阅读的人，可以找到足够的材料，他们最不会感到缺少《起源》这本书。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特别是在美国经过了一番非常讲究实际的发展，一点也不重视理论，除非是迫切的需要促使他们去接受理论，所以我的最大指望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从自身错误的后果中得到的教训，会教育他们去钻研理论。”[392]艾威林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恩格斯在世时没有翻译出来。[393]
此外，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5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还提到：“《起源》一书除要译成波兰文外，维·查苏利奇提出要译成俄文”[394]。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该计划没有成行，《起源》的俄文译本后是根据1891年第4版译出的。
综上所述，《起源》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出版后，分别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波兰文译本、罗马尼亚文译本、丹麦文译本和塞尔维亚文译本，其中意大利文译本和丹麦文译本是由恩格斯亲自审定的。除此之外，《起源》的法文译本、英文译本和俄文译本也都在商谈之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翻译出版。
(二)《起源》第四版的出版与传播
1.《起源》第四版对第一版的修订与补充
自《起源》初版问世至1891年的7年时间里，“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395]。1886年，俄国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和瑞士法学家霍伊斯勒分别发表了《原始法权·第一分册：氏族》和《德意志私法制度》；1888年，法国人种志学家勒土尔诺发表了《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90年，俄国社会学家柯瓦列夫斯基和德国历史学家库诺夫分别发表了《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的概论》和《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1891年，芬兰社会学家韦斯特马克[396]发表了《人类婚姻史》，等等。因此，为了恰如其分地照顾到当时的科学状况，也为了弥补以前各版脱销的供不应求局面，恩格斯决定对《起源》第一版进行修订和补充。
关于《起源》第四版对第一版的修订和补充，恩格斯在1891年7月7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指出：“我正在结束《起源》第四版的修订工作。将有大量的重要补充，首先是写了一篇新序言(校样已寄给腊韦，该文可能在下期《新时代》上发表)，其次是家庭一章有重大补充。”[397]苏联学者文尼科夫曾对《起源》第四版对第一版的修订补充情况做过统计研究，他指出，这些修订和补充包括五种类型，共计144处。第一，文字上的修改，不改变本文基本的意义，有51处；第二，明确或发挥本文意义的修改和小的补充，有44处；第三，采用新的事实资料进一步发挥原来论点的，有20处；第四，原则性的修改和补充，有22处；第五，修改原文不确切的，有7处。按章节来看，第二章修改得最多，共75处，占了修改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第七章。修改不大的是第六、九章。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修改的是第一、三、四、五、八章。[398]
以《起源》文本为依据，可以看出第四版对第一版的修订和补充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增写了一篇序言，即《1891年第四版序言》[399]，以厘清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阐明了出版第四版的原因，并简要评述了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肯定了巴霍芬和摩尔根对家庭史发展的贡献，批判了麦克伦南的错误。关于评述家庭史观点的发展的原因，恩格斯指出：“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效尤英国。”[400]
(2)增补了《家庭》章中关于杂乱的性关系的重要论述[401]，以批驳当时流行的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的观点。在《起源》第一版中，恩格斯也谈到了这一时期，但仅限于点到为止，并未展开。例如，恩格斯在指出“摩尔根……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402]，之后，便直接过渡到了“血缘家庭”部分。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403]例如，在1888年版的《婚姻和家庭之进化》一书中，勒土尔诺试图以“完全杂乱的性关系即使在其他动物界里也应该属于低级发展阶段”为论据，来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在1891年版的《人类婚姻史》一书中，韦斯特马克试图以“类人猿是专偶制的断语”为论据，来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反对巴霍芬、摩尔根和恩格斯关于群婚制和母系制的观点，指出性的嫉妒决定了人类从一开始只能实行一夫一妻的个体婚制，而不可能产生群婚制；在原始状态下，男女间的婚姻关系和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感情，以及男子在狩猎生产中的重大作用，决定了当时不可能形成仅由母亲和孩子所组成的家庭，即不可能产生母系家庭或母系氏族，而只能形成由夫妻以及父母和子女共同组成的家庭。[404]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韦斯特马克的观点完全适合当时反进化论思潮的需要，因而《人类婚姻史》出版后立即受到当时几乎所有比较大型的杂志的好评，在欧洲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上述反进化论思潮盛行，否认杂乱的性关系是人类性生活的初期阶段的观点盛行的背景下，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对人类初期的杂乱的性关系问题作了重大增补，从人类进化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人类初期阶段杂乱性关系存在的必然性。[405]
(3)增补了关于群婚制的论述[406]，厘清了群婚的原始形式与最高发展阶段的问题。恩格斯指出：“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407]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仅略略知道一点那种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的群婚，此外就是摩尔根早在1871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408]因此，尽管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谈及了级别群婚，但由于对它了解不多和研究不够，因而对这种群婚在婚姻发展史上的位置、与普那路亚群婚的关系以及与氏族的联系等重大问题，都说不清楚，以至于他错误地把夏威夷岛上的普那路亚群婚看做是群婚制的最早状态。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中也采取了摩尔根的这个观点。在准备第四版时，恩格斯研究了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和阿·威·豪伊特合著的《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一书。此书对澳大利亚黑人部落中通行的级别婚制作了广泛研究，使人们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证明摩尔根关于普那路亚群婚的某些论断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根据法伊森和豪伊特所提供的最新材料，在《起源》第四版中增补了叙述澳大利亚级别婚的这部分内容，并修正了第一版把“普那路亚”看做是群婚最古的和唯一形式的观点。[409]恩格斯厘清了群婚的发展阶段问题，指出“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410]
(4)增补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后的两性关系的论述。[411]恩格斯指出，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是源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之后的传授遗产的需要，当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打碎了专偶制的这一经济基础，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一切对于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时候，专偶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412]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秩序将是：专偶制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个人的性爱将开始发生作用；结婚的决定因素，除了相互爱慕以外，将不会有别的动机。[413]
(5)增补了关于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的论述。[414]恩格斯指出家长制家庭公社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久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415]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416]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现存的最好例子，除此之外，俄国、德意志、罗马、爱尔兰、法国、印度、阿尔及利亚、秘鲁等也都存在或存在过这种家庭公社。
2.《起源》第四版的准备与出版
恩格斯自1890年开始着手准备出版《起源》新版本。在可考证的相关书信中，恩格斯在1890年4月11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首次谈及了出版《起源》新版本的事情，他说：“昨天还收到了狄茨的来信，我……向他证实我同意……再版《起源》作为国际丛书中的一册。我还答应作一些补充。”[417]1890年5月20日，恩格斯已经开始为《起源》新版做资料方面的准备，他写信给弗·阿·左尔格，请求帮忙寻找摩尔根的最近著作——摩尔根的《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418]恩格斯于1890年7月30日前收到了这本书。[419]然而，在1890年8月5日前，《起源》第四版的出版事宜遇到了困难，为此，恩格斯致信出版商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他说：“最尊敬的狄茨先生：费舍对立即再版《起源》又提出反对。对此我确实感到高兴，因为我还打算去海滨，在那里根本无法考虑工作，何况现在工作对我也绝无好处。这样，在这一切还没有得到各方面都满意的解决之前，我就等着。”[420]
1890年12月18日，狄茨再次向恩格斯提起了《起源》的再版问题。[421]恩格斯于1891年2月27日在致安·拉布里奥拉的信中请其帮忙传话：“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422]但是，一方面由于恩格斯的身体状况只允许他“在有阳光的时候写东西，并且一天最多写三小时，往往还只能写两小时，而且即使这样，中间还要有休息”[423]；另一方面由于恩格斯还有很多影响他全身心投入《起源》再版工作的其他事情，因此，《起源》的修订工作还是受到了一定影响。恩格斯在1891年3月1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我本想把全部精力投入《起源》，但费舍却要我为下列著作准备新版：(1)《法兰西内战》；(2)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3)《社会主义的发展》，各印一万册。这样，我只好为《内战》写了一篇导言，已于星期六寄出。同时，我还把正文认真看了一遍，并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增补进去。幸好路易莎承担了翻译宣言的工作。尽管如此，这还是占用了我很多时间。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使用的还是他创造剩余价值理论以前的那些术语，目前，要出版一万册小册子进行宣传，这些术语就不能原样保留下来了，因此我必须把它们全部改成现代用语，并加以说明。最后，也要把《发展》看一遍，并尽量使它通俗些，——印行一万册，不是开玩笑的事。这样，哪里还有时间去做别的呢？要知道，正是在目前，我没有权利推脱这种事情而听任拉萨尔的小册子到处泛滥。这项工作一完成，我就开始搞《起源》，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就绪。”[424]在1891年3月21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再次强调他必须准备上述三部著作的新版并为之撰写新的导言，然后还要准备《家庭的起源》一书的新版(五千册已售完！)。[425]
1891年4月2日，恩格斯就再版《起源》的时间和赠书问题与罗木亚尔多·方土齐沟通，他说：“至于再版后一本小册子[426]的问题，我很想知道，新版何时可以出版；如能在年内出书，我们就可以达成协议。不言而喻，我的著作每出一版，都希望能得到十二本赠书。”[427]1891年4月底5月初，恩格斯已经将整理《起源》的事情提上日程，并计划全力以赴。他在1891年4月30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自然，首先是要整理《起源》[428]，我打算下星期就开始。”[429]在1891年5月1—2日致奥·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强调：“费舍大概已收到《雇佣劳动与资本》所必需的一切[430]。《发展》[431]数日后随即送去。但是今后，一切要求都不要再提了。我答应准备《起源》[432]新版已有一年了，这是应当完成的……因此，如果有谁再想占用我的时间，就请代为解释。我还要把自己的各种通信减少到最低限度，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和你的通信。”[433]
在之后修订《起源》的日子里，恩格斯曾就所缺资料问题向保尔·拉法格求助。他在1891年5月29日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现在谈另一件事。在准备《家庭的起源》新版本[434]时，我手头有一本吉罗－特龙1884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的《婚姻与家庭的起源》。这是他1874年(日内瓦)《家庭的起源》一书彻底修订的新版。他在1884年的新版中声称，摩尔根的某些发现，他在1874年的版本中就已先提出来了。可惜，1874年的版本已经脱销。但是，拉甫罗夫或者勒土尔诺应该有这本书。我极需弄清这一问题，您是否能为我找一本(1874年版《家庭的起源》)，按‘挂号印刷品’寄来，借用几天即可。万一他们两人都没有这本书，您能否通过某个旧书商给我找一本？如果这太费时间，那末(因为没有这本书，我无法继续工作)可否烦您到国立图书馆代为查阅一些问题？(我本可以到这里的英国博物馆去查，但是，(１)我没有借阅证，(２)路易莎的法文又不大好，(３)杜西不太清楚这方面的问题)。问题如下：您知道，麦克伦南发现了外婚制部落，说这种部落只能用抢劫或买进的方式从外部弄到妻子。您也知道，摩尔根(他在《血亲制度》一书里还把外婚制氏族称为‘部落’)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证明，外婚制部落并不存在，外婚是部落里一部分人或一个集团，即氏族的特有现象，在部落内，只要不属同一氏族，便可自由通婚。现在看看吉罗－特龙在第104页的脚注里又是怎么说的：‘摩尔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承认不应该再把部落和克兰混为一谈〈吉罗－特龙所说的克兰相当于摩尔根讲的氏族〉[435]，放弃了他对部落所下的定义，但又无意另下新的定义。’而特龙在描述划分为克兰(氏族)的部落时，其说法和摩尔根完全一样，但又说得好象与摩尔根毫无关联，似乎这是他吉罗－特龙的功劳。他提出自己这种奢望的方式如此暧昧，使我非常怀疑。但由于这个问题是使整个关于原始社会的科学发生了革命的一个发现，故请(如果弄不到书的话)查对一下1874年的版本，并告诉我：(1)他提出什么来反对麦克伦南的外婚制部落；(2)他是否在1874年就已发现，部落划分为外婚制克兰，即摩尔根所说的氏族；(3)(扼要地，几个名称即可)如确有此发现，他引用了哪些例子？他是否承认他所说的克兰相当于罗马、希腊的氏族？关于(1)和(2)：如有可能，请把关键地方的原话摘录下来。”[436]
1891年6月10日，《起源》新版序言的写作工作已接近尾声。恩格斯在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写道：“我正埋头准备《家庭的起源》一书新版[437]，为此，我重新翻阅了八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文献，并将其精华写进书中。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工作时常中断的情况下。不过，最繁重的工作已经过去，以后，我终于又能着手整理第三卷[438]了。”[439]1891年6月13日，恩格斯已写好《起源》新版的序言，并开始联系发表事宜。他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起源》新版的序言[440]已写好，假若你想先在《新时代》上刊用，下周便寄去。如果这样做，请把校样寄来，而且要三份，——其中一份送给腊韦去译成法文；可供旧版使用的译文已经有了。”[441]与此同时，恩格斯也在这封信中表示了对狄茨出版《起源》之事的不满，因为他甚至不知道狄茨要出的是第几版。恩格斯说：“这样，你可以转告狄茨，他已无须等很久了。但还是让他告诉我，这次要出的是第几版？在苏黎世印的五千册，不知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完全不知道我是在准备第几版——第二，第三，第四，还是哪一版？”[442]尽管1891年6月13日恩格斯已完成《起源》新版序言的写作工作，但为了准确无误，他仍致信劳拉·拉法格请求帮忙核实他的一个观点。恩格斯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把新版序言[443]写完了，如果考茨基愿意在《新时代》上刊登，我就寄给他。但在发出之前，有一点我想弄得更有把握。我认为，巴霍芬的新发现可以归结为：(１)他所称的杂婚，(２)母权制是杂婚的必然后果，(３)因此，妇女在古代受到高度的尊敬，(４)向一个女子专属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包含着对其余男子所享有的对同一女子的那种传统权利之侵犯，这样，就必须由女子在一定时期内献身于他人来补偿这种侵犯，或换取对这种侵犯的容忍。关于这第４点，我不是很有把握。这些关于史前时期的著作的编纂者都是些什么样的窃贼，你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只记得在什么地方提到巴霍芬是这一事实的发现者，我相信，甚至还提到他的《母权论》，序言第19页。但我现在找不到这个地方了。我那本巴霍芬的书在你那里，是不是请你看一下(如果记得，就不用看了)，并告诉我，把这一发现归功于巴霍芬总的来说是否正确？我已很久没有看这本书了，为了维护摩尔根的权利，我要给那些剽窃他的著作的人们一点厉害看看，因此我不能让他们抓住我什么差错。一收到你的回信，手稿便可寄出，腊韦也将拿到校样，继续工作。”[444]1891年6月16日，恩格斯将《起源》新版序言手稿寄出，并就发表的内容和题目提出建议。他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附上手稿一份。这份手稿，是全部发表，还是只从第二页上的横线以下，即正文开始的地方起发表，完全请你酌定，标题似可定为：《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作者弗·恩格斯，或者采用某种类似的标题，加上《起源》一书某版的序言等字样。由于工作经常间断，手稿很乱，所以务必请你把校样寄来，并且象我说过的那样，单独有一份给腊韦，他等得很着急。只要从各种通信中腾出时间，我便立刻开始校阅该书；此事不宜再拖延了。”[445]在1891年6月19日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的信中，恩格斯说：“我正在准备《家庭的起源》的新版，其内容将有相当大的补充。”[446]在1891年6月29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表达了他在准备《起源》新版时的无奈，即“我刚刚怀着幸福和满意的心情坐下来研究群婚制，党的纲领又落到了我的头上，而这也是我应当做的事。我本来想使绪论部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我躲到这里来，为的是能写一些信；星期四就回去，再开始研究群婚制。我本来工作得很好——可恨的是时常被打断！……一旦完成《起源》的修订工作，我便重新着手准备第三卷”[447]。在1891年7月1日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表示了工作少中断些的期望，他说：“让工作少中断些吧！两三个月前，我就着手准备《家庭的起源》新版了。本来，两周内即可完成，但当时收到一份新的纲领草案，必须提出批评意见；后来又发生大陆上犯这样或那样小错误的事，这些错误对我们在英国……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等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些又打扰了我，使我中断了工作。不管怎样，这一纲领不仅大部分需要重新修改和补充，而且必须完成，以便继续准备第三卷。好吧，一切最终都会完成的，因为应该完成。”[448]
1891年底，经过修改和补充的《起源》第四版在斯图加特出版，虽然具体出版日期不详，但可断定是在1891年11月10日前出版的。因为恩格斯在1891年12月1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问劳·拉法格：“我三个多星期前寄给你的一本第四版《家庭的起源》，不知收到没有？我往欧洲寄了许多本，均未收到回音。寄往国外的书，哪怕少付半个便士的邮资，英国邮局都干脆予以没收，因此，我开始担心起来。”[449]
第四版出版后，又于1892年和1894年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这两版都是在第四版基础上翻印的。[450]
3.《起源》第四版的传播
《起源》第四版出版后，被译成法文(1893年)、保加利亚文(1893)、西班牙文(1894)、俄文(1894)和英文(1902年)等，其中法译文由劳拉·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451]
1891年3月3日，法国新闻记者昂·腊韦在保尔·拉法格的建议下致信恩格斯，表示他已将奥·倍倍尔的著作《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译成法文，并请恩格斯允许他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成法文。[452]为了了解腊韦的译作，恩格斯请他将“他所译倍倍尔那本书的校样，寄一两个印张来”[453]，并认为可以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不会有变动或变动不大的几章告诉他，使他能动手翻译。不作任何诺言。”[454]然而，恩格斯在看过腊韦的译作后，并不满意，因此在1891年3月1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说，“有一个叫做昂·腊韦的法国人，想翻译这本书[455]。他译过倍倍尔的《妇女》，的确译得并不太好。”[456]为了确保译文质量，恩格斯请劳拉·拉法格帮忙校阅《起源》一书的法译文，从后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劳拉·拉法格同意了这一请求。恩格斯在信中说：“你热情提出要校阅腊韦的译文，十分感谢。腊韦是会高兴的——但是，恐怕你会不高兴。根据我的要求，他试译了两处——最后一章的第121页和第140页，我已看过，现把译文连同我的意见和拟作的改动一并寄给你。请你先看一下，再决定是否承担这一工作。腊韦和一切职业翻译一样，过分拘泥于原文，忘记从法文译成德文或从德文译成法文时，应当把句子颠倒过来。而且，他领会不了德文许多同义词的细微差别；他只知道一个词属于哪一纲，但不知道属于哪一目，更不知道属于哪一科。依我看，这正是大多数翻译的毛病。”[457]与此同时，从恩格斯的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腊韦最初是希望保尔·拉法格来作该译本的校阅者，如恩格斯说：“我将写信告诉腊韦：已把译稿寄给拉法格先生(腊韦推荐他为校阅者)，在未得到拉法格回信之前，不能给他肯定的答复。他既然提到保尔，我觉得在现阶段还是不把你牵涉进去为好。”[458]在1891年4月7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说明译稿由劳拉·拉法格校阅，他说：“有一个现在被关在监狱里的亚尔萨斯人昂利·腊韦……目前正翻译我的《起源》，译稿由劳拉·拉法格校阅”[459]。在1891年4月7日致昂利·腊韦的信中，恩格斯对翻译进度提出了建议，他说：“如果您在本月15日左右开始工作，那末，5月初就可把第一章寄给拉法格；这样，您完成一章就寄给他一章。6月末，您可以结束全部工作；而7月份，我想，您就能收到新版[460]的校样；不过，这并不取决于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大概在9月份即可出书。”[461]在1891年4月30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说：“我给你的提到腊韦的那张明信片谅已收到。他翻译的《起源》将由劳拉·拉法格校阅，否则，我未必会把此事交给他。”[462]在1891年6月1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说，“《起源》新版的序言[463]已写好，假若你想先在《新时代》上刊用，下周便寄去。如果这样做，请把校样寄来，而且要三份，——其中一份送给腊韦去译成法文；可供旧版使用的译文已经有了。顺便提一下，腊韦虽然生在斯特拉斯堡，可是德语却欠通。他的译文中有明显的错误，劳拉·拉法格不得不进行大量工作。她竟然承担了这一任务，我真感到惊异。”[464]在1891年6月13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说：“你不怕麻烦地修改腊韦这份粗糙的译文，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你竟然把这项工作完全承担下来，我对你的勇气感到十分惊讶。我已把他翻译的倍倍尔著作的试译稿寄给你，并附有我的意见，指出译文中类似你所蒐集的那样的错误和疏忽之处，——当然没有你搞的那么完善。”[465]可以看出不仅劳·拉法格校阅了译文，而且恩格斯还亲自审阅了译文，这从恩格斯1891年6月16日致卡·考茨基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由于工作经常间断，手稿很乱，所以务必请你把校样寄来，并且象我说过的那样，单独有一份给腊韦，他等得很着急。只要从各种通信中腾出时间，我便立刻开始校阅该书[466]；此事不宜再拖延了。”[467]1892年4月19日，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再次对《起源》的法译本表示关注，他问道：“顺便问一下，有关腊韦和他的译文情况你听到什么没有？那本书应该出版了吧。”[468]
《起源》第四版的法文版于1893年出版，可以肯定的是，该书是在1893年10月14日前出版的。因为在1893年10月14日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他说：“我收到了三册《家庭的起源》的法译本。”[469]
但是，在《起源》法译本的出版方面有一个小插曲。恩格斯在收到《家庭的起源》的法译本后，发现该译本并无“全部经劳拉·拉法格女士校订”的字样。因此，他在1893年10月14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表示要进一步了解，他说：“校样的扉页上原有‘全部经劳拉·拉法格女士校订’等字样，现在不见了。我猜想，这是不是腊韦的一个小小的背信行为呢？果真如此，我要提出抗议。”[470]关于是谁把“全部经劳拉·拉法格女士校订”等字样从《家庭的起源》的法译本上删除的问题，从恩格斯1893年10月18日致劳·拉法格的信中可以看出，是劳拉·拉法格本人要求去掉的，为此恩格斯说：“你把你的名字从那本书[471]的扉页上去掉，我感到很遗憾。它本来可以大大有助于为你的其他译作找到出版者，而且是付款的出版者。你没有必要为自己出色的工作感到不好意思，而让腊韦掠人之美。你‘不愿出头露面’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在今天，这样的工作应该使你得到酬金——腊韦肯定得到了报酬，并且是一笔可观的报酬，而他的译文本来很糟糕，经你修改才合格的，——所以我不懂你为什么播了种而不应该收获。”[472]可以看出：“为了修改腊韦质量欠佳的译文，劳·拉法格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看了劳·拉法格校阅的译文，对她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473]《起源》的俄文译本于1894年在彼得堡出版，由德文第四版译出。从恩格斯在1894年6月1日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可以看出，俄文译本的出版时间至少在1894年6月1日前，且恩格斯十分严谨地对已读译文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他说：“《起源》的俄译本收到，十分感谢。就我读过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译文很好，对该书的书刊检查显然也是宽大的。”[474]恩格斯之所以在这里提到“对该书的书刊检查”，是因为《起源》的俄文版“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多处，例如关于社会的革命变革的必然性，关于未来的社会，关于国家的阶级本质，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压迫工具等等都被删减。涉及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评述或稍有所指的地方都被删掉；所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特别是他的著作的地方，也全部被删掉。”[475]《起源》的俄文版是在俄国公开出版的恩格斯的第一部著作。在十月革命以前，1894—1910年间，该书在俄国共出版了十版。[476]除德国外，俄国是恩格斯的这本著作传播最广的国家，发行量最大，这证明该书俄文版的出版引起了强烈兴趣。
尽管在《起源》第一版出版后，恩格斯便同意由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将其翻译为英文版，但该译本在恩格斯在世时没有翻译出来。直到1898年艾威林去世，《起源》英文版也未能问世。因此，目前存在的《起源》英译本主要包括以下版本，且都根据《起源》第四版译出。第一，最早的《起源》英译本是由欧内斯特·翁特曼(Ernest Untermann)翻译，美国芝加哥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1902年出版的版本。该版本主要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书前附译者序言。第二，1940年，英国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出版由阿利克·韦斯特(Alick West)译，多娜·托尔(Dona Torr)校的译本。该译本由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构成，书前附出版者说明。该译本于1941、1942、1943、1946、1972年再版。第三，1942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起源》英译本，未署译者，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该版本于1963、1970年重印。1972年，该出版社以1942年版译本为基础，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2年英文版封面
同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Dietz Verlag,Berlin,1962)中的德文原文对原译本进行了修订，出版了新版译本，即1972年第1版。该版主要内容仍为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但在版权页增加了“出版者说明”，在书前附埃莉诺·伯克·利科克(Eleanor Burke Leacock)写的长达67页的导言，在书后附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及编者引言。从1972年版的“出版者说明”中可以得知，尽管该出版社在1942年版译本中并未署译者，但该译本的译者实为Aleck West，即1940年英国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的译本的译者。[477]经笔者比对，1940年英国伦敦“劳伦斯—威沙特”出版公司译本与1942年美国纽约国际出版社译本确为同一译者的同一作品。第四，1940年，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起源》英译本，未署译者，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1948年，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同样未署译者，内容同样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但是扉页有“出版者说明”，书前附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在“出版者说明”中，出版者指出，“该版本依据恩格斯1891年的德文第四版进行了重新校订。”1948年版后来于1950、1952、1954、1959、1962、1968、1972、1977、1983、1985年重印。笔者目前只查阅到了1952、1954和1985年的重印本。1952年和1954年的重印本仍由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书前不再附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1985年的重印本则由进步出版社出版。第五，1972年，美国纽约寻路者出版社(Pathfinder Press)出版《起源》英译本，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书前附Evelyn Reed写的导言和关于翻译的说明。该译本于1973、1975、1976、1979、1983年重印。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2年英文版版权页、目录
此外，《起源》还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I部分第29卷第125—27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第25—173页，俄文第1版第16卷(上)第7—153页，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3—178页，英文版第26卷第129—276页，日文版第21卷第25—17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170—326页，等等。
《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即第4版序言)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I部分第29卷第132—14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第211—222页，俄文第1版第16卷(下)第117—128页，俄文第2版第21卷第214—225页，日文版第22卷第217—23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172—184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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