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一书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恩格斯经典著作之一，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经历了个人中文摘译本阶段、个人全译本阶段和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集体翻译出版三个阶段。
(一)个人中文摘译本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期间的《起源》译本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翻译由个人完成；第二，译本并非全译本，而是摘译本，主要刊载在杂志刊物上。这一时期《起源》的主要摘译本如下：
1908年，中国出现了最早的《起源》摘译本。由志达摘译的《起源》第2章的若干段落，发表在《天义报》(日本东京)1908年2—5月第16—19卷合卷刊载的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中。该文将恩格斯这部著作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
1920年10月，恽代英译述了恩格斯关于家庭的起源的观点，以《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为题，发表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第50—55页和第20号第67—71页。这里的英哲尔士即指恩格斯，译述的主要内容为《起源》第四版序言和第二章“家庭”的部分内容，译述所依据的文本是《起源》英译本，这些信息在译文前的“译者志”中有所说明。恽代英在“译者志”中指出：“英哲尔士(Frederick Engels)为马克斯(Karl Marx)的挚友，终身在宣传事业中联合努力。读马氏传的，无有不知他的。此篇节译其论家庭起源的意见。原书名‘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478]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之所以称恽代英“译述”的恩格斯论家庭的起源的意见，意在表明这种摘译不是按照原文逐段逐句翻译而成的，而是对部分段落内容的概述性翻译。
1922年1月15日，邓中夏以笔名重远摘译的《起源》一书中关于国家的性质及其如何消亡的论述，刊载在他在《先驱》创刊号发表的题为《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中。
[479]1923年8月，熊得山摘译的《起源》第一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九章，分别以《历史以前底文化阶段》、《国家的起源》、《未开与文明》为名，发表在《今日》(北京)第3卷第2期第76—81、30—46、57—75页。[480]
(二)个人全译本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期间的《起源》译本也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翻译仍由个人完成；第二，译本主要以全译本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起源》的主要译本如下：
1.李膺扬译、周佛海校《起源》译本
该译本由李膺扬根据欧内斯特·翁特曼的英译本译出，并同时参照了西雅雄氏及田中九一氏根据德文版的二种日译本。它于1929年6月10日由新生命书局(上海)出版，书名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著者译为“恩格尔”，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字样，封面注明“李膺扬译”，封底注明“校订者周佛海译者李膺扬”，为竖排平装本。主要内容包括恩格斯写的第一版序言(1884年)、第四版序言(1891年)和正文，书前附出版者陶希圣于1929年6月14日写的序和译者序言。
1929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封面
出版者陶希圣在他写的序中介绍了《起源》的价值及出版《起源》的意旨，即“这本书的重要，是在以历史的唯物论来叙述民族学家所发见的材料。这本书的价值，是在民族学家所发见的事实能作历史的唯物论的证明。……本书是民族学开山巨著与历史唯物论交流之产物。我们介绍本书因此也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在使读者得知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证据。第二在引起读者对民族学研究的端绪和兴趣。”[481]
1929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版权页
译者在译者序言中简要介绍了《起源》写作的动因、基础、主要内容，以及该译本得以形成的文本依据，写道：“本书有如著者在序言中所说，是恩格尔继承马克思在生前有志而未遂的工作所完成者，他根据关于这一问题的摩尔根之划时代的研究，加上自己的研究，并插入马克思的评注……把自蒙昧，野蛮以至文明的人类之生活之历史，由唯物史观的见地，简单地论述。我们从本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来我们文明基础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锐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之批评。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本书以Ernest Untermann的英译为底本；当翻译时，并参照西雅雄氏及田中九一氏根据德文版的二种日译本”[482]。
该译本在1929至1937年间，由新生命书局(上海)重印了7版，其中自第5版(1934年3月10日)起未署校者；在所有7版中，恩格斯都被译为“恩格尔”，全名被译为“菲特力克·恩格尔”。具体版本、形式如下：1930年3月30日，再版，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31年4月30日，第3版，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32年7月23日，第4版，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34年3月10日，第5版，印有“新生命高等文库”字样，封底无“校订者周佛海”字样，竖排平装本。1936年2月20日，第6版，印有“社会科学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37年5月5日，第7版，无“社会科学名著译丛”或“新生命高等文库”等字样，竖排平装本。
1938年6月，明华出版社重印该译本，封面书名同样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但著者译为“恩格斯”，全名译为“福里特里黑·恩格斯”，未署译者和校者，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和正文，同时删去了陶希圣的序和译者序言，竖排平装本。据笔者考证，明华出版社译本基本完全采用了前7版李膺扬的译本，区别仅在于两点：第一，将著者译为“恩格斯”。第二，去掉了部分译者注。例如，李膺扬译本“第一版序言”的第二段第一句话为“本书仅对我的故友(即马克思——译者注)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做成一点补充而已”。[483]明华出版社译本为“本书仅对我的故友所未能完成的工作，做成一点补充而已”。[484]
明华出版社1938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封面
明华出版社1938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版权页
2.未署译者、出版者、无出版时间等信息的译本
该译本为横排平装本，封面书名译为《家庭私产及国家的起源》，扉页书名为《家庭，私产及国家的起源》，封面著者译为“恩格思”，“第一版序言”和“第四版序言”末尾著者译为“法兰特里希·恩格斯”，无译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信息，内容由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和正文构成，封底有手写“一九三○年 三、十六”字样。从该译本本身来看，可以确知该译本与李膺扬译本以及明华出版社基本重印的李膺扬译本不是一个译本，除此之外尽管无法获得关于该译本的其他确切信息，但是可以推断出以下内容：
未署译者、出版者、无出版时间等信息的《家庭私产及国家的起源》译本封面
第一，该译本的出版时间在1930年3月16日前。尽管无从考证该译本封底手写的时间点具体是购书者标注的购书时间抑或是出版时间抑或只是随手写的过去的一个时间点，但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在1930年3月16日已经出现了该译本。第二，该译本可能是第一个将著者“恩格斯”译为“恩格斯”的译本。尽管该译本在封面将著者译为“恩格思”，但是在“第一版序言”和“第四版序言”末尾处则将著者译为“法兰特里希·恩格斯”。由于我们可以推断该译本在1930年3月16日前便已出现，早于1938年的明华出版社译本，因此据目前可考资料来看，该译本很可能是第一个将著者译为“恩格斯”的译本。第三，据目前可考资料来看，该译本很可能是第一个在书名中呈现出“家庭”字样而不是“家族”字样的译本。
未署译者、出版者、无出版时间等信息的《家庭私产及国家的起源》译本目录
3.张仲实译《起源》译本
1939年，张仲实在盛世才反动统治下的新疆，不顾白色恐怖，根据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院长亚多拉茨基重新校阅并编辑注释的《起源》俄译本，将《起源》译为中文。该译本于1941年2月由学术出版社(上海)出版，书名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著者译为“恩格斯”，全名译为“福里特里克·恩格斯”，印有“古典名著译丛”字样，主要内容为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场合》，书前有译者序言，书中有编者注，竖排平装本。
1941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封面
1941年版《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封底
译者在译者序言中阐述了《起源》的主要内容、重要地位，并突出了该译本与以前译本的主要区别。关于《起源》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地位，译者概括道：“F.恩格斯底这部名著，像他的其他好多名著一样，也是千古不朽的杰作……它的内容，主要地是根据莫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材料及其他关于古代社会学的珍贵资料，研讨古代即所谓蒙昧和野蛮两时期底社会制度之基本特征。起头系阐发婚姻与家庭形态随着社会底经济进步而来的变化；其次，系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及日耳曼人三个民族底例子，分析原始氏族制度底解体过程及这一解体底经济原因，而指出私有产、阶级及国家发生底经过。本书内容的理论丰富性是非常显著的。它树立了社会形态发展的理论，简单扼要地说明了私有产、阶级及国家底曾经如何发生、及其将来如何消减，与夫国家底本质如何。要是恩氏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自然底辩证法》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名著，都是关于新哲学、关于辩证唯物论的‘经典’，那末，他的这本名著可说是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底‘经典’了。”[485]
关于该译本与以前译本的主要区别，译者将其概括为两点，一是译本所依据的原始文本不同；二是该译本新增加了一个附录，原文如下：“这本名著，在国内出版界已见过两种译本，但就译文看去，两种似乎都是从英文本或日文本译出的。本译本是根据莫斯科马恩列学院院长亚多拉茨基所重新校阅及所编辑注释的俄文标准译本译来的。凡书中注解注有‘编者’字样的，就都是亚氏所加的。名著底译本是不怕多的；而且把拙译本底内容与以前两种译本的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这部名著还有第三种译本出版的必要。……以前两种译本当中的一种(明华本)，译者参考的地方也不少，在这里，顺便敬向该译本译者(未注明姓名)致谢！书末《新发现的群婚场合》一文，系恩格斯于一八九二年所写，曾登载在是年十一月份的‘Die Neue Geit’上面。其中所讲的库页岛上吉拉克人的群婚情形，与本书内容有关系，故亚多拉茨基特取出附在俄文本书末，作为附录，本译本也同样译了出来，以供读者底参考。这也是本译本与以前两种译本不同的地方。”[486]从译者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译者认为在其译本之前有两种译本，一种是明华本，另一种是何版本译者没有明确说明。由于明华本与李膺扬译本基本完全相同，因此从现有可以查阅的资料来看，另一种译本很可能是指上述未注明译者、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的版本。如若如此，也恰好可以证明笔者的推测，即封底有手写“一九三○年 三、十六”字样的译本的出版时间在1930年3月16日之前。
张仲实的译本后来多次再版或重印，例如，1946年5月，生活书店(上海 重庆)版，书名译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印有“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47年1月，生活书店(重庆 星加坡)重印，注明“胜利后第2版”，印有“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48年11月，光华书店版，印有“马列文库之六”字样，竖排平装本；1949年4月，新中国书局(印有“东北现名光华书店”字样)(长春)再版，印有“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字样，竖排平装本；1949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版，竖排平装本；1949年7月，新华书店(大连)重印，竖排平装本；1950年2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再版，书名为《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竖排平装本；1950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第3版，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竖排平装本；1950年10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5版，印有“马列主义理论丛书”字样，竖排平装本。
1954年，张仲实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47年所出的《起源》俄文译本，对自己翻译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进行了重新校订，补译了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序言一篇，并请人民大学研究部樊亢、谢家、王更生同志根据俄文译本，参考英、日译本校阅一遍，请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汪敬虞同志根据英文译本校阅一遍，请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同志根据德文原文校订前半一部分，[487]该校订本于195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改译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主要内容有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附录——《新发现的群婚实例》[488]，书前有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书后有《译者后记》(写于1954年5月10日)，书中有著者注、英文版编者注、俄文版编者注，本版为横排本，分精装平装两种。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对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了异议，指出“必须指出恩格斯在本书第一版序言中一个不精确的地方，这个不精确的地方对于各种物质生活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可以产生错误的观点。恩格斯在其著作底第一版序言中写道：‘依据唯物主义的理解，历史上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乃是直接生活底生产与再生产。不过，生产本身又是两重性的。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底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底生产，即种底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及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是由两种生产所制约的：即一方面是劳动底发展阶段，另一方面是家庭底发展阶段。’”[489]“可是家庭是不能与劳动、与作为社会发展底决定原因的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显然，‘人类生产’过程中两性之间的关系，或种底蕃衍，是在这样或那样制约着社会底发展，因为它们构成了社会物质生活底必要条件。但是人们物质生活底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决定社会整个面貌(也包括两性间的关系，家庭及婚姻底形式在内)的条件，乃是谋得生活资料底方式，人们生存及其种底蕃衍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命题底这个明确的、完善的、典范的公式，是由斯大林同志在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所提出的。这个命题，也为恩格斯本人在其著作中所提供的全部具体的实际材料所完全证实了。他指明家庭与婚姻底形式中、两性关系中的变化，是由物质生产底发展、由社会物质生产力底发展所引起的。”[490]该校订版于1956年、1961年重印。
本阶段除上述三种全译本之外，仍然还有部分发表于杂志刊物上的摘译文本，例如1930年6月，齐荪泽在《马克思学体系》第4册(1930年6月版)第71—72、194—198页发表其摘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版序和第9章中的两段，标题分别为《从血族的纽带到阶级社会》、《国家的本质》。1948年8月，周建人在《新哲学手册》(1948年8月版)第851—916页发表其摘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章后半部分和第九章。[491]
此外，需要提及的是，这一阶段还有一种未公开出版的个人全译本，这就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潘光旦的译本。潘光旦由于未能及时买到《起源》的中译本，因此为了授课的需要，依据1948年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版的英译本，于1949年12月开始翻译《起源》，1951年7月完成，书名译为《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译文前与张仲实1954年译本一样，有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写的《序言》，“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这里译为“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马恩列研究院”。该译本于1962年、1964年进行过部分校阅，但一直未能以单行本的形式公开出版。目前学界可在两种出版物上看到潘光旦的《起源》译本，一是在1999年8月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潘光旦选集》中，《起源》被收入第4集；二是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从1993年开始出版，到2000年底出齐的14卷本的《潘光旦文集》中，《起源》被收入第13卷，2000年出版。
关于潘光旦翻译《起源》的动因、该译稿的特点以及该译稿未能出版的原因，部分文章有所提及。例如，关于翻译动因，孙珉在《相互激发、相互补充的翻译珍品——读潘光旦译〈家族、私产和国家的起源〉[492]》一文中说：“北京和平解放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全体师生为适应新的社会要求，积极进行教学改革……1950年修改后的社会学系课程中，潘光旦为大三学生讲授‘马列名著选读’、‘社会主义思想史’，讲授选修课程‘家庭与婚姻’……为开课需要，潘光旦在1949年比较多地阅读了英文版《联共党史》，在北京书市上他寻找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译本，正好书店刚卖完。建国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买到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出版的英文本。从以后一个多月的日记看，他每天阅读的就是这本书。1949年12月20日着手翻译，到1951年7月，译注完成，历时一年零七个月。”[493]潘乃穆在《回忆父亲潘光旦先生》一文中说：“父亲于1949 —1950年配合教学翻译了恩格斯著《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英文版)一书，1951年7月完成了译注，1962、1964年又进行过部分校读。一些学校的教学人员不满足于当时能见到的译本，曾以他的稿本作为教学参考。”[494]关于该译稿的特点，孙珉指出：该译本“全译文14万字，译注(包括原注)15万字。译注文字之长，个别重要译注的字数之多，译注的分量超过了《性心理学》的译注”[495]。潘乃穆指出：“他在译注中结合着加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有关的情况，注释的字数几乎与正文等量，其中有两个译注已经作专题的文章发表。”[496]关于该译稿未能及时出版的原因，有人回忆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某天，潘先生挟着一大批稿件，步履艰难地来到人民出版社，找王子野先生，希望出他译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稿。他的这一译稿，犹如他译的《性心理学》，特色之一是加了大量译注。在当年，一个个人，即使名声之隆如潘先生者，也不可能出一本个人自译的马恩著作，何况又去‘佛头着粪’，加一大堆注释。其结局，自然只是‘婉退’。”[497]潘乃穆说：“这本译稿从来没有过出版的机会，在他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当然更不再有出版任何著作的可能。”[498]
(三)有组织的集体翻译出版阶段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从整体上看，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还存在大量问题，如经典作家的遗著中仍有大量文献尚未翻译介绍；已经出版的译本质量良莠不齐；各种译本译文风格不一，对经典作家的范畴、概念和术语译法不一，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进一步提高译文质量，更全面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全部理论，亟须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组织指导并从事经典著作文本的翻译工作。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同志于1949年上半年起草了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的决定，中央俄文编译局于1949年6月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又在中宣部设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同志亲自批示，中央决定将上述两个机构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499]。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有组织的集体翻译出版的新时代。借着这股东风，《起源》的翻译出版工作也进入了有组织的集体翻译出版的新阶段。
1954—1955年，中国派在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同志依据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两卷本)集体翻译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起源》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卷[500]第169—325页，内容包括第1版序言、第4版序言和正文，注明“集体翻译唯真校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之前被广泛使用，1958年和1963年，人民出版社先后两次重印。
1955年，中央编译局正式启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依照收录《起源》正文和第一版序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同时参考了马克思的原著文字。[501]其中《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正文和第一版序言被收入1965年9月出版的第21卷；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被收入1965年5月出版的第22卷。联共(布)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为《起源》写的《序言》未被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关于中央编译局译校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以前译本的联系与区别，中央编译局在收录《起源》正文和第一版序言的《全集》第21卷中指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是在人民出版社1961年单行本译文的基础上校订的，并由原译者张仲实同志审阅一遍”[502]；在收录《起源》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的《全集》第22卷中指出：“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第四版序言”和“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二文，是在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张仲实译)译文的基础上修订的。[503]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大16开本单行本，共两册，恩格斯的《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作为附录收入本书，书后附注释151条，函装横排本。在该版的封底中，出版社对本单行本的文本来源及内容作了简要说明，指出：“本书中第一版序言和正文部分的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四版序言和附录的译文采自《全集》中文版第22卷。这次排印大16 开本时，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504]
1972年，为了适应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中央编译局编辑了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由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封底注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其中《起源》被收入《选集》第4卷第1—175页，收入内容为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和正文，未附《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选集》中《起源》的译文采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译文，经过了重新校订。[505]
1972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注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和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书中有编者注，书后附注释和《族名索引》，横排平装本。
1995年，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扉页注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选集》第2版的译文以第1版为基础，并依据1975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英文版等进行了重新校订[506]，并对注释和索引进行了增补和修订。经过重新校订过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收入《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79页，收入内容为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正文，未附《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的《起源》单行本。
2009年，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扉页注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文集》的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作了重新审核和修订。经过重新审核和修订的《起源》被收入《文集》第4卷第13—198页，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和正文，未收入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2012年，为了确保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3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扉页印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字样，《选集》译文采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译文，《起源》被收入《选集》第4卷第12—195页，内容包括第一版序言、第四版序言和正文，未收入附录《新发现的一个群婚实例》。
此外，民族出版社还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的中译文翻译出版了蒙文版(1976年2月)、朝鲜文版(1976年12月)等民族文字的《起源》译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哈萨克文的《起源》译本(1959年版)。[50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