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一书问世后，在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反响，引起了不同阶层的激烈交锋。总体来说，对《起源》的研究可以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猛烈抨击《起源》，抹杀它的科学意义，歪曲它的精神实质的派别，主要以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代表。另一派是充分肯定《起源》的科学价值，努力吸收其精华的派别，主要以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为代表。
(一)猛烈抨击《起源》，抹杀《起源》的科学意义的派别
这一派别在德国和俄国都有体现。
在德国，鉴于《起源》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壮大，资产阶级将矛头对准《起源》，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性文章。[508]例如，1890年，保·韦森格林在《形形色色的历史观》莱比锡版第27—28页反对《起源》。1892年和1894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分别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莱比锡版第1部分第1册第10—11页和莱比锡版第2部分第15—16页和第191页抨击《起源》。1893年，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路·约·布伦坦诺在《社会和经济史杂志》弗赖堡、莱比锡版第1卷第1分册发表文章《国民经济及其具体的基本条件》，抨击《起源》；德国弗赖堡大学教授亨·恩·齐格勒发表文章《自然科学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根据达尔文和倍倍尔的著作阐述对这个理论的理解。同时促进对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科学批判》，抨击《起源》；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弗·保尔森在《哲学概论》柏林第2版第326—327页抨击《起源》。1895年，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韦·桑巴特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页》柏林版第21—22页抨击《起源》，等等。他们或针对《起源》中的思想，或针对《起源》与《古代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起源》进行批判。例如，亨·恩·齐格勒从自然科学立场出发抨击《起源》，声称：“我认为已经证明，就妇女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而言，就家庭的起源而言，就人口增殖而言、就生存斗争而言、就国家的起源而言和就人类平等的理论而言，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根本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观点，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的观点相对抗，另外，我已指出，国际趋势和共产主义观念与自然科学毫无关系。”[509]他还认为，恩格斯的著作甚至不能被称为“严肃的科学批判的对象”，因为该书作者并不是“思想的创立者”，确切地说，恩格斯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摩尔根的思想，并且有倾向性地进行了加工[510]。
在俄国，当1894年《起源》俄文版刚刚发行，以自由主义民粹派为代表的人士就于1894—1895年间在《俄国财富》、《俄国思想》、《神的世界》和《民族学评论》等一系列杂志上发表书评，批判《起源》，以此对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进行讨伐。例如，1894年，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理论家、政论家、实证论哲学家、社会学主观学派代表人物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财富》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文章《文学和生活》，批判《起源》。在该文中，他首先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511]；其次认为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论证过经济唯物主义[512]，反而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我——恩格斯，为了论证经济唯物主义这一历史理论，做了更多的工作”[513]；再次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者附和了”[514]摩尔根的书，并在摩尔根的书的基础上，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了一个“更正”[515]，即“在劳动生产率极低的原始时代，起首要作用的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是决定的要素”[516]；最后得出结论：“在一种企求阐明世界历史的理论宣布40年以后，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对这一理论来说仍然是些不解之谜……而解开这些哑谜的钥匙，第一，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理论的人找到的；第二，是借助非经济因素找到的。‘人自身的生产’这一术语，即子女生产，使人觉得有点可笑，而恩格斯却抓住这个术语，以便同经济唯物主义基本公式保持哪怕是字面上的联系。可是，恩格斯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生活在许多世纪内都不是按照这个公式形成的。”[517]可见，米海洛夫斯基的论证理路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但由于人自身的生产即子女生产是“非经济因素”，因此恩格斯在“附和”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后，便自动“更正”了唯物史观的公式，即用两种生产理论对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具有决定作用这个公式进行了“更正”。
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政论家尼·伊·卡列也夫也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经济唯物主义”[518]、攻击两种生产理论的人之一。卡列也夫在《欧洲通报》1894年4月号上发表文章说: “恩格斯以新的思想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末后来，他承认家庭制度的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这是由关于婚姻关系和家族关系的原始形态的新观念的影响而来的，它促使他不仅单单注意到生产物的生产过程，而同时亦要注意到人类后代的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方面，影响特别地是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方面来的。”[519]
列·扎克在1895年《俄国财富》第1期上发表文章《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并企图用所有办法恶意攻击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根据这部著作的某些原理，对它们作歪曲的说明，以驳斥马克思主义。[520]
俄国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派杂志也发表了关于《起源》的相关书评，尽管相比之下这些书评的语调比较谨慎，但就对《起源》的评价而言，评论者尽管承认书的文献价值，但往往怀疑书的独立性，例如，有人说恩格斯“与其叫做独立的研究工作者，不如叫作‘摩尔根理论的普及者’”[521]；有人说恩格斯“主要是阐述了摩尔根的理论，其实，有些地方修改了它”[522]；还有人说“如果不算某些稀奇古怪的和机智的假设，他未必对科学宝库做出了任何贡献”[523]。这些评论在某种程度上都致力于缩小和贬低《起源》的意义，几乎所有评论都只涉及家庭史的部分，完全回避了其他问题，尤其是国家起源的问题。资产阶级评论家试图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即恩格斯的书即使基本上阐述了摩尔根的观点，也只是考察了家庭关系史方面的一些问题。他们无法理解也不愿理解恩格斯关于一切国家必然消亡的结论的深刻性，他们认为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迷恋于论战的目的而损害了结论的科学性。[524]
关于《起源》在德国和俄国遭受的攻击，恩格斯多少是了解的，对于某些评论，恩格斯希望得到相关的材料，对于某些评论，恩格斯早已知道，但却不屑于回击。这从恩格斯与有关人士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例如， 1893年5月19日，考茨基致信恩格斯，告知了布伦坦诺对《起源》的抨击，恩格斯在1893年6月1日给考茨基的回信中说：“非常感谢你向我指出了布伦坦诺。……但我倒还想看看这位先生在这一新的领域里是怎样表演的。我觉得他要在上古史问题方面大大出丑。只是我不确知你指的是上述杂志的第一分册还是第三分册，请写个明信片来告诉我；还请告诉我是否能够单把这一期弄到，如果能够，我将订购一本。布伦坦诺维护韦斯特马尔克[525]就已经够瞧的了，后者是个特别勤勉但也特别庸碌的糊涂人，是个蠢才。”[526]1894年1月27日，倍倍尔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齐格勒对《起源》的抨击，他说：“如果你想用几个小时开开心，最好读读齐格勒教授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根据达尔文和倍倍尔的著作阐述二者的关系》(1894年斯图加特斐迪南·恩克出版社版)。从书名看，这本书是针对我的，实际上却勿宁说是针对你的，对你的攻击凶得很哪！这本书浅薄得无以复加，但是它却说明了，摩尔根对家庭起源的阐述使这些人感到多么的不舒服。”[527]1895年2月26日前，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了1894—1895年间《俄国财富》杂志对恩格斯《起源》的评论，即《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上发表的米海洛夫斯基的评论《文艺与生活》和1895年第1期上发表的列·扎克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为此，恩格斯回信说：“我没有时间读《俄国财富》对我的书的评论。1894年１月号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我已经读够了。”[528]这表明，恩格斯已读过《俄国财富》1894年1月号上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并了解到了1895年《俄国财富》第1期上发表的列·扎克的文章《历史唯物主义》。但从恩格斯通信中可以感受到，尽管恩格斯对于《俄国财富》对《起源》的评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他却似乎不屑于同他们争论，这不仅可以从他所说的“我已经读够了”看出，也可以从他紧接着提到的对丹尼尔逊的评价中感受一二，他说：“至于说到丹尼尔逊，恐怕对他无可奈何。……同他所属的这一代俄国人是无法进行辩论的”[529]。
(二)充分肯定《起源》的科学价值，努力吸收其精华的派别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考茨基、倍倍尔、列宁、普列汉诺夫等。
在德国，1892年，卡尔·考茨基发表《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斯图加特版)。在序言中，他将恩格斯的《起源》一书称为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在正文中，他阐述了私有制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依据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得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结论。他在阐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统治手段和论证生产资料转为社会所有的必要性时，也引用了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他以《起源》为依据，阐明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婚姻和家庭的本质，并指出妇女参加工业的生产劳动是她们取得平等权利的前提。同年，考茨基和布鲁诺·舍恩兰克以《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要求。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解说》为题，发表了一篇简明扼要地阐述纲领的小册子。考茨基在第一部分中概括了《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一书中的阐述；舍恩兰克在第二部分中对纲领的最近的要求(其中第5条的内容是“废除在公共与私人关系中使妇女受歧视的所有法令”)作了评注，引用了《起源》一书中关于“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男人统治了家庭”的论断，并吸收了恩格斯在《起源》第4版中关于妇女法律平等的必要性和局限的阐述。[530]
在国会关于“未来的国家的辩论”[531]中，倍倍尔于1893年2月3日和6日发表了精彩演说，深入论述了国家形成的历史及其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职能，将《起源》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给党的斗争指明方向的基本著作之一，突出强调了《起源》对党的纲领及把纲领付诸实践的作用[532]。倍倍尔的演说得到了恩格斯的充分肯定[533]，并以《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国家”》为题刊印并散发了三百五十万册[534]。另外，针对1893年齐格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一文中对恩格斯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抨击，倍倍尔于 1895年在《妇女与社会主义》第25版的序言里直接援引恩格斯的著作予以驳斥。他强调指出，不能用自然科学方面的根据来说明社会现象和过程，因为“只有社会原因”才对社会现象和过程“产生决定性影响”。齐格勒没有认识到，“是社会需要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由此可见社会形态的发展离不开人，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社会形态，二者互为因果，是同时产生的”。齐格勒和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不愿意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害怕“它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生存所下的结论；因为，如果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社会，那么，资产阶级社会如何能断言，除了它之外，绝无更好的社会制度？”[535]
在俄国，1894年，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在《俄国财富》上发表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列宁写作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严厉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起源》的歪曲和攻击，坚决捍卫了《起源》所阐述的两种生产理论，对唯物史观关于物质和思想的关系的原理作了重要的发挥。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将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的提法，列宁反驳道：“可是您究竟在马克思或恩格斯的什么著作中读到他们一定是在谈经济唯物主义呢？他们在说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把它叫做唯物主义而已。”[536]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关于恩格斯“附和了”摩尔根的著作，并在摩尔根的著作的基础上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公式加上了一个“更正”，将人自身的生产这一非经济因素提升到和物质财富生产同样地位的高度，从而找到了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这些哑谜的钥匙的说法，列宁指出：唯物史观“这一理论是说，为了‘阐明’历史，不要在思想的社会关系中，而要在物质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找基础。由于实际材料不够，过去没有可能把这个方法用来分析欧洲上古史的某些极重要的现象，例如氏族组织，因此，这个组织仍然是一个谜。后来，摩尔根在美洲搜集的丰富材料，使他有可能分析氏族组织的实质，并得出如下的结论：对氏族组织的说明，不要在思想关系(例如法的关系或宗教关系)中，而要在物质关系中去寻找。显然，这件事实光辉地证实了唯物主义方法，如此而已。所以，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为了非难这个学说，而首先提到解开最困难的历史之谜的钥匙是由一个与经济唯物主义理论‘完全无关’的人找到的时候，我们只能感到惊异，有些人多么不会辨别什么东西是在为自己辩护，什么东西是在痛斥自己”[537]；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结果)形式。……怎么，难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以为子女生产关系是思想关系？”[538]1916年秋和1917年春，鉴于国家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性，列宁在苏黎世精心研究了《起源》及马克思恩格斯其他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把收集到的材料汇集成一本笔记，并以这些笔记为基础，于1917年秋写作了著名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此书第一章中，列宁逐段引证了《起源》第九章中有关国家问题的重要论述，如“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39]等，并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阐释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歪曲的根源。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题为《论国家》的讲演时，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起源》一书的重大意义，并对《起源》中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作了通俗易懂的讲解和发挥。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研究国家问题的时候看看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当然，这部著作并不是全都浅显易懂，其中某些部分是要读者具有相当的历史知识和经济知识才能看懂的。我还要重复说，如果这部著作你们不能一下子读懂，那也不必懊丧。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当你们以后一旦发生兴趣而再来研究时，即使不能全部读懂，也一定能读懂绝大部分。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它从叙述历史开始，讲国家是怎样产生的。”[540]
1895年1月，普列汉诺夫发表了《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驳斥卡列也夫在《欧洲通报》1894年4月号上对恩格斯著作的攻击，即 “恩格斯以新的思想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这种新的思想使得他的观点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在早年他只承认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是唯物史观的基础，那末后来，他承认家族制度的研究亦有同等的意义”[541]。对此，普别汉诺夫反驳道：“全部问题是在是否由于所加的‘补充’，恩格斯的观点改变了；是否真的被迫得承认在生产的发展之外，还有其他‘有同等意义’的因素起作用？”[542]“我们请问，当他[543]说这一点时，是否对于自己对生产力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的‘最初的’观点有丝毫的改变呢？他是否除了这一因素的作用，还承认某个和它有‘同等意义’的因素的作用呢？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544]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动物时期，“我们的类人的祖先的生活中工具曾起过像小枝在象的生活中所起的那样渺小的作用。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类人男和类人女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对他们的类人的子女的关系曾经是为这一物种的与劳动工具没有任何关系的一般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只是在“历史时期”，“劳动工具开始在人的生活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日益发展起来，而最后到了这样的时机，这时候，它得到了对全部社会关系(家族关系亦在其中)的构成的决定影响。这里就开始了历史家的事业：他们应该指明，我们祖先的家族关系跟着他们的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和为什么改变了，家庭怎样依赖于经济关系而发展起来。……恩格斯所说的亦只不过是这个。”[545]因此，恩格斯“似乎是，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承认。”[546]由上可见，尽管普列汉诺夫能够坚决反驳那些批判恩格斯的著作的观点，但是他却抹杀了恩格斯两种生产理论的意义，认为在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之后，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变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问题，列宁的阐述实际上是与恩格斯的看法一致的。这从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可以看出。1890年9月3日，约瑟夫·布洛赫致信恩格斯询问：“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系本身也还是能发生作用的。”[547]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答复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
另外，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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