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关于《起源》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于《起源》的研究与对于《起源》一书的译介紧密相连，二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即研究的旨意在于理解社会现实，寻找国家救亡图存的出路。
据考证[634]，中国近代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刊物之一《新世纪》是最早提到《起源》一书某些内容的中文书刊。该刊于1907年6月22日由旅居法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巴黎创办，于1908年4月25日出版的第44期上刊登了《国粹之处分》一文，文中首次提到《起源》，指出：“社会党烟改而士(恩格斯——引者注)论家族、私产、国家三者，待社会革命之后此种种者，当置诸博物馆，与古之纺车、青铜斧并陈之”[635]。
中国近代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最早刊发了《起源》的中文摘译文本，该报由一些中国留日学生于1907年6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办，发起人是“女子复权会”的何震，实际由刘师培撰文并主编。据了解，刘师培等人原来并不了解妇女问题和家庭问题的社会起源，不懂得妇女解放不能先于社会的解放，曾主张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破男女阶级始”[636]，但在读了该报刊发的《女子问题研究》一文对《起源》的内容的介绍和摘译的《起源》的部分段落后，认识到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因此对《起源》的译文加了按语，内容如下：“以上所言，均因氏(恩格斯——引者注)所论财婚之弊也，彼以今之结婚均由财产，故由法律上言之，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之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关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这一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起源》一书对革命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革命者运用《起源》中的理论来分析妇女和家庭问题。在《妇女杂志》第6卷第8号上，李三无发表《废娼运动管见》一文(写于1920年8月5日)，将《起源》称为“名著”，引述《起源》一书相关内容，为其“只有女子不再做男子的隶属，才能彻底废除娼妓”的观点做论证。李三无指出：“马克斯(Karl Marx)的好友伊哲尔士(Friedrich Engels)也说过几句话……载在他的名著《家庭的起源》(Beginning of Home)里面。他说：‘在新时代完成的时候，男子无论怎样，终身不能够有机会拿金钱权力或其他经济的方法来买得女子的隶属。就是女子在爱情以外，无论有甚么理由，也不肯再去隶属于男子……女子既不做男子隶属，那么有娼妓发生的余地吗？”[637]在《民铎》第2卷第4号上，沈雁冰发表《家庭改制的研究》一文(写于1921年1月15日)，对恩格斯的《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该文评论道：“社会主义者对于家庭的话，远之如恩格尔的《家庭的起源》中所论，近之如伯伯尔的《社会主义下妇人》所论，我觉得他不论在理想方面、在事实方面多是极不错的(尤佩服他们考史的精深)。所以我是主张照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解决法去解决中国的家庭问题”[638]。在1922年1月15日发行的《先驱》创刊号上，邓中夏以笔名重远发表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一文，摘译了《起源》一书中关于国家的性质及其消亡的论述，指出，“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的。……阶级消灭了，国家也自然随着消灭”[639]；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尽管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终极目的没有甚么两样，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也是无政府的，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不仅有目的，而且包含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步骤、手段和方法，而无政府主义却没有这些内容。[640]
1923年，蔡和森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时，对《起源》一书的主要内容作了全面介绍，并根据讲授内容整理成专著《社会进化史》，于1924年8月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起源》一书的有关内容在《社会进化史》一书的绪论、家族、财产、国家之起源、进化等篇章中被大量转述。[641]《社会进化史》从1924年至1929年6年间出版过五次，在大革命高涨期间被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列为教材和学习读物。1922年，李达开始系统研究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写成了《现代社会学》一书，于1926年6月出版，该书截至1933年共印行14版，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影响极大。该书的第六、七、八章分别论述了家庭、氏族和国家问题，从其体例和基本观点可以看出，这三章基本是依据《起源》写成的。[642]
在中国最早把《起源》一书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是郭沫若，他在1928年10月28日写的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的《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一文中，指出《起源》一书的重要价值在于“把古代社会的秘密——特别是由氏族社会转移到国家组织的变迁，已经剔发了出来”[643]。《起源》的中译本出版后，郭沫若在1929年9月20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写道：“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恩格斯的著作中国近来已有翻译，这于本书的了解上，乃至在‘国故’的了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帮助。”[644]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以《起源》提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婚姻制度和氏族组织进行了概括的描述，论证了中国古代存在过奴隶制生产方式，从而廓清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混乱，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途径。
1928年，针对当时国民党御用文人潘公展宣扬的超阶级的国家观，朱镜我运用《起源》中的基本理论撰写了《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国家底起源及死灭》一文(发表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上)，对潘公展的理论展开了尖锐批判，指出“现存的国家决不是黑格尔所梦想的‘绝对精神底实现’”，也不是“阶级间的关系底公正证书”，而“实际上，不过是由一阶级压迫其他阶级底机关而已”。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由革命的运动，将自己升登于支配阶级的地位”，“废除以前的陈腐的生产关系，消灭阶级对立”。
1928年，李膺扬(即杨贤江)在大革命失败流亡日本时，以《起源》的英译本为底本，同时参照西雅雄和田中九一的两种日译本，将《起源》全文译为中文，于1929年6月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发行。在译者序言中，李膺扬高度评价了《起源》一书，写道：“我们从本书，不仅获得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般的指示，更可看到人类原始生活中许多有趣味的事实，与三千年来为我们文明基础的一夫一妻家族、私有财产制度及国家之沿革，还有锐利的马克思主义的对此之批评。要想知道马克思学派怎样地看待男女关系，怎样地看国家，本书便是极有兴味而且重要的指针。”[645]李膺扬翻译的《起源》中译本的出版，为处于大革命失败、反革命势力嚣张的困境之中的中国人提供了探索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例如，朱镜我在他主编的理论刊物《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上，以谷荫的署名发表了《两本国家论的介绍》一文，对出版《起源》中译本欢欣鼓舞，大加称赞。他在评述《起源》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两本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时写道：“在这个最易迷离，最易催眠，而最复杂，最困难的国家论之中，而且在这荒芜的毫无科学精神的中国学术界里”，“两本最正确的科学的国家论之移植，使我们能以本国文字读者中名著，这不得不向移植者作感谢。”
在 30 年代，进步的史学工作者曾大力推荐和运用《起源》这部著作，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南。1930 年周谷城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发展史时，为了让学生增加一些史学理论知识，他又加授了社会科学名著选读，在所选的教材中，便包括《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646]吕振羽在写作《中国社会史纲》一书时，也视《起源》为重要依据之一。李达在1934年为该书作的序中指出：著者吕振羽“根据莫尔甘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等著，探求出史前期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647]。
在抗日战争时期，工作于延安的史学工作者重视运用《起源》一书的基本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当吴玉章看到《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书稿后，曾写信给编写组，讲到如何处理历史传说的材料时，指出“我们只有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作为尺度”，“辨别古书材料的真伪，而定去取”[648]。吴玉章本人在编写《中国历史教程》(1930—1935年)和《中国历史大纲》(1936年)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以《起源》中的观点为重要理论依据。例如，他在《中国历史教程》中论述“夏禹传子是中国由母系氏族社会到男系氏族社会的一大转变”时指出：“据恩格斯的意见，社会的发展，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为动力；但在劳动尚未曾呈现为剥削对象时，社会制度是受血统关系支配的。我们正可以拿这个原则来解释这一问题，就是说夏禹传子的事实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到男系氏族社会的一大革命，是血统关系支配权有了一大变化”[649]。又如，他在《中国历史大纲》中指出：“用恩格斯所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我们研究上古史的指南。”[650]等等。
周恩来总理对于《起源》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对研究《起源》的方法给予了建设性的指导，并要求以《起源》为基础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学家杨堃先生在《回忆周总理对我进行民族学研究的教诲》一文中指出，“1955年春，我和我已故爱人张若名曾幸福地受到总理召见，聆听总理教诲达五小时之久，大部分时间谈的是有关国内外民族学研究方面的问题。……总理指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看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民族学著作。我们在读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时，最好能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一比较，这就可以看出，哪些论点是摩尔根的，哪些论点是恩格斯的。摩尔根的论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恩格斯的论点，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今天来谈民族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仍是一本基本著作，需要好好学习。当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们有责任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不能停留在七十年前的水平上。”[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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