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在恩格斯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1259]。他在整理马克思的遗著时发现了对摩尔根的重要著作《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所作的内容丰富的摘要，其中还有马克思插入的许多评语。粗略翻阅就使他确信，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1260]。但马克思本人已不再可能来全面评价摩尔根的著作了。
关于写作以前的情况
对摩尔根著作的摘要，是撰写《起源》的出发点和直接基础。马克思注意到这本书，是在1879年秋和1880年夏之间他因研究土地所有制的历史而通读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1879年莫斯科版第1卷)[1261]的时候。柯瓦列夫斯基后来说，摩尔根这本书是1880年他从美国带去并借给马克思的。[1262]然而和他的说法不同，马克思在摘要里写的出版地点是伦敦，可见马克思使用的不是1877年纽约的版本，尽管它与伦敦的版本印刷相同。
马克思大概在1880年夏天开始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从中做了内容丰富的带有批注的摘录，一个八开本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了98页[1263]。摘要表明，马克思赞赏摩尔根的功绩，但是也看到了他的局限性。马克思至少部分受柯瓦列夫斯基和摩尔根的著作的启发，在同一笔记本里摘录了莫尼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约·巴·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1880年伦敦版)、鲁道夫·索姆的《法兰克法和罗马法》(1880年魏玛版)和亨·萨·梅恩的《古代法制史演讲录》(1875年伦敦版)。笔记本最后是爱德华·霍斯皮特利尔《现代物理学。电的主要用途》(1881年巴黎版)一书的摘录。此外，与马克思1880一1881年研究民族学和原始史问题有关的还有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1870年伦敦版)一书的摘录[1264]。
从思想上对这一摘要加以消化吸收，是马克思在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的几个草稿里写下的那些理论探讨的基础之一。他在该信的第一个草稿里从摩尔根的书的第552页上援引了摩尔根经过对私有制的批判作出总结的那段话，在这段话中摩尔根表示，期望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就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氏族社会——在一种更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1265]。
《起源》汇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总离不开彼此之间深入交换意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诸社会形态的研究，日益具有现实的和理论的重要意义。比较现存不发达的民族来研究史前史文化和上古史文化所得出的结果表明，以往社会没有对妇女的压迫、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阶级因而也没有国家。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重视和分析了主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由资产阶级研究搜集的、大多是从进化论角度评价的材料。考茨基1881年3月底和6月底之间以及7月初，在伦敦曾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谈到他在准备撰写《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这组文章时所作的原始历史的研究，得知他们两人也在研究原始历史和民族学问题。如考茨基后来回忆的那样，从此他们对这些问题便开始进行“热烈的探讨”[126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1和1882年期间对原始历史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反映，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第3版中做的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1267]。
这个概括并不一定是在恩格斯详细了解马克思的摩尔根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的。不过后来他回忆说，马克思那时与他谈到过摩尔根，并写道：“……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1268]
恩格斯1882年12月8日写给马克思的这封信直接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交流。恩格斯在信中告诉马克思，他从班克罗夫特著作《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伦敦版)第1卷里作了一些摘要[1269]，以弄清楚北美土著居民和塔西佗描写的公元1世纪的日耳曼人之间的相似之处。他得出的答案是：“在这个阶段，生产方式不像部落的旧的血缘关系和旧的两性(sexus)相互共有关系之解体程度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否则前俄罗斯美洲地区的特林基特人就不可能与日耳曼人极其相似，而且，大概比你的易洛魁人与之更加相似。”[1270] “你的易洛魁人”，显然就是指马克思的摩尔根研究。恩格斯在《起源》的序言里明确表达了在这封信里阐述的思想：“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271]
恩格斯阅读了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书后还进一步得出两点认识，在摘记中有所记载，并且在1882年12月8日的信里也告诉了马克思：“那里面解答的另一个谜是：由妇女承担主要劳动和非常尊敬妇女，两者是如何很好地协调起来的。其次，我为我的推测找到了证据，即在欧洲，最初在克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发现的初夜权是旧的两性共有关系的残余：在两个相距很远并且起源不同的部落中，部落的代表萨满都有初夜权”[1272]。这两点探讨被直接写进《起源》里了[1273]。后来恩格斯确信，《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一书的作者巴霍芬已先于班克罗夫特从另一途径对“初夜权”做了同样的、尽管是饰以神秘色彩的解释(该书第XIX页)；恩格斯在《起源》第4版中认为这是“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1274]。
最后，恩格斯在1882年12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明了他当时的兴趣所在：“我从这本书里学到许多东西，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暂时感到满足了。墨西哥和秘鲁我不得不放得更靠后些。”[1275]这里隐隐约约地预示了恩格斯的一个构想，他打算把他对日耳曼——早期德意志史的研究当作对阶级社会前和早期阶级社会之间的衔接点进行比较研究的出发点。这个计划在形式上略加改变后，通过《起源》得到了实现。
恩格斯获悉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在“氏族”这个主题词下通过摘录主题扩展了班克罗夫特著作的摘要。后来，他把这个摘要与其他用于准备第4版的材料一起放在一个纸袋里，上面写着“关于家庭的起源。摘录”[1276]。
另外，在写作《起源》以前，恩格斯还与考茨基讨论过后者发表在达尔文主义的杂志《宇宙》(斯图加特)第6年卷第12卷(1882年10月至1883年3月)上《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组文章中的《淫游婚》、《抢劫婚姻和母权制。克兰》、《买卖婚姻和家长制家庭》以及《妇女统治》。[1277]
考茨基以他借用巴霍芬的术语而称之为“淫游婚”的原始状态为出发点。他以达尔文为依据，设想淫游婚为“原始的专偶制”，而原始的专偶制则是以男子的嫉妒作论据的。恩格斯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写道，他“还坚持过去的看法”，“共妻(和对妇女来说共夫)是部落内部性关系的起点”[1278]。用嫉妒去作解释，就是硬把后来的看法扯进去，这种解释被成百的事实所驳倒。“达尔文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权威，正如在经济学方面一样——他的马尔萨斯主义就是从经济学中弄来的。”[1279]
此外，恩格斯还提醒不要从灵长目动物的性行为来进行毫无根据的推论，不要过于匆忙地去总结对现存民族的考察。他运用在12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和后来(部分是效法巴霍芬和摩尔根)在《起源》里所运用的从残存的制度(survival)进行推论的方法：“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在强制放牧下土地定期重新回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先都实行过完全的土地共有制，我认为，可以同样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凡是妇女定期回到——实际地或象征性地——共有状态的地方，原始时期都实行过共妻。”[1280]
恩格斯针对考茨基在关于“婚姻问题”的第二篇文章里的回答，表述了一个对理解《起源》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显然概括了他迄今为止主要是从克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实例中获得的有关阶级社会前的认识：“凡有共有制的地方——不管是土地的、或者妻子的、或者任何东西的共有制——，共有制就必定是原始的、来源于动物界的。后来的全部发展就是这种原始共有制的逐渐消亡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明，共有制是作为派生现象从最初的个人占有发展来的”[1281]。恩格斯认为这个论点是无可辩驳和具有普遍意义的[1282]。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里当然尚未研究出关于家庭或者说关于原始社会的历史的完整理论。“虽然克尔特的Clan，罗马的gens，德意志的Geschlecht——都是一个部落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起源肯定也是不同的”[1283]，这种看法同后来的、受摩尔根关于最初按母系组织的氏族是普遍的组织单位的发现影响而形成的观点相矛盾。
通过阅读考茨基“关于婚姻问题”的文章，恩格斯也批判地评价了考茨基所利用的文献，他写道：“您……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1284]这里指的是，考茨基的主要资料来源：约·弗·麦克伦南、约·拉伯克、爱·伯·泰勒和亚·日罗-特隆，可见恩格斯那时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些人，却可以对他们作出评价了。考茨基也引用了摩尔根的著作《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然而不同意书中所描绘的早期的家庭形式，认为那是不适用的。恩格斯没有讨论这个评断。相反有一处谈到巴霍芬的地方却值得注意，这段话与恩格斯在《起源》里对巴霍芬所做的既是批判性的、又包含着充分尊重的评价完全一致，他写道：“即使您把巴霍芬使性的共有制神圣化和神秘化的说法驳斥得体无完肤，而性的共有制仍然是事实”[1285]。
最后，恩格斯忠告他这位通信人：“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否则像《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1286]后来他把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就评价为这样一本书[1287]。
恩格斯1883年9月18日给考茨基的信提到爪畦这一情况可能表明，恩格斯那时已经掌握了这本包括有马克思《摩尔根摘要》的笔记本，该笔记本第二个内容就是莫尼的《爪畦，或怎样管理殖民地》著作[1288]的摘要。然而对他来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进行深入的研究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主要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佳所致。
肯定的是，他在1884年1月已获悉《摩尔根摘要》，研究了这本摘要并认识到它的意义。对此第一个明确的提示，是他准备回信时在考茨基1884年2月2日的来信上所写的注“摩尔根，莫尼，爪畦”。恩格斯在2月16日给考茨基的信里建议用莫尼关于爪畦一书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并继续说道：“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蒙昧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来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泰罗、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搞的整个骗局，不管是族内婚、族外婚，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拼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直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虽然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1289]从“五个星期以前”这个时间可以看出，他可能在一月份的上半月仔细通读了马克思的《摩尔根摘要》。
恩格斯1884年1月1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证明，他大概在同一时期还研究了马克思的莫尼摘要。不久以后，他大概整理了在同一个笔记本里的梅恩著作的摘要[1290]以及有马克思的拉伯克著作的摘要[1291]的摘要笔记。
1884年2月底至3月3日伯恩施坦访问伦敦[1292]。他后来回忆说，恩格斯那时“全神贯注地审阅和整理”马克思的文献遗产，“以便使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使用自己朋友的著作”。他写道：“现在他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直到深夜给我读这些手稿和他以马克思摘自美国人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摘要为依据写的一本书的草稿。”[1293]伯恩施坦关于“一本书的草稿”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他返回苏黎世后，他向考茨基详细谈了与恩格斯的谈话，同时专门讨论了摩尔根。在听了伯恩施坦谈的情况以后，考茨基仍然认为恩格斯没有时间来加工摩尔根的书，他阐述了自己的宣传这本书的计划[1294]。然而，无可怀疑的是，恩格斯在2月底和3月初正紧张地研究马克思那些民族学摘要笔记。他在1884年3月7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的提示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写道：“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1877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1295]
大约3月中旬恩格斯从旧书商那里弄到一本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本书同马克思使用的书一样，附有伦敦麦克米伦书局的出版说明[1296]。现在他终于确信，工作负担再重，也要把摩尔根的这本书介绍给德国读者。他在3月24日写信给考茨基说：“一有功夫，我就把这本书为你给《新时代》作一番加工，但你们一定要出单行本(搞成以后，大概有三个印张)；我本人对马克思担负着这项义务，我可以利用他的札记。”[1297]考茨基立即被恩格斯的计划所鼓舞。然而，显然是一些外界干扰使得恩格斯未能在3月底前着手这项工作[1298]。
关于工作进展情况
可以认为恩格斯是于1884年4月初着手写初稿的。肯定地说，他在4月11日前便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写作了约8个星期，直至5月26日。
最初他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单纯概括摩尔根的成果。他在1884年4月11日给考茨基的信里说：“关于摩尔根的书，希望在下星期能写好”，“这是我最后一本著作，要把内容如此丰富、但写得如此糟糕的书概括起来，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1299]
如果说恩格斯觉得摩尔根的书“写得如此糟糕”，那么这大概主要指材料的组织方法而言。马克思早已脱离开这种方法，并对这些问题作了不同的编排。
恩格斯在1884年4月22日写信给考茨基说：“最近我要多写些，加紧研究摩尔根，直到今天我才能够重新写它。”[1300]现在思想上紧张地分析思考问题的阶段结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准备笔记》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写的。这个时期的结果是，恩格斯放弃了只是“概括”摩尔根的计划，转而采取超越摩尔根进行独立阐述的方法。他在1884年4月26日给考茨基的信里解释这个变化时写道：“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一夫一妻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
恩格斯预计，他大概到“下星期”可以完成，并写道：“足足有四个印张，甚至更多”。[1301]
他在这段时间还被马克思在《摩尔根摘要》中的一条批语[1302]所启发而打算证明，“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1303]由于时间原因他终于放弃了这项费时的工作[1304]。
1884年5月10日他第一次草拟了标题。他写信给保·拉法格说：“……我要完成一部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想在下周末搞完它，在此之前还得苦干一番。”[1305]
他在5月17日告诉伯恩施坦：“稿子今天写完，还要再校阅一遍并作最后的润色，这需要几天的时间。随后即寄给你们。……现在稿子使我不得安生，为此我把其他一切事情，甚至最紧急的事情都搁下了。文章很长，约130页八开纸，而且写得很密，标题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306]从而最终确定了标题。篇幅与4月26日说的计划相比增加了一倍。随后5月22日，稿子寄往苏黎世，“最后一章还需要校订，暂缺”[1307]。考茨基立即证实稿子收到了。[1308]5月26日恩格斯说这项工作搞完了，并打算次日把最后几个印张寄出[1309]。5月29日最后几个印张也到了苏黎世[1310]。8月中旬恩格斯还寄了一个包括有两条脚注的增补，由考茨基放入手稿中[1311]。根据考茨基8月26日的信判断，其中一条脚注是关于梅里格尔的，即第七章作者加的那个脚注的前半部分，[1312]而后半部分则是另一条脚注，也是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鲁斯的著作[1313]。
前提、资料和工作方法
《起源》经过3个月酝酿成熟下了决心以后，在8个星期里写成。恩格斯是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才完成最终构思的。因此，在写这部著作之前并没有专门的、有目的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说材料的基础不足，恐怕不妥。该著作的结构和内容一方面是由摩尔根的书和马克思的《摩尔根摘要》所决定的。恩格斯尽可能地遵照摘要的方式所规定的重点，也注意一些细小的、例如用感叹号和问号表示的提示，并尽力“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1314]引用马克思的批语。另一方面，这部著作大量的科学内容又是以恩格斯在这之前进行的研究为依据的。这些研究是恩格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写成《起源》的重要前提。他在撰写该著作时还依据了马克思和他本人所写的著作。例如他参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315]，并在不止一处进一步展开了《反杜林论》[1316]中的思想，而且在撰写第九章时援引了马克思的《资本论》[1317]。他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里曾详细探讨了人起源于动物界的问题[1318]。
从60年代起恩格斯不断密切注视考古学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西欧、中欧和北欧的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不仅为研究原始历史，而且也为研究纪元初几个世纪和中世纪早期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他熟谙根据岩石、青铜和铁这些材料划分的考古学的分期方法，并在《起源》里使用了这一方法。
家庭史的传统观念认为，男人占统治地位的专偶制是原始时代就已经有了的。60年代初，巴霍芬对于这种观念产生了怀疑。恩格斯最晚是在1883年初知道巴霍芬的《母权论》这部代表作的基本思想的[1319]，摩尔根也曾引用该书来论证他的论点。很可能巴霍芬的书在1881年春和初夏恩格斯与考茨基进行的讨论中起过作用[1320]。恩格斯在《起源》里一再强调巴霍芬的功绩，因为巴霍芬被专业研究者视为不必认真对待的局外人。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上文科中学时，就已经熟悉希腊史和罗马史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的史料[1321]。可以证明他从原著阅读过荷马的《伊利亚特》[1322]。其他著作家的著作如希罗多德和修昔的底斯的希腊历史，李维的罗马历史，他读的也应该是原著。他在30年代中期就已概括了解阿提卡的剧作家和辩论家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恐怕也不会不熟悉普卢塔克写的希腊和罗马名人的传记。后来恩格斯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可以认为，他熟谙奥·贝克尔和巴·格·尼布尔的主要著作，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古代史的研究也逐渐侧重于研究社会结构和经济学问题。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杜罗·德拉马尔的《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一书，马克思十分推崇，他研读了这本书以后，便把它寄给了恩格斯，而且在准备写作《资本论》时曾多次引用过。[1323]这本书对于他们两人对罗马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有所影响，因而也影响到了《起源》。
1861年2月2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也与此有关。马克思读了受当时语文学界贬损的历史学家阿庇安著作的希腊文原本，赞赏阿庇安要“穷根究底地探索”罗马内战的“物质基础”——这便是争夺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阐述了这个思想，恩格斯则把这一思想写进了《起源》[1324]。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密切注视19世纪下半叶德国最著名的古代历史学家泰·蒙森的著作。恩格斯认为可以想象，“蒙森学派想在罗马史问题上”跟他“为难(这在形式上是很可能的，在实质上却是办不到的)”，在《起源》脱稿后不久，他就准备进行一场论战[1325]。论文集《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起先是马克思的私人藏书，后来是恩格斯的私人藏书，而且大有可能的情况应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读了摩尔根著作以后才知道蒙森这部有多种版本和译本甚至在专业范围以外也广为传播的主要著作《罗马史》的。马克思在《摩尔根摘要》中多次独立地批判了蒙森关于罗马早期的观点，恩格斯完全同意马克思的这些见解。[1326]
恩格斯摘自恩·库尔齐乌斯《希腊史》(1869年柏林第3版)的摘要[1327]是他研究古希腊的明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起源》里都使用过库尔齐乌斯的一个资料[1328]。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道，共同建立了有关希腊和罗马阶级社会的特征以及第一个以发达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的世界历史地位的坚定观念。他在《反杜林论》里针对杜林进行道德说教的考察方法，强调了历史的必然性，即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基本生产关系的原始进步作用，并尖锐地指出：“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132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草稿里撰写了关于奴隶制对有关公社的后果以及关于废除奴隶制的种种形式的思考[1330]。他在《起源》里用具体资料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思想。
恩格斯对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克尔特人的历史、文化拥有精深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是他于1869—1870年写爱尔兰史时获得的。当时他与马克思进行频繁的思想交流，而马克思不断地给他以提示[1331]。这些提示部分地——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通过进一步的史料研究介绍的——已写进《起源》[1332]。1869年11月29日和12月16日以及1870年1月25日、2月9日、5月8日、5月15日和7月6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也与《起源》第七章开头叙述的题材密切相关。恩格斯从第二手文献中作了内容丰富的摘要。他还研究了凯撒的《高卢战记》中的有关篇章，并摘录了《古制全书》第2卷《财产扣押法》(1869年都柏林、伦敦版)以及《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未注明出版地点)的史料典籍。《起源》里直接使用了上述后两种摘录。[1333]
恩格斯专门研究过日耳曼史、法兰克史和中世纪早期的德意志史。最早期的主要史料，即凯撒的《高卢战记》第4卷和第6卷里的章节以及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都是学校教材。恩格斯多次研究过这两部著作，而这两部著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早期土地关系的思想交流中经常谈到[1334]。通过研究原著或译本，尤其是从他搞到了《德文本日耳曼古代史史学家》文集(1847年柏林版第1卷)以后[1335]，恩格斯又阅读了其他一些古希腊罗马著者，如狄奥多鲁斯、斯特拉本、韦莱·帕特库尔、老普林尼、狄奥·卡西乌斯、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和普罗科皮乌斯等人的著作。卡斯帕尔·措伊斯的《德意志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年慕尼黑版)这部对研究日耳曼人具有开创性的著作是他的私人藏书。他研读过卡·弗·维贝尔格的《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1867年汉堡版)和保·罗特的《从上古到十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
他特别详细地研究了慕尼黑法的历史学家格·路·冯·毛勒的大量著作，毛勒赋予马尔克公社理论以典型形式。通过毛勒他还研读了对《起源》来说有重要意义的一类史料：日耳曼民族法(野蛮人法典)。这种种研究在写作《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1336]时都有所反映，恩格斯在《起源》第七和第八章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的附录《马尔克》[1337]里使用了这些研究的成果，恩格斯称《马尔克》一文是“几年来我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1338]。在《马尔克》一文里也有这样一个论点，它最清楚地概括了恩格斯在接受摩尔根思想前关于原始历史关系的观念，同时表明，他看到他的观点通过摩尔根的成果得到了证明：“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几乎一切民族的古代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1339]。
《起源》的直接依据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摩尔根[1340]在40年代的科学生涯始于对他的家乡纽约州西部的易洛魁人的田野研究。他在这里遇到了他日后研究的出发点和中心点，即最初按母系组织起来的氏族和与描述不同的分等级的亲属制度。他在其有影响的著作《霍德诺索尼人或易洛魁人的联盟》(1851年罗切斯特、纽约、波士顿版)里概述了这些成果。50和60年代，由于职务和政治活动繁忙，他只有少量时间从事学术工作。尽管如此，他仍然经常与国内外的学者保持联系，其中有巴霍芬和不列颠重要的史前史学家，他到美国中西部作实地考察，最后，利用精心拟订的调查表借助国家机构的支持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以获取他在这期间成熟起来的关于家庭形式和亲属制度关系的理论资料。他在《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这部广博的著作里公布了调查结果，它的主要部分是亲属称谓对比表。摩尔根就这样掌握了资料和方法论前提，在这个基础上，他便可以利用他的民族志学知识来阐明人类上古史，从而在《古代社会》一书里给他的研究确定一个历史范围。
摩尔根将他的书编排如下：
“第一编 各种发明和发现所体现的智力发展
第一章 人类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3
第二章 生存的技术19
第三章 人类发展进度的比例29
第二编 政治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49
第二章 易洛魁人的氏族62
第三章 易洛魁人的胞族88
第四章 易洛魁人的部落102
第五章 易洛魁人的联盟122
第六章 加诺万尼亚族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151
第七章 阿兹特克联盟186
第八章 希腊人的氏族215
第九章 希腊人的胞族、部落和民族235
第十章 希腊政治社会的建立256
第十一章 罗马人的氏族277
第十二章 罗马人的库里亚、部落和民族300
第十三章 罗马政治社会的建立323
第十四章 世系从女系到男系的转变343
第十五章 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357
第三编 家族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古代家族383
第二章 血婚制家族401
第三章 伙婚制家族424
第四章 偶婚制家族和父权制家族453
第五章 专偶制家族468
第六章 与家族相关的制度的顺序498
[附录]回驳约·弗·麦克伦南先生的《原始婚姻》509
第四编 财产观念的发展
第一章 三种继承法532
第二章 三种继承法(续前)537”
摩尔根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发展学说以及同时代进化论的观念出发，试图阐明人类是怎样从原始初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极端依赖于周围自然界)上升到古代及现代“文明”的高度的。“最近关于人类早期状况的研究，倾向于得出下面的结论，即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1341]与所有种族主义的理论相反，人类的统一性在他看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他把进步视为历史的规律，它无需详细论证，他说：“人类历史的起源相同，经验相同，进步相同”。[1342]他没有提出进步的动力问题。因此，他最终在该书的最后一句话里谈到“上帝为从蒙昧人发展到野蛮人、从野蛮人发展到文明人而制订的计划”[1343]时，他便同他的唯物主义的初始论点——人类是自发地发展的，完全对立起来了。
然而，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根本点在于，摩尔根成功地阐述了一个没有国家，只在氏族制度基础上运转的社会和该社会变为以私有制、男人居统治地位的专偶制和国家制度为特点的文明的转变形式，并把可以进行逻辑论证的关于家庭史的假说与此联系起来。尽管他在这方面采取的基本立场是唯心主义的，他在强调国家和专偶制家庭的形成中财产的作用时，却接近于唯物主义的认识，他写道：“财产观念在人类的心灵中是慢慢形成的……对财产的欲望超乎其他一切欲望之上，这就是文明伊始的标志”。[1344]
但是，摩尔根更进了一步：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与其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作出了对于现时代的结论。他的科学工作使他认识到“文明”对土著居民的影响，教会他憎恶“文明人”所使用的殖民伎俩。他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捍卫过地方上“小”资本的利益，反对自60年代中期起首先在交通事业中出现的波士顿和纽约两大都会的大资本的垄断倾向；他的政治活动使他目睹了在金钱和权力的交织中他的民主主义理想受到破坏；最后是1871年欧洲之行的经历：旅欧使他在公社遭到镇压以后来到巴黎，旅欧向他昭示了种种社会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美国仍被开放的西部边界的“安全阀”所抑制——这一切使他觉得现存的社会制度至少从发展的趋势来说是成问题的。这里，他的进步信仰与现实相抵触。他在这本书的结尾阐述了自己的担忧：“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1345]他寄希望于人的良知和理性的完善。马克思[1346]和恩格斯[1347]有理由把他与傅立叶相比。虽然根据他的全部立场来看，摩尔根是一个“共和党人美国佬”[1348]，而且“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1349]但他仍然得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1350]。他描写未来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更好的社会阶段)时说：“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351]这句话表明，摩尔根的思想具有无疑是辩证法的特征。马克思在他的摘要[1352]里用着重号强调所引用的上述这句话，并且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初稿[1353]里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这句话；恩格斯在他的《起源》一书的末尾也引用了这句话，并同样加了着重号。[1354]
马克思十分专注地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他对每一章都几乎同样重视；只是对第一编第三章有所忽视。显然，他在摘录开始前就已读过或至少是浏览过这本书，因为他把第三编和第四编的摘要放在了第二编摘要的前面。这样做就使得马克思有可能去遵循历史的顺序，因为摩尔根试图从“石化的”亲属制度中推导出早期家庭形式，时间上是在氏族完全形成之前；同时马克思还揭示出了所有制形成和国家产生之间的逻辑历史关系。
摩尔根《古代社会》各编在(马克思的笔记中——译者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里的相应位置如下：第一编，第1—4页；第三编，第4—20页；第四编，第20—29页；第二编，第29—98页，其中关于易洛魁人的第二至五章在第32—52页，关于希腊的第八至十章在第67—81页，关于罗马的第十一至十三章在第81—93页，以及第十五章中有关日耳曼人一节的摘录在第95—98页。
马克思在作摘要时着重于实质性的东西，略过一些烦琐的地方，特别是摩尔根大量的道德上的评价。许多边线和着重线以及所加的问号和叹号都表明了马克思的态度。然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补充的那些语句；这些补充特别集中在关于希腊和罗马的那些章节。马克思往往给予摩尔根那些表述常常有些含糊不清的思想以准确的形式，把它们加以概括并剥出内核，从而进一步阐明。有时他也不同意摩尔根的观点。他对摩尔根所使用的第二手文献(其中主要是蒙森和格罗特)的大量评注，有时措辞尖锐，带有论战的味道。也有一些与摩尔根所提供的材料作历史对比的提示。
除了摩尔根的东西外，马克思在摘要里还引用了其他文献。例如，他以相当大的篇幅引用了格·弗·舍曼的《希腊的古迹》(1855年柏林版第1卷)，因为该书汇编了根据史料加以论证的不少事实。他虽然对这位著作家评价不佳，称他为“学究”[1355]，但是，他同时也从他那里找出材料，纠正了摩尔根的部分受格罗特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有关希腊史的观点。
另外，马克思审核了摩尔根和舍曼使用的古希腊罗马的史料，从原文查对这些史料，加以补正或用原文或译文补充新的证据。就希腊历史而言，这方面涉及的有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埃斯库罗斯的《七雄攻忒拜》和《求援女》、修昔的底斯的史书以及普卢塔克的《提修斯传》和梭伦传记(《比较传记》)，有关罗马史的有狄奥尼修斯(哈利卡那苏的)《古罗马史》等。
摩尔根只是在第二编第十五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里简单地记述了日耳曼的情况。因此，马克思不久便完全放下了摩尔根，并回过头来研究原始史料，即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其他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材料，他是从他所使用的约·奥·厄内斯特的塔西佗版本(1772年莱比锡版)的评注中开掘出来的。关于日耳曼人的摘录是《摩尔根摘要》的最后结尾。
恩格斯在序言里说明了他的研究方法：“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原来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新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做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1356]
恩格斯力求尽可能充分考虑《摩尔根摘要》所给出的提示，他写道：“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1357]甚至马克思所做的一些小小的区分和一些细微差别，也被恩格斯采纳了。例如，马克思在“控制”[1358]一词后用问号和感叹号来表示他对摩尔根的“达到了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1359]这一说法的怀疑。与此相应，恩格斯写道：“……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1360]
与《起源》直接有关的用红笔画的边线和着重线证明了恩格斯对《摘要》的研究。在马克思对梅恩著作的摘录[1361]里有类似的按语；在那里边有标记的地方也都与《起源》的论题有关，然而，其中只有一部分得以使用。恩格斯从拉伯克著作的摘要里引用了一些文献说明[1362]。
从《起源》的章节划分就可以看出《摩尔根摘要》的影响。恩格斯在开头第一章(与摩尔根的第一编相应)之后，按照马克思的做法，在第二章就研究了家庭史，而摩尔根在第三编里才研究这个问题。第三至第八章用不同的篇幅写了摩尔根《古代社会》第二编以及《摩尔根摘要》相应章节的内容。易洛魁人是摩尔根研究的出发点，恩格斯以此为例(第三章)来阐述一个正常运转的氏族社会的结构。从恩格斯1882年12月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与恩格斯恰恰谈论过易洛魁人。希腊，特别是雅典(第四和第五章)和罗马(第六章)使恩格斯有可能借助一目了然的材料来阐述氏族社会变为国家组织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也特别关注的问题。他的补充和批注大量出现在《摩尔根摘要》的相应章节里。克尔特人(第七章)和日耳曼人(第七和第八章)是恩格斯完全独立地探讨的。他在摩尔根那里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提示和线索。马克思在摘要里也很少使用摩尔根，而是回过头去研究第一手材料。结尾的第九章在摩尔根那里没有，因而在《摩尔根摘要》里也没有直接相应的内容了。恩格斯在这里把从具体的历史例证中获得的认识汇集起来，做出理论总结。像马克思在《资本论》(恩格斯在这里明确地提到它[1363])里用英国这一典型例子来阐述和概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过程一样，恩格斯分析了当时已知的欧洲土地上最早的对抗性社会形态的形成，并展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制度的前景，以此结束了全文。
可见，恩格斯的写作方法在各章都有所不同。在第一章(史前各文化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8—24页)里，他总的来说是严格以摩尔根为依据的，但是作了两处重要的改动：第一，他明确地以人类起源于动物界为出发点，而摩尔根则不谈这个引起争议的问题，只是谈到“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1364]。第二，他认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之间的重大转折不是由于制陶术的发明(这虽然是重要标准之一，但却是从属的标准)，而是由于猎人、渔民、采集者获取食物的经济方式转向农夫和畜牧者生产食物的经济方式[1365]。他在题为“根据摩尔根”[1366]的笔记里，已经写下了这个思想的萌芽。实际上今天那场开创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力的农业革命”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因为在这段时期，创造了形成稳固的剩余产品的先决条件。
恩格斯使这一章具有绪论和导向的性质。就社会性的结果，即该书的本题来说，他指出这是“我们此次遨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1367]。
恩格斯在第二章(家庭，前引书第24—82页)里首先解释了摩尔根从所考察的亲属制度去推断以前存在过的家庭形式的推断方法，然后概括了他对家庭最早的发展阶段的假说。他用了比摩尔根更大的篇幅阐述巴霍芬的研究成果，并强调指出，原始的杂乱性关系、母系和妇女统治的发现是巴霍芬的三大功绩[1368]。正如早在1883年3月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所做的那样，恩格斯把巴霍芬研究的科学内容同他给予这些研究的神秘形式区分开来。
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导致现代家庭形成的“新的、社会的动力”[1369]上。摩尔根已经着重指出财产及财产继承的作用。马克思用罗马人的例子强调了巨大的社会关系：“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servitus(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1370]恩格斯引用了这段话[1371]，而且把它作为自己进行分析的基础。他密切关注从古代、中世纪直到现代的婚姻的发展，最后提出婚姻发展前景的问题。他认识到，把无产者妇女吸收到生产过程中去，是恢复妇女平等地位的基础，从而认识到以相互尊重和爱慕为基础的未来两性关系的可能性。
第三章(易洛魁人的氏族，前引书第82—97页)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摩尔根的第二编第二至五章为根据的。恩格斯一再利用机会来与他早就感兴趣的日耳曼人的情况相比较[1372]。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有可能去叙述“还不知有国家”的，因此也还不知有“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的社会，毛勒研究了这种公共权力在中世纪德国逐渐“从马尔克、乡村、农户、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1373]。
但是与摩尔根不同，恩格斯还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局限性，因为它的前提是“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它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1374]。可见他在这里就已经突出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
恩格斯在第四章(希腊人的氏族，前引书第97—107页)里探讨了希腊史的氏族根源，对此摩尔根曾第一次依据易洛魁人的氏族做过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追随马克思)发展了摩尔根的论证，他的论证是针对在欧洲学者那里流传的把贵族的和君主政体的统治形式非历史地回溯到原始时代。马克思按照摩尔根的观点把以王(巴赛勒斯)、议事会(bule)和人民大会(agora)为特征的荷马时代的社会制度理解为“一种军事民主制”[1375]，恩格斯赞同马克思的意见[1376]。随着“军事民主制”这个概念的出现便找到了一个在氏族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过渡阶段中适用范围广的术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荷马时代”，即公元前8世纪，是希腊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的条件业已成熟的转折点。
恩格斯在第五章(雅典国家的产生，前引书第107—118页)里研究了这个过程。他写道：“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1377]因此，恩格斯详细阐释了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的产生，导致生产者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社会分裂为穷人和富人。他指出，梭伦的改革打通了向古希腊罗马类型的国家发展的道路。
恩格斯决不怀疑国家的镇压功能，即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机构的性质。但是，他同样也指出了国家的必要性，它的进步的历史作用。最后，他认识到雅典迅速崩溃的原因：“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1378]
恩格斯在第六章(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前引书第118—129页)里叙述得比较简单，因为同希腊发展的大量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早期的原始资料既贫乏又不可靠。恩格斯根据马克思和蒙森的论战[1379]突出了早期罗马的“王政”的氏族职能。同在雅典一章里的做法一样，他强调指出从氏族社会向组织为国家的社会过渡的革命性质，他认为其原因就在于平民和populus之间的斗争。他扼要地叙述了以大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而告终的共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同希腊一样，罗马也是由奴隶制而引起危机的，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就过渡到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德意志野蛮人”[1380]了。
恩格斯在第七章(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前引书第129—146页)里，提到摩尔根的地方就很少了。他可以依据自己多年研究所获得的材料[1381]。有些具体的地方，他也使用了马克思的梅恩著作摘要。还在1883年他就认为：“虽然克尔特的clan，罗马的gens，德意志的Geschlecht——都是一个部落的分支，但是它们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而且它们的起源肯定也是不同的。”[1382]这时他则强调现有的或流传下来的制度及其残余的共有的氏族性质。
关于日耳曼人(按照当时仍流行的术语称“德意志人”)一节，恩格斯是以语言学研究开始的。他从日耳曼民族法(野蛮人法典)的术语中推断出氏族继续存在到中世纪早期。然后，他根据塔西佗的著作叙述了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中典型的氏族社会的特征。他从所列举的文化成就——同样也是根据塔西佗的著作——得出的结论是，日耳曼人“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1383]。恩格斯在叙述直到民族大迁徙时代以前手工业的进步时，使用了他在过去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考古学知识。
恩格斯在第八章(德意人国家的形成，前引书第146—157页)里也以很大的篇幅使用了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已经开掘的资料[1384]。另外，他利用了厄·泰·高普的《罗马帝国西部各行省的日耳曼移民区和土地分配……》(1844年布雷斯劳版)一书。
恩格斯在概述了公元1世纪由日耳曼部落和部落联盟移民的地区内的发展情况后，颇为详细地探讨了罗马帝国后期西部诸行省的社会经济状况，这些行省就成为早期日耳曼国家成立的场所。他指出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1385]因此，打碎罗马后期的国家机构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日耳曼占领者在5世纪打碎了这个国家机构。他认为，日耳曼人能使西欧从罗马帝国后期的停滞状态摆脱出来并返老还童的关键，就在于日耳曼人的氏族制度。他以此进一步阐发了他在《法兰克时代》[1386]中写的西欧封建主义形成的理论，同时反驳了对罗马—日耳曼关系所作的民族主义解释，这种解释是为了给威廉帝国时期针对法国的世仇宣传寻找历史根据服务的。
恩格斯在第九章(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引书第158—179页)里做了理论总结，他汇集了国家的各种历史发展路线，并研究了国家在过去和现在的一般特征。他在本章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1387]是他写这一章的主导思想。他研究了“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1388]。恩格斯在叙述“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条件时，也揭示了它们作为历史的，因而也是暂时的产物的性质。这样他便成功地比以往更深刻地论证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原来只是设想概括一下别人的著作，而现在却成了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著作。
关于出版情况
恩格斯在该著写成以前，就写信谈过出版的事宜。起初他想在合法出版的斯图加特的《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上刊登，并单行出一本小册子[1389]。考茨基也立即得到了狄茨的同意(他的出版社负责出版《新时代》杂志)[1390]1884年4月7日考茨基致恩格斯的信。
但是，在恩格斯不久决定由“概括”改为独立叙述时，他对在合法报刊上刊载表示有所顾虑。他写道：“关于专偶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
[1391]他劝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不要因为一篇文章而让整个杂志担风险，并建议把这篇东西印成小册子，“或者在苏黎世印，或者照《妇女》一书处理。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1392]。《妇女》一书指的是倍倍尔的书，该书第2版即秘密版是1883年在斯图加特狄茨印刷所印刷的，但用的是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的书局的名义，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考茨基虽然认为可能“有些风险”，原因正是反社会党人法的延长尚悬而未决，但是他也不愿相信德国政府胆敢予以查禁。当然他也表示，他得“听从”李卜克内西和处事十分谨慎的狄茨的意见，并请求无论如何把手稿寄给他[1393]。5月中旬恩格斯认为，应考虑印成单行本。[1394]1884年5月22日，恩格斯在寄出第1—8章的稿子的同时写信给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你们可以看到，这部著作对于德国合法的市场是不适宜的；请仔细考虑，是否用一个假公司的名义，在斯图加特出版，或者马上就在苏黎世出版，请写信告诉我。从《普鲁士烧酒》以来，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一律被查禁。”[1395]他建议考茨基先在《新时代》发表第二章(家庭)，删去有关专偶制的引起争议的论述[1396]。考茨基通报说将立即与狄茨商谈，他想根据他们商谈的结果再拿出进一步的建议[1397]。
这期间考茨基和狄茨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因为后者想任用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的主要代表威·布洛斯为《新时代》的责任编辑。考茨基把实情告诉了恩格斯，并补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将不使用提前发表一章的授权[1398]。伯恩施坦建议，如果面对狄茨，考茨基不能达到目的，那就该在苏黎世出版小册子。为了正式发行，沙贝利茨或者瑞士或奥地利的别的书商都可以考虑。“至于这本书在党内的传播，我是无需顾虑的。”[1399]与狄茨的分歧按考茨基的意愿解决了，因此又有可能在斯图加特出书。考茨基答复恩格斯1884年6月21日来信的询问时说，他和狄茨尚未就包括讨论印制方式在内的事项交换意见。[1400]考茨基1884年7月7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他最后通牒式地催促狄茨作出决定，但同时也考虑在奥地利出版。恩格斯答复说：“同狄茨打交道是件麻烦的事。要是他不置可否，那就不能再等待他的答复。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这本东西出版，其次，使它不致立即被大批没收。这两条只有在瑞士才能具备。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同意在奥地利出版……”[1401]。
狄茨同意在《新时代》上先行发表“恩格斯的文章”，而且也表明准备承担小册子的出版，但没有提出他的条件，然而暗示他担心经济上有亏损[1402]。考茨基认为这封信是变相表示拒绝，并回信说：“是我请求恩格斯把这本小册子的发行工作委托给您的，因为我相信您希望这样。我认为这不是为恩格斯而是为您效劳”。[1403]狄茨立即声明他决定放弃。[1404]考茨基与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霍廷根—苏黎世人民书店出版社社长施留特尔磋商。1884年7月16日他告诉恩格斯，人民书店出版社愿意承担出版，先印5000册，其中4000册是为工人发行的平装本，1000册是为资产者发行的精装本。精装本将交给书商沙贝利茨发行。沙贝利茨在莱比锡有一个代理商，经销禁售的书。考茨基还对书的字体、开本大小和纸张提出了详细建议。恩格斯立即表示同意，同时还注意到了一些琐碎小事：“我们的工人如能像阅读哥特字体那样自如地阅读拉丁字体，我当然宁可要拉丁字体。开本大致同《发展》一样就行，倍倍尔的《妇女》开本太大”。[1405]于是立即着手在苏黎世印刷。一个星期后，第一印张就寄给了恩格斯[1406]，不久，恩格斯校对后又寄了回去。他在附信中写道：“今后校样也随时立即寄还。不过我要请求尊重我的正字法，我没有任何理由在我老年的时候，还让人来对我进行Zivilisieren〔开化〕，Zentralisieren〔统一〕，甚至zitieren〔传唤〕。”此外，他同意施留特尔把书价分别定为080马克和200马克的建议，并请他把清样寄来，印完之后，请他寄来“精装”25本，平装5本[1407]。恩格斯即使在英吉利海峡沃辛的休假地时，也请人把校样给他寄去[1408]，第三和第四印张他就是在那里收到的。施留特尔还建议，书印好后，给他留下50册[1409]。施留特尔把总共9个印张的最后几个印张作为附件随1884年9月19日的信寄出。显然恩格斯马上就进行校对，并在不久后收到头7张清样。他在10月1日把他寄回校样的事告知施留特尔。两天后，他收到了最后两个印张的清样，而且还挑出三个印刷错误[1410]。这些印刷错误无法再加以更正，因为1884年9月30日《起源》已印好[1411]，并且，德国社会民主党非法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于1884年10月2日宣布该书“刚刚出版”。恩格斯在10月11日就已经给倍倍尔寄去一本[1412]，10月中旬“已经向世界各地分送了三十多本”。[1413]
关于直接影响和传播
《起源》在写成之前，大家就已急切地盼望它的手稿问世。考茨基在1884年4月29日答复恩格斯4月26日的信时这样写道：“我早就高兴地盼望着关于摩尔根的文章。你的信使人预感到它将引起一场彻底的革命。……我认为，摩尔根只有通过马克思和你才会达到他的革命意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兴高采烈”地收到了第一个邮件[1414]。伯恩施坦在初读以后，于5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你对摩尔根著作的论述对我们来说是文献沙漠里的一块真正的绿洲，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丰富的养料”。
在付印期间，就开始做出种种努力，以确保在反社会党人法条件下使该著作得以广泛传播。考茨基在1884年8月18日请求恩格斯允许在《新时代》上预告《起源》的出版，并准许转载序言。此外，他还表示打算按照清样为资产阶级报纸《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一篇简介。同时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表示支持考茨基的计划并建议让沙贝利茨把清样寄给“几个少数较好的杂志社和几个接近我们的大学教师”。他提到的有巴塞尔的卡·毕希尔、弗赖堡的阿·图恩和维也纳的工人领袖维·阿德勒。[1415]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希望能通过事先发表权威性的书评来防止这部著作遭到查禁。恩格斯1884年8月22日的复信持怀疑态度，他写道：“至于我的小册子应该怎么办，你们一定能比我做出更好的判断。你们认为怎样合适，就怎样办吧。但是，我敢打赌，它会遭到查禁的。”[1416]考茨基在9月份的《新时代》[1417]上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本新书》为题预告了《起源》的出版。他强调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部著作都是“划时代的成就”，而“恩格斯的这本书就属于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首先介绍了该著作的写作情况，同时直接和间接地使用了序言第一部分的一些说法。他强调指出该书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价值，并概括说：“不久将出版的这本书实质上是三个人的集体著作，他们每一个人毕生都在出色地致力于研究社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可以认为，这样一部著作必然对史前史的研究具有根本意义……内容将证明我们的期待绝不会落空的。”接下来是转载序言的第二部分。考茨基在文章结尾表示希望，“不久可以更深入地再次研究这部十分有趣的著作”。考茨基为《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写的文章被采用[1418]，并以《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为题作为评论于1884年9月19日发表。考茨基在文中赞扬恩格斯的著作是“自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以来”社会主义文献的“最重要的成就”。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原始史的考察对于创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重大意义，并称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原始史领域里的研究成果。
继9月11日预告后，《社会民主党人报》于1884年10月2日宣布《起源》“刚刚出版”。鉴于即将来临的帝国国会选举，编辑部在该号报纸上发表了恩格斯关于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的论述[1419]。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4年10月23日和11月6日刊登了考茨基的评论，这篇评论首先于9月22、23和24日，也就是还在这本书发行前，曾发表在《纽约人民报》上。考茨基用《弗·恩格斯的新著》为题，直接依据恩格斯的序言叙述了这部著作的写作过程，并逐字逐句发表了几段摘要。
恩格斯收到了一些与《起源》有关的提示和询问。伊·埃伦弗罗恩德请他参阅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一段话，那里的“Soror”(同胞姊妹)的意思是姐妹同时也是情人，并要他注意中国人和吉卜赛人的婚姻习俗。
1890年初和1890年3月21日伊·埃伦弗罗恩德致恩格斯的信。
较为重要的是爱·福尔坦1885年12月25日向恩格斯提出的询问，因为它关系到亨·施利曼的考古发掘对于希腊早期史的重要意义，他问道：“我们在阅读亨利希·施利曼关于伊留的这本书时是否有所收获？这本书里是否载有关于希腊英雄时代的资料？”恩格斯的答复我们不得而知。
1890年6月16日沙·博尼埃在给恩格斯的信里对马克思批判理·瓦格纳关于原始历史上的兄弟姊妹婚姻的叙述(恩格斯把这个批判收进了《起源》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提出异议。恩格斯的复信同样尚未找到。然而他在第4版里详述了这一事实情况。[1420]在约·布洛赫1890年9月3日向恩格斯提出的质疑中谈的也是兄弟姊妹婚姻的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的复信里远远超出了上面提到的问题，解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表述。同时，他给序言里的一个定义作了一处重要的补充，从而使之更加准确，该补充后来收入第4版[1421]。
鲁·海·迈耶尔为这部“非凡的著作”的出版向恩格斯表示祝贺。他说，这部著作他看了一遍又一遍，他将在整理自己对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的田野研究时利用这部著作，并以这部著作作为他计划要写的论土地法的著作第一章的依据[1422]。
1887年12月9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考茨基撰写的恩格斯传记，也确切地阐述了《起源》同摩尔根的书相比所具有的新质。文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打算，粉碎资产阶级学术界“闭口不提”的策略，介绍并扩展摩尔根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弥补摩尔根研究的历史缺陷，把这个研究纳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框架之中，并把唯物主义的史前史和历史融合为一个统一的发展顺序。起码这一点是这本146页的书所取得的成就。”
恩格斯著作的理论内容和现实意义很快在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得到正确的评价和重视。倍倍尔感谢恩格斯寄的书，并在1884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写信说：“还有你的《家庭起源》也是一部杰作，而且恰合时宜。你这样大年纪仍勤奋写作，使党大受裨益，令我十分兴奋；归根结底，卓越的文献著作是党一切活动的基础。”不久后他又评论说：“恩格斯的著作……是党的一个成就；希望尤其是领导人研究这部著作，而不只是读读而已。”[1423]
《起源》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形成的历史，关于国家的本质和运行机制及其在社会各形态发展进程中的变化的论述广为传播。倍倍尔在1886年10月12日向党员和工会会员阐述了这一系列思想[1424]，并于1889年4月4日在德国议会的养老和残疾人保险的辩论中也阐述了这些思想。威·李卜克内西以《家庭和国家的起源》为题，在半月刊《现实的和理想的国家和公民》(1889年布雷斯劳版第3期第37—49页)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ms”(miles)的《起源》的导读文章。他指出，从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获得对当今国家本质的充分认识。他几乎逐字逐句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国家是各个时代最强大、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统治工具的论断。他像恩格斯那样引用了摩尔根的结论：为了人类的进步，“文明”必将被战胜。[1425]《起源》对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主要涉及有关原始社会中妇女的受人尊重的地位，有关婚姻和家庭产生的历史过程以及把妇女吸收到工业大生产中去是妇女取得社会独立的重要前提的论述。1885年1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妇女劳动》一文，引用了《起源》几段明确指出妇女的解放同其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引文。1886年8月11和18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和妇女劳动问题》一文，她在文中引用了《起源》中论述无产者婚姻的一段话。
倍倍尔从他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9版起，主要是在《妇女的过去》一章里借用了《起源》的一些重要认识。他这样写道，《起源》促使“我去审查我的书涉及妇女的原始地位和人类史前史的历史部分的正确性，于是我不得不认识到，这一部分是不可能原封不动了，需要作根本性的修改”[1426]。倍倍尔原计划在1886—1887年被监禁期间改写，但是计划落空了，他没有收到他自己这本书，因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倍倍尔这部书受到了查禁。他是在1890年11—12月修改此书的。从1891年2月至8月，倍倍尔的书售出26000册。1895年已发行第25版。通过评论恩格斯这本“杰出的、基本著作”[1427]，倍倍尔发动他的读者亲自去阅读《起源》。在争取妇女平等的斗争中，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对革命的工人运动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明确地引用了《起源》，并在立论中均以恩格斯的思想为依据。考茨基在他的文章《结束语》[1428]里与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卡·奥·施拉姆进行辩论，并援引恩格斯的著作反驳了施拉姆所维护的洛贝尔图斯的论断：家庭是所有社会机构的胚细胞。考茨基还在《现代民族》[1429]一文里，根据《起源》阐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局限性和暂时性，并得出工人阶级要起来斗争的结论。亨·库诺在他的《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主义》[1430]一文里，把《起源》所论证的关于原始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路·龚普洛维兹的种族理论做了对比。
保·康普夫迈耶尔评论Fr.S.克劳斯《南方斯拉夫人的习俗》[1431]一书时指出，作者的阐述证明了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的正确性。布·舍恩兰克在他的《伊利亚特和氏族制度》[1432]一文里也谈到摩尔根和恩格斯。他认为，若要理解他的阐述，“起码先得具备恩格斯这本书的知识”。
尤其是保·拉法格表示《起源》对他有所启发[1433]。他的论文，例如《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1434]以及《婚礼歌曲和习俗。家庭形成的研究》[1435]也用德文发表了，这些论文把《起源》作为出发点，而且经常引用恩格斯的话。
在法国，保·拉法格和爱·福尔坦是《起源》的最积极的宣传者。两人都对翻译这部著作感兴趣[1436]。拉法格希望《起源》的法译本，像先前恩格斯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样，对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发展也产生相同的促进作用。这个影响将不局限于社会主义范围，“因为您给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送去阿里安纳线，他们是会衷心喜悦的。还有，您的文体简直不像是德国人的文体，恰恰适合法国人的口味”[1437]。后来转载于《新时代》上的他的论文《母权制》，最先于1886年3月1日发表在《新评论》上，题为《母权制，家庭起源的研究》。它受到恩格斯的赞赏[1438]，而且第一次向法国的广大读者介绍《起源》的思想。拉法格在他的论所有制历史的文章里，也多次引用过恩格斯的这本著作。
福尔坦在博韦(瓦兹河)为工人主办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讲座。他以浓厚的兴趣阅读了《起源》[1439]，并以《起源》为依据专门有一讲讲授“政治经济学第一页”[1440]。
80年代中期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的阿·波普从《起源》和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获得重要启发，努力把女工吸收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
爱·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他们1887年于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妇女问题》里引用了《起源》。威·莫里斯的诗作也受到了恩格斯这部著作中的思想的影响。
《起源》还反过来促进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传播。它推动了把该著译成德文[1441]，该著于1891年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狄茨在筹备阶段就问恩格斯，他是否认为这个方案是合乎愿望的，并向他了解一些出版技术的细节。恩格斯肯定立即作了答复，因为狄茨在1888年5月19日对恩格斯的“提供信息的信”表示感谢，这封信打消了狄茨对该方案的最后的疑问。恩格斯也直接写信请求被确定为译者的威·艾希霍夫接受这项任务，这是从1888年6月2日艾希霍夫的回信中得知的。另外，从这封回信以及1888年6月30日和11月26日的另两封信中获悉，艾希霍夫把手稿或者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曾寄给恩格斯审阅。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材料说明恩格斯直接参与过翻译。然而可以肯定，《起源》对译文的术语产生了强烈影响。例如恩格斯摘自摩尔根的译成德文的引文尽可能被逐字逐句地照搬了。恩格斯在《起源》的第4版序言里提到了摩尔根一书的德文译本。[1442]显然他预见到这两部著作在它们的影响方面将相得益彰。
恩格斯的著作在政治、文学和专业杂志上受到重视。恩格斯曾给伦敦的《正义报》编辑部寄送一本《起源》[1443]，该报1884年11月8日第43号刊登了一篇评论。E.哈利尔的一篇短评发表在《文学信使。当代精神生活和藏书家信息公报……》(柏林版第6年卷，1886年8月15日第21期第301页)上。这位作者全盘否定恩格斯的成果，而不肯下功夫去给以论证，不过最终却指出：“凡是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人们可能不是对所有结论都表示赞同，但是这本书一定会给人以启迪”。这篇文章的清样寄给了恩格斯[1444]。《历史科学年度报告》[1445]只预告了该书的出版。《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85年耶拿版第45年卷新编第11卷第180页)发表了一篇署名“阿德勒博士”的短评。短评作者认为，这部著作的“最终目标”是，“证实文明世界及其基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衰亡”。他写道，该文不探讨“历史基础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书中所述个别事实虽然令人感兴趣，但却犯了阐述“带有倾向性”的毛病。阿德勒并没有进行客观的论述。另外，卡·兰普莱希特在上述同年卷第313—388页上发表的综合评论《1884年德国的经济史研究》(第340—341页)里提到了《起源》。这位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写道，恩格斯在他对摩尔根研究进行加工(马克思曾有过同样的打算)时，“的确更多地从历史哲学的观点”来研究原始所有制的历史，而对于发展的历史细节则研究较少。资产阶级方面只是后来才对这部著作的理论内容进行猛烈的抨击，而且主要是针对第4版。
考茨基的作品对于“促使我们的人去订购这本书”[1446]，应该说是有贡献的，尽管有种种不利的外部条件，销路仍然很好。一是通过党的文献地下销售渠道出售，二是经沙贝利茨出版社经销。沙贝利茨那里在9月中旬就已经收到预订了[1447]。但是，狄茨也再次表现出兴趣：“狄茨不出版《起源》好像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他给施留特尔写信说，恩格斯那本小册子一定会广为传播，请给我多寄一些来。虽然这里有人说，这书已被查禁，但至今我还不知道这件事。[1448]施留特尔满足了这个请求。他在1885年1月20日告诉恩格斯，狄茨要在德国推销这本著作。
1885年初，有关查禁该书的谣传越来越多。1885年1月6日哈根从波恩告诉恩格斯，至少通过书商从瑞士买不到该书；书商回信说，该书在德国被查禁了。人们纷纷询问恩格斯，从这些询问中他看出，是出版商沙贝利茨提供了这个情况。因此，恩格斯在1885年1月17日写信给施留特尔，请他查问一下。从施留特尔1885年1月20日的复信得知，不久前沙贝利茨寄给莱比锡代理商的一大批书曾被那里的海关没收，但过后又退还了。从那时起，代理商就拒绝销售该书，因为他因此招来许多麻烦。然而，沙贝利茨仍在办理来自德国的订购，而且经过向定购者询问以后打上封条邮寄。对此所使用的套语“所需物品只有打上封条方可寄送”，可能是引起德国书商猜测该书遭到查禁的原因。“反社会党人法交给政府一件武器，使它随时可以用这个武器来对付书商先生们，从那时起，……这个恶棍如此怯懦、谨小慎微，以致如果不是顾客竭力想要一本政府不喜欢的书的话，那么书商就设法以种种借口拒绝预订。”不过施留特尔还是说：“顺便提一下，销路很好，即使在书商那里也是这样。当然，工人们比其他各阶层的人买得多。”狄茨也说，销路是令人满意的。[1449]一年内售出约2000册。[1450]从1885年11月起，狄茨表示有兴趣接受版权。他打算在《国际文库》的范围内出第2版，以便能使该书通过书商合法发行，并请考茨基帮忙取得恩格斯的同意，他也在1885年11月6日或6日前不久得到了恩格斯的同意。[1451]当天，他写信给施留特尔，询问该书库存情况并打听，假如在德国出第2版的话，是否可以取得一致[1452]。他可能想再版该书。就恩格斯方面来说，虽然由于狄茨先前的态度而有所保留，但仍给施留特尔以全权，“完全”由他“酌定”[1453]。
在这期间狄茨从施留特尔处获悉，还有一些库存，他表示愿意按优惠价格买1000册，同时，扉页要作相应改动[1454]。1886年1月底谈判结束。狄茨说，他将把接到的这批书申报为该书第2版[1455]。大约2月中旬，书从苏黎世寄往斯图加特[1456]，几星期后，狄茨就把这批书附上他的版本说明作为第2版即1886年斯图加特版发行了。扉页背面注明“印刷：瑞士合作印刷所，苏黎世”。恩格斯事后才了解这个在出版实践本身中并非不一般的做法[1457]。对此恩格斯说道：“‘第2版’的事情引起一些担心，不过考虑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第1版’未必有碍于‘第2版’，所以这件事不致有很大弊害。当然，我认为狄茨最好事先同我们商量一下。”[1458]该著总算以这种方式打进德国正式的图书发行业中，狄茨说，“书销售顺利”[1459]。
如同1886年一样，狄茨处理了1884年在苏黎世发行的该书的最后一批存货。他请人把这些书作为“第3版”，即1889年斯图加特版，一部分作为1890年斯图加特版发表，当然这次就不说明在苏黎世印刷了。1890年4月初还有少量库存[1460]，于当年售完。1891年3月9日考茨基致信恩格斯说，该著“不断有人求购”，恩格斯在1891年3月21日告诉弗·阿·左尔格，已卖出5000本。在新修订的第4版的序言(1891年6月16日作)里恩格斯指出：“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1461]。这样一来，该书在德语范围里得到异常广泛的传播。
自从第1版出版后，出版了两种经恩格斯审阅，因而是经原作者同意的译本；一个是帕·马尔提涅蒂的意大利文的译本(1885年贝内文托版)[1462]，另一个是格·特里尔的丹麦文译本(1888年哥本哈根版)[1463]。
在德文版出版期间，1884年8月12日玛·扬科夫斯卡-门德尔森(别名斯蒂凡·列奥诺维奇)就译成波兰文一事从日内瓦曾写信给恩格斯。她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那里经她的丈夫(伯恩施坦认为斯蒂凡·列奥诺维奇这个名字是他的笔名)获悉出版的进展情况，而现在请求寄份清样。这些情况，伯恩施坦因恩格斯来信询问，在8月16日的一封未保存下来的复信中已经告诉了恩格斯[1464]。恩格斯在她的来信的背面写了复信草稿——复信本身未保存下来。他表示同意，但是希望保证，在出德文版之前，什么也不要用波兰文发表。扬科夫斯卡-门德尔森在其8月2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许下这个诺言并说，就在当天着手翻译。可见清样已经寄往日内瓦。恩格斯可能在8月2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的已遗失的那部分里打听施留特尔是否转寄去了清样，然而，伯恩施坦对此事一无所知[1465]。恩格斯在1884年10月15日致考茨基的信里曾再次提到波兰文版。后来出版的波兰文本，是由J．F．沃尔斯基翻译的。
出版期间，书信往来也谈到过法译本问题。恩格斯早在5月份就希望保·拉法格会争取做这件事，因为这个题材直接属于他的专业领域，但从一开始也对他自以为是的翻译风格有所顾虑[1466]。
1884年9月15日，即在该书印好前，亨·农涅就从巴黎向恩格斯提出翻译建议。不久后他被揭露是警探。他的建议可能是受警察局的委托。显然这个计划没有实施。
当马尔提涅蒂的意大利文译本付印时，保·拉法格不顾恩格斯的极大顾虑，想同加·杰维尔一起根据意大利文本的清样译出法文本[1467]。这个计划可能是有始无终[1468]。
后来，福尔坦表示有兴趣译成法文。因此，他在1885年12月6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询问了恩格斯，并寄去一份试译稿。估计这便是恩格斯在1886年1月2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提到的需要审校的法文译稿。福尔坦于1886年4月2日再次向恩格斯打听。该计划显然没有实现[1469]。1893年发行的第一次印刷的法译本是以《起源》的第4版为根据的。
当时还计划译成英文，然而恩格斯并没把这当成特别紧迫的事。预定译者为艾威林[1470]。这项工作显然没有着手进行。
曾翻译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女翻译家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最初于1884年12月5日比较泛泛地提出过询问，但被恩格斯在1885年2月4日婉言拒绝了。[1471]1886年6月9日这位美国女翻译家又向恩格斯提出一个具体建议。同时她告诉恩格斯关于有组织地讨论摩尔根的著作，尤其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的情况，目的可能在于表明美国读者对这个课题，还有对恩格斯这本书感兴趣。当她于1886年8月4日重申她的建议时，更清楚地强调了这一点：“《起源》这本书特别适合美国，摩尔根的书开始有了读者。除去《起源》本身的价值外，《起源》无疑会给摩尔根的书赢得更多的读者。”恩格斯很有礼貌地拒绝了她的建议并详细说明了理由：已答应艾威林——尽管还未定下来——翻译这本东西；该书应该由一个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能够在正规的书店里销售，这在伦敦是能做到的，但目前在美国显然不行；像《起源》这样一部理论性的著作，就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水平来看，并不是所需要的，也不是工人所期望的；最后他指出了语言方面有相当大的难度。[1472]他同这位女翻译家打交道，没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印象。[1473]当然，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只好接受这些理由，但在1886年8月26日的复信中仍表示：“如果《起源》在美国的读者比英国多，我不会感到意外。”
1886年8月6日，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W.安德尔富伦写信给恩格斯，表示愿为英译本出力。恩格斯的复信未保存下来；可能答复是否定的。恩格斯在世时，《起源》未用英文发表过。
安德尔富伦在1884年9月27日曾从伯尔尼写信给恩格斯，建议译成意大利文。拿·科拉扬尼在1885年1月20日向恩格斯转寄了另一个建议。然而恩格斯把翻译权给了马尔提涅蒂。
维·伊·查苏利奇在1884年10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她想把《起源》译成俄文[1474]。该计划显然没有实施。然而，《起源》一书至少有两种手抄本的俄译文。发表的译文是根据第4版译出的。
1885年第17—21期，1886年第22—24期的《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若·纳杰日杰的未经作者审阅的罗马尼亚文译本，恩格斯知道这个译本，表示同意。[1475]除意大利文版、丹麦文版和还在准备期间的法文版外，恩格斯在第4版序言里提到了该译本。[1476]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的部分译文(第九章；序言和第一至四章)先后于1885年和1887—1888年发表在贝尔格莱德的两家杂志上。1891年在布拉格出版了捷克文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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