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起源》第1版问世。扉页上标明的版次有：1886年为第2版，1889年和1890年为第3版。至迟在1890年4月中旬，恩格斯最终决定重新修订他的著作。促使他这样做的既有学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这时了解人类原始历史和古代史的资料大为增加。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门学科已经走出初创时期，并稳固地建立起来。相邻学科的代表人物——恩格斯特别指出“比较法律学家”——“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1479]。在刚刚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里，原始历史和古代史已具有一定传统，这个传统是恩格斯创立的，并与卡·考茨基、保·拉法格、布·舍恩兰克和亨·库诺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
1890年废除社会党人法后，对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出现了新的斗争条件。这些新的斗争条件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于重新获得的合法地位使这项工作变得容易做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新党员涌入党内，他们需要熟悉党的宗旨。一个适应在德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内贯彻科学社会主义任务的新党纲正在酝酿之中，这项任务尤其是在统治阶级现在比以前越发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影响时，就更加意义重大。党在90年代初充分满足了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需要。对此，《起源》的修订和增补从一开始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准备性的研究工作
《起源》第四版包含有大量的文献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一部分来源于对资料所进行的不断的、早已开始的研究，一部分来源于在直接准备新版过程当中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恩格斯还研究了读者提出的问题，吸收了学术上交换意见的成果，并且依据了亲身的经历和经验。
恩格斯显然从未忘记重新修订和扩充其著作的想法。例如，他在1884年秋就准备可能同泰·蒙森就罗马氏族的外婚制性质(enuptiogentis)进行讨论，蒙森曾在一部旧作里对这种性质表示怀疑[1480]。恩格斯从李维的历史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中作了摘记，后来他用一个标题为《家庭的起源。摘要》[1481]的封皮，把这个摘要与同类的资料合并在一起。他在关于休·豪·班克罗夫特的《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书(1875年伦敦版第1卷)的摘要里(该摘要早在1882年就已经有了，并在《起源》第1版中加以使用[1482])，在“氏族”这个条目下作了一些补充。这恐怕也是在 1884年做的。关于班克罗夫特著作的这些摘要，也放进了上述封皮里。
显然，在同一时期恩格斯还深入研究了约·雅·巴霍芬的主要著作《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早在1882—1883年恩格斯与考茨基讨论史前史问题并写信评论考茨基在《宇宙》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婚姻问题的文章》[1483]时，就对该书的性质和意义有了一个一般性的看法。而他在《起源》第1版里在评论巴霍芬的功绩方面也已超出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但是，第4版叙述巴霍芬的篇幅远比第1版要多。例如，恩格斯认为巴霍芬把“初夜权”解释为群婚的残余(survival)是他的第4个伟大功绩[1484]。他以前认为这种联系是自己的推测[1485]。然而恩格斯在写作第4版的增补时，手头还没有巴霍芬的书。那段唯一逐字逐句摘录并注明出处的引文[1486]，出自他让劳拉·拉法格抄写的一个抄本[1487]，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1488]这本“大部头著作”[1489]了。读这本著作的时间可能在1884年夏天，即5月26日《起源》一书脱稿后。因为8月中旬恩格斯还往苏黎世寄了两个脚注[1490]，这些脚注据推测同阅读巴霍芬的书有关[1491]。
1884年秋，恩格斯研究了古斯堪的纳维亚原文的《老艾达》[1492]。他在1884年11月23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里还请求寄回卡·约·西姆罗克译的《艾达》和《贝奥伍耳夫》的德译本，因为他除了达尔文的主要著作《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外，迫切需要这两本书。提到安·克·班克和索·布格的引起许多争论、也已译成德文的著作[1493]表明恩格斯一贯关注斯堪的纳维亚的专业书籍。沙·博尼埃在1890年6月16日致恩格斯的信里表示反对马克思对理·瓦格纳的歌剧《尼贝龙根的戒指》中有关原始历史观点的批评，恩格斯在《起源》里引用了马克思的批评。他因此扩充了那条脚注，与此同时他再次使用了《老艾达》这部诗集[1494]。
此外，马尔克公社以及农村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也是恩格斯经常关注的对象。例如在1884年11月23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里请求归还的书，还有茹·帕凯的著作《路易十一登基时旧法国的省和市政机构以及全国的各组织》(1860年巴黎版)。在1886年2月4日致斐·多·纽文胡斯的信里提到了约·雷伊的著作《苏格兰农村公社》(发表在1885年11月1日《双周评论》(新辑)第227期上)，由此可以看出，即使相对冷僻的文献恩格斯也研读过。他在1890年6月10日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里凭着昔日的知识，对于印度、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社会情况发表了看法。他注意到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扎德鲁加)[1495]，并发表了有关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氏族共产主义残余的见解[1496]。在他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米尔)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它的命运对马克思来说就已经成了一个中心问题。恩格斯密切注视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1497]，而俄国学者马·马·柯瓦利夫斯基最终也促使他重新仔细考虑关于马尔克公社形成的观点。[1498]
恩格斯很有可能是知道亨·施利曼在特洛伊和迈锡尼的考古发现的，这些发现为希腊早期史创造了全新的基础。对此的直接证据是，爱·福尔坦1885年12月25日写信给恩格斯询问这些考古发现对“英雄时代”有什么实用性。恩格斯的复信没有保存下来，《起源》第4版也没考虑施利曼的成果。那时还没有搞清楚这些出土文物的环境和时间编排，因此无法从中得出充分的结论。
1890年4月中旬关于《起源》新版的意见和协商都有了具体方案。恩格斯不顾工作负担显然过重，仍承担下这个新任务，肯定有其重要的理由。他自己在新版序言里所说的理由是科学上的进展，他写道：“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1499]。虽然摩尔根的某些假说“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但是恩格斯却断定：“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1500]。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恩格斯力争使具体的表述更加准确，以防止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肤浅的庸俗经济学的解释，防止试图用单一原因的阐述方法取代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法。这一点在恩格斯1890年9月21—22日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里说得特别明确，这封信与《起源》的问题关系密切。但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的书信(例如1890年10月27日致康·施米特的信)里恩格斯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另一个动机是，由于已创立的“史前史学派”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功绩，所以应该对摩尔根的功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巴霍芬的功绩给以适当评价。在新版序言里可以看到这一点。因此，他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接下来的系统阐述的历史背景。这表明，为此需要再次研究大量的文献。[1501]
再有恩格斯打算加进自己对中世纪和现代家庭史的进一步研究。
1890年期间，于1884年在苏黎世印刷、然后由狄茨承担的5000册中的最后一些书已售完。[1502]恩格斯在署明日期为1891年6月16日的新版序言里说，这本书“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1503]，鉴于排印需要铸成铅版，他清楚地知道，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进行计划中的修改和扩充，并在文笔风格上给1844年仓促写成的这部著作一个最终的形式。
然而，恩格斯直到1891年5月中旬只能偶尔研究这个课题。他的精力要首先用于完成别的任务。他对保·拉法格告诉他的摩尔根的最后一部大部头著作《美洲土著的住房和家庭生活》(1881年华盛顿版)一书的兴趣，首先表明他开始搜集资料了。[1504]1890年5月29日他请左尔格搞到这部著作，因为他为了《起源》的第4版需要该书。1890年7月3日左尔格把书寄往欧洲，这是他克服许多困难才从旧书商那里买到的，不过他认为，恩格斯不会像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样对此书感到高兴的[1505]。恩格斯确认收到了1890年7月30日和8月9日的信。新版里没有引用该书。
后来，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一书给他的研究以重要的推动。估计是他自己所拥有的书被保存下来了，书中有他亲笔勾划的线。
他与保·拉法格讨论过这本书。当拉法格在书中发现“没有什么新鲜东西”[1506]时，恩格斯则在该著中发现“有一点很重要”。“我的书再版时，我将谈这个问题。”[1507]除了安·霍伊斯勒外(恩格斯是经柯瓦列夫斯基而认识他的)，柯瓦列夫斯基是新版序言里提到的“比较法律学家”[1508]之一。“很重要”指的是试图证明家长制家庭公社(恩格斯至今只认为它是南方斯拉夫人那里和法国部分地区的特殊情况)是普遍盛行的过渡阶段，就是说既在家庭的发展中，又在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形成之时的过渡阶段。恩格斯可能还直接通过口头交换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建议，他在1890年8月27日给保·拉法格的信里提到过这些建议。恩格斯利用这些新的阐释的可能性[1509]的前后情况表明，他在阅读之后紧接着就进行词派学的研究，并重新研究了日耳曼民族法(野蛮人法典)和中世纪早期的其他史料，他早在准备撰写《马尔克》一文时就曾研究过这些资料。
恩格斯还在1890年9月就研究过在《起源》里占有一席地位的一些问题。他在1890年9月21—22日给布洛赫的信中答复其9月3日的询问时谈了对希腊的家庭和托勒密时代埃及的家庭问题的看法。他在这些问题上以威·瓦克斯穆特的《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46年哈雷修订和增订版第2卷)以及格·弗·舍曼的《希腊的古迹》(1855年柏林版第1卷)两书所提供的资料为依据。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77—178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59—61页。——译者注)上他对雅典和斯巴达的婚姻的准确和展开的阐述就是以这两位作者为依据的。
1891年2月恩格斯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最新的著作《俄国现今的风俗和古代的法律(1889—1890年在伊尔彻斯特的演讲)》(1891年伦敦版)[1510]，并做了一些勾划，尤其是在关于俄国的农村公社一章。然而，《起源》里没有可以证明使用这些资料的明确迹象。
恩格斯像处理《自然辩证法》[1511]的资料那样，后来把在不同时期写的、与《起源》新版有直接关系的一系列摘要和类似的资料，用一个封皮收录在一起，标上第27号，并写上标题《家庭的起源。摘要》和如下著作：
关于：家庭的起源
1)摘自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
2)关于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
3)摘自阿加西斯和班克罗夫特《美国史》的摘要。
4)摘自巴霍芬《母权论》的序言
5)麦克伦南、拉伯克、拉甫罗夫的摘要。
具体有下述一些摘记：
1.摘自休·豪·班克罗夫特《……土著氏族》(1875年伦敦版第1卷)的摘要。摘要(12页)绝大部分在1882年就完成了[1512]。标明“后加的”以“氏族”为题的补充(10行)估计是在1884年写的。这些摘要既在第1版使用过，也在第4版的增补中使用过。
2.摘自李维关于“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力”中以及“与外人结婚”的资料汇编(1页)。这些是爱·艾威林从两本百科词典中收录的。恩格斯根据这些从李维著作中摘录的资料给自己写了一个李维著作中有关段落，并把这些段落按时间顺序排列(2页)。这些资料肯定用来反击蒙森学派可能的抨击，是在1884年10月20日完成的[1513]。它是恩格斯插进第六章里的与泰·蒙森论争的出发点。
3a)摘自让·路易·鲁道夫·阿加西斯和伊利莎白·卡博特·阿加西斯的《巴西旅行记》(1868年波士顿、伦敦版)(摘要里为1886年波士顿、纽约版)一书的摘要，而且直接接下来的是：
3b)摘自乔治·班克罗夫特的《从美洲大陆发现以来的美国历史》(1888年纽约版第3卷)一书的摘录(总共3页)。摘记时间可能在1890年和1891年之间。引自阿加西斯的一段引文被用于第4版。摘自乔治·班克罗夫特的摘要可能是想作为对有关肖尼人[1514]的一些阐述的说明，但未予考虑。
4.由劳拉·拉法格摘自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一书的摘要(3页)。摘要可能在1891年6月14或15日完成[1515]。恩格斯一写完新版序言就询向劳拉·拉法格(她有他那本巴霍芬的书)，在涉及“淫游婚”的问题上他表示赞成将巴霍芬放在首要地位是否妥当。显然是立即寄给他的这个摘要证明了他的看法。恩格斯在第二章[1516]里引用了摘要里的一句话。
5a)摘自约翰·弗格森·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一书(1865年爱丁堡版)的摘要，是根据后来的版本作的。一个未加改动、但在附录里收进作者新著的再版本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题为《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起源的研究〉》。1886年在伦敦和纽约以同一标题又出版了一本未加改动的、作者身后才出版的再版本。恩格斯的摘记(l页)出自这一版本。因为在他看来，再版本与原版的一致是重要的，所以他在开头写下：“序言注明日期65年1月”。恩格斯个人使用的那册藏书也保存下来了[1517]，书中有眉批和勾划的线，这些勾划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同摘记是相符的。对麦克伦南的研究可能是在1891年5月29日之前，因为在恩格斯于这个日期致保尔·拉法格的信里提到了这些研究。新版序言里对麦克伦南的批判性评价反映了这些研究。当然，恩格斯在序言里还深入探讨了1876年版那些补充的著作，也是根据1886年的版本。
5b)摘自约翰·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1882年伦敦第4版)的摘要(1页)。该摘要可能写于麦克伦南著作的摘要以后不久，在新版序言中也派上了用场。
5c)摘自彼得·拉甫罗夫的《人类生存》(1894年日内瓦版)的摘要(15行)。该书从1888年2月起分册出版。摘要取自该书第765页内容是家庭形成中的母亲—子女关系的意义。这是恩格斯自己译自俄文的译文；插入了俄语单词。从题目看，该摘要是加进第4版[1518]中增补的对家庭早期形式的探讨，但是该摘要未被使用。
恩格斯没有在目录索引里列出下述著作：
6.摘自亚历克西斯·日罗-特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日内瓦、巴黎版)一书的摘要(1页)。该摘要很可能于1891年6月上旬写成[1519]。恩格斯在浏览该著的修订版(《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日内瓦、巴黎版)时发现，作者声称他在1874年就已率先提出了摩尔根的某些发现。恩格斯对此表示怀疑，他请拉法格核对一下这个事实，或暂借这本书一用。书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摘录了几处，证实了他的怀疑，并于6月13日写信给劳拉·拉法格说：“日罗-特隆和他们中间的所有其他英国人同样恶劣和同样巧妙”。在《起源》新版序言里有相应的提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和16页)。对此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9卷第122页第10行和相应的注释。
7.第1版第二章中恩格斯考虑进行修改和扩充的段落目录大多是修改意向的说明。[1520]
写作经过
从1888年起就有书信往来酝酿《起源》的再版或新版
约·亨·威·狄茨1888年5月16日致恩格斯。
。狄茨建议出版一个探讨宇宙起源学、地球史和达尔文学说的文集，把《起源》也收进去，使文集更为完备。恩格斯的答复就不得而知了，但可能是(尤其是1884年的版本还有一些库存)否定的，或者至少是拖延未答。[1521]
1890年4月7日狄茨又写信给恩格斯。他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前他通过考茨基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是否准备出一个新版。现在是时候了。库存已经很少。他请恩格斯告知他的条件，询问是否计划作修改、补充并写篇新的序言，并希望把该著列入“国际文库”。他还提了一些有关装帧和书价的建议：平装书1马克、精装150马克。他说，如果不打算作进一步修改的话，他请求新版序言于7—8月交稿。恩格斯的复信只保存了写在狄茨来信上的草稿：“回复4月10日的信。应该因稿费(付给党的经费)之事提些建议——印数大小？”从狄茨1890年4月22日的复信和恩格斯1890年4月11日致考茨基的信可以看出，有修改的打算。可见这个新版，即现在的第4版[1522]从1890年4月中旬起就明确列入恩格斯的工作日程。狄茨估计很快就可完成。“如果修改、补充在大约10周内完成，第2(应为第4)版就可望在1890年9月问世。”[1523]
然而，恩格斯认为他无力做到。主要由于健康原因。此外，理·费舍对匆忙出版《起源》新版有疑虑。因此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告诉狄茨，他还想等等，直到这一切使各方面都满意为止[1524]。不过他继续在做着准备工作。
1890年12月16日狄茨向他打听此事进展情况。恩格斯的直接答复不得而知。1891年2月23日他请考茨基告诉狄茨，他正在修订《起源》，但同时还告诉他一个新的困难，他在写“三篇新的序言”。由于这三篇“序言”，他很快就有了三个重新修订的任务，这将耗去他的全部工作精力。三篇要修订的文章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4版。他承担了这项任务，“因为拉萨尔的那些胡言乱语在不停地翻印，必须用一些东西来加以抵制”[1525]。恩格斯在1891年3月4日给左尔格的信里没有提到《起源》。然而不久以后就确定哪几章不会有变动或变动不大[1526]，也就是说恩格斯渐渐明确修改的方针。
恩格斯1891年3月7日致菲·屠拉梯的信里谈到有四篇著作需要校订，这就是说其中也包括《起源》。在这期间狄茨已心急如焚[1527]。但是其他三部著作却要先行校订。“这项工作一完成，我就开始搞《起源》，准备工作几乎已经就绪。”[1528]4月30日恩格斯打算“下星期”开始修订《起源》，这是“绝对必要”[1529]的。他在4月30日给考茨基的信里请考茨基把亨·库诺的系列文章寄来，在新版里考虑用这些文章[1530]。他在6月13日确认已收到这些文章[1531]。5月初，恩格斯结束上述最后一篇著作的重新修订工作。“《发展》(《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编者注)数日后随即送去。但是今后，一切要求都不要再提了。我答应准备《起源》新版已有一年了，这是应当完成的，在此以后，整理完《资本论》第3卷手稿之前，我绝不着手任何新的工作。”[1532]然而没过多少时间，恩格斯便告知：“如果没有其他事情，明天我终于可以着手准备《家庭的起源》了！”[1533]
事实上直接着手撰写新版序言和修订正文的工作可能始于1891年5月20日。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1891年7月22日新版完成，其间有几次间断[1534]。恩格斯在9月份的最后几天看校样时[1535]还加了一个补充，叙述了他的(从1891年8月至大约9月23日)苏格兰和爱尔兰之行的印象[1536]。
恩格斯首先集中写新版序言。因此显然需要麦克伦南、拉伯克和拉甫罗夫著作的摘要，不过，可以看出这些摘要与第二章《家庭》有关系。研究日罗-特隆著作的新版本用意是同样的，这一研究促使他在1891年5月29日向保尔·拉法格提出询问，并作相应的摘记。恩格斯在6月10日写道：“我正埋头准备《家庭的起源》一书新版，为此，我重新翻阅了八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文献，并将其精华写进书中。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工作时常中断的情况下。不过，最繁重的工作已经过去……”[1537]三天后，新版序言脱稿，恩格斯把序言提供给考茨基在斯图加特的《新时代》上先行发表。狄茨也不需再长期等待。“在修订《起源》的过程中，须参阅有关的全部文献，这占用了我很多时间。再没有一个比原始社会史学家勾结得更紧的互助保险公司了。这是一伙败类，他们在国际范围内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因这些人为数尚少，所以这种做法能够得逞。不过目前出现了新的因素，即有了从事比较法律学的法学家，尽管他们有其消极的方面，但或许可以击破这个老朽的小集团。”[1538]这些阐述在新版序言里作了有限的对比。
恩格斯没有立即寄出序言。更确切地说，他先向劳拉·拉法格(他那本巴霍芬的书在她那里)打听，在一个专门问题上将巴霍芬放在首要地位是否妥当，“一收到你的回信，手稿便可寄出……”[1539]立即作答复的信是巴霍芬一书的摘要，后来恩格斯把这些摘要放在写着《家庭的起源。摘要》的封皮里。恩格斯认为他的阐述得到了证实，于是把序言手稿寄给考茨基：“附上手稿一份。这份手稿，是全部发表，还是只从第二页上的横线以下，即正文开始的地方起发表，完全请你酌定，标题似可定为：《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作者弗·恩格斯，或者采用某种类似的标题，加上《起源》一书某版的序言等字样”[1540]，这篇序言，恩格斯注明日期也是6月16日，9月份在《新时代》(1891年第9年卷斯图加特第2卷第41期第460—467页)上发表，有些无关宏旨的改动，题目是《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
序言完成后，恩格斯立即着手修订正文。他在1891年6月16日致考茨基的信里写道：“此事不宜再拖延了。”[1541]重点首先是第二章的修订工作。从1891年6月13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当时正在研究沙尔·让·玛丽·勒土尔诺的《婚姻和家庭之进化》一书(1888年巴黎版)。恩格斯在具体修订时使用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修订方案[1542]。的确由于现实原因，修订工作出现了中断：“我刚刚怀着幸福和满意的心情坐下来研究群婚制，党的纲领又落到了我的头上，而这也是我应当做的事。”[1543]恩格斯显然正在修订第二章中关于普那路亚家庭这一节，他在修订时，根据澳大利亚的洛·法伊森和阿·威·豪伊特的研究，在一个重要的地方修改了摩尔根的观点。[1544]在对《准备笔记》的补充里也反映了对上述二人的重要著作《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1880年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版)的研究。[1545]
几天后，可能在7月3日，恩格斯重新着手修订《起源》。此时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我正在结束《起源》第4版的修订工作。将有大量的重要补充，首先是写了一篇新序言……其次是家庭一章有重大补充。我想，你看了是会感到满意的。路易莎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启发者，她对这个问题有许多明晰和独到的见解。”[1546]7月20日恩格斯正在写最后一个增补，并希望到7月22日前脱稿[1547]。显然手稿也是在7月22日寄给狄茨的，因为恩格斯在当天对稿费作了新的支配[1548]：现在可以把这笔钱——每印1000册，付50马克——平均分配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党的经费使用。
过去大家对新版的主要条件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例如就收入“国际文库”系列也早已达成一致意见[1549]。现在把印数定为2000册，根据需要可重印，须标明“未作改动”，印数相同。[1550]按照恩格斯的愿望，在每次印刷时的扉页上均须注明印行的总册数[1551]。1891年底狄茨着手印刷[1552]。9月初恩格斯已看了6个印张的校样[1553]。将近月底，大约在9月23日他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归来后，看完剩余的校样[1554]，并借此机会又在校样上作了一处增补[1555]。11月初恩格斯就得到已印好的书[1556]，尽管扉页上印的年份是“1892”。
对第一版的改动
重新钻研材料，结合深入的文献研究[1557]导致进行了相当大的修改和扩充。
在重印的1884年版序言里就有一个小小的、但却重要的更加准确的阐述。恩格斯当时写的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1558]这个阐述引起了误解，因为从这个阐述中可以作出否定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的理解。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里反对这样的解释：“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559]于是他把上面引用的序言里的这句话增补了“归根结蒂”[1560]。
恩格斯要求把新版序言放在1884年版序言的后面。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是一篇完整的科学史论文。恩格斯之所以要写这篇序言，“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1561]。他着手从人们开始把家庭理解为历史现象，就是说从发展史的角度来观察家庭这一点上进行研究。他相应地评价了巴霍芬观点中的合理内核，在1882—1883年批判《宇宙》杂志发表的卡·考茨基《有关婚姻问题的文章》时，他就已认识到这个合理内核[1562]，他以巴霍芬对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按照母权制理论所作的阐述为基础，对于这部作品作了自己的解释。然后，他研究了欧洲的史前史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是研究麦克伦南，同时还研究了拉伯克和日罗-特隆，并指出他们囿于自己制造的成见而不能自拔。他把摩尔根的功绩与此相对照指出：“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1563]正像恩格斯所证实的那样，摩尔根有一些假说“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1564] (这首先是指他对最早的家庭形式的考证)，但是，这个发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了民族志学和历史编纂学的重要启发式原则。
恩格斯在第二章[1565]的一段较长的、在《准备笔记》[1566]里就已处于萌芽状态的补充里，探讨了人类最早的家庭形式，同时部分地追述了1882—1883年针对考茨基所发表的论点，例如对嫉妒动机的否定。他得出的结论是：“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1567]这样，他就摆脱了摩尔根曾进行过的过于充满信心的考证，找到了一条解决说明群婚制产生的新路。
恩格斯在同一章[1568]里使用了法伊森和豪伊特《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一书，他们的研究受到了摩尔根的启发。现在他认为，澳大利亚的婚配级别制度(他在第1版里只是简单地谈及这一点)是母权制氏族的可能的出发点。这样，后来证实是幻象的所谓普那路亚家庭便失去了摩尔根所赋予它的作为普遍的过渡阶段的意义。恩格斯这时把普那路亚家庭看作是“最高的、典型的……形式”[1569]，只不过仍然是群婚的一个特殊情况，他逐渐认识到这种群婚形式的多样性：“……在这里，目下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入的研究领域”。[1570]此后，他自己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在斯图加特《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1892—1893年)第2卷第12期上发表的《新发现的群婚情况》一文。
同样，在第二章[1571]还把妇女在时间上有限制的献身解释为群婚的残余，这一点在1882—1883年的讨论中就曾是争论的一个问题。恩格斯现在像在新版序言里评价的那样，把它评价为“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在这个地方他加进了劳拉·拉法格为他抄写的摘自巴霍芬的《母权论》的一段直接引文。[1572]另外，他还使用了摘自阿加西斯夫妇所著《巴西旅行记》(1868年波士顿和伦敦版)一书的摘要[1573]，再次使用了他摘自班克罗夫特的《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书的摘要[1574]，并引用了阿拉贡王朝历史上的一个文件。他以此证实了群婚制的残余在不同地区，如南美、北美以及中美洲和西欧仍继续存在着。
恩格斯在新版序言里已指出“比较法律学家”[1575]的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这首先指的是柯瓦列夫斯基和他在《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里提到的那些作者，其中有安·霍伊斯勒。恩格斯首先从家庭组织的角度评价了柯瓦列夫斯基的成果。这涉及家长制家户公社或家庭公社的作用，以往人们曾把它视作南方斯拉夫人的特殊发展。现在柯瓦列夫斯基证明，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1576]恩格斯相当详细地阐述了柯瓦列夫斯基的论断，并得出结论：“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1577]在他看来，重要的显然是，又可以把这一表面上孤立的现象纳入世界历史普遍发展的道路中。
对希腊的专偶制的阐述作了相当大的扩充和具体化[1578]。恩格斯从舍曼的《希腊的古迹》(1855年柏林版)和瓦克斯穆特的《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46年哈雷版)的经典著作里选用这方面的资料。他无需对基本的评价作任何修改。
恩格斯还比以往更详细地阐述了起源于群婚的妇女暂时的献身变为职业性的卖淫。[1579]在阐述当中，他以他在《准备笔记》[1580]里写的思想为出发点。他还根据这一现象，比以往更明确地突出了这种进步的矛盾性质：“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口不应心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一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1581]
一个重要的补充是同样在《准备笔记》里就已预示过的有关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中婚姻的前景的补充。[1582]这一段里，可能特别把个人的经验和现实的讨论都写了进来，其中也有路易莎·考茨基的建议，对此恩格斯在1891年7月7日致劳拉·拉法格的信里谈到过。恩格斯极为明确地强调指出，妇女的完全平等不是法律问题，而是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是由妇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因此，他插入了对自古以来个人性爱的形成的长篇研究。他把性爱看做是唯一合法的，因为是合乎道德的动机，当然这个动机只有在消除了由阶级社会设置的障碍后才能完全有效。“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583]然而，他避免预测未来的婚姻形式：“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1584]
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修改第三、四章和第五章。他在第六章里插入了与德国重要的古代史学家蒙森的长篇论战[1585]，蒙森把罗马氏族说成最初是实行内婚制的。恩格斯在论战中追述了他在1884年，即《起源》第1版完成后不久获得的材料。[1586]他还补充提到了路·朗格的《罗马的古迹》(1856年柏林版第1卷)一书。这本书他是继承马克思的私人成书得到的。
恩格斯在第七章里增补了一些有关欧洲以外民族中氏族制度的残余的说明。[1587]在这一章里提到了麦克伦南和柯瓦列夫斯基。他在一则脚注[1588]里用自己的观点描述了爱尔兰民族意识中继续存在着民族观念。
恩格斯在同一章里还收进自己的日耳曼研究和斯堪的那维亚研究的成果。他研究了日耳曼语对“氏族”一词的表达[1589]，并从《女预言者的预言》(《老艾达》中的一首诗歌)中找出了在日耳曼人那里曾经存在过氏族亲属关系的证明[1590]。由于柯瓦列夫斯基的论断的推动，并根据公元5—8世纪的日耳曼氏族法的重新研究，他仔细考虑了他以往关于古代日耳曼时期和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土地制度的观念。这个最重要的结果是，他摆脱了主要由格·路·毛勒创造的、而在今天已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观点，即把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以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1591]的观点。土地的原始共同所有制这个事实仍是无可争议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确定这种所有制的形式。恩格斯认为未来研究的任务就在这里[1592]。
在最后的两章里，恩格斯只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改动。
这样恩格斯就使自己的书适应了新影响的要求，加进了最新的研究情况，同时对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关于直接影响和传播
《起源》的修订版比以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狄茨在对亨·库诺的《澳大利亚黑人的亲属组织》一书(1894年斯图加特版)的出版预告里说：“这本书在德国极为成功，现在出的第6版就是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起源》被朋友和敌人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传播和接受它的思想，成了在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内贯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推动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群众性政党的形成和发展。它对国际工人运动，首先是对法国和俄国工人运动的作用也应给以高度评价。
《起源》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属于使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党代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的马克思主义党纲具有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起源》对于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阐明私有制的作用，从理论上论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把妇女解放理解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等，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爱尔福特纲领包含有马克思主义的陈述。
《起源》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影响，反映在解释党的新纲领的文章之中。这些文章是受党的执行委员会委托撰写的，旨在使广大党员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这些著作是以《起源》的修订版为基础的。1892年，卡尔·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出了三版。在序言里他称恩格斯的《起源》一书是现代社会主义基本著作之一。他阐述了私有制在历史上的作用，并依据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得出社会主义未来的结论。在阐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统治手段和论证生产资料转为社会所有的必要性时，他也引用了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他根据《起源》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里的婚姻和家庭的本质，并指出，妇女在工业中的生产劳动是妇女平等的基础。1892年以《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要求。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解说》为题，发表了一篇简明扼要地阐述纲领的小册子。考茨基在第一部分概括了他在《爱尔福特纲领。对原则部分的解说》一书中的阐述。舍恩兰克在第二部分对纲领的最近的要求作了评注。为此，他引用了《起源》中的这个论断：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男人统治了家庭。他吸收了恩格斯在第4版里关于妇女法律平等的必要性和局限的阐述。这本小册子在1892年发行了120000册。
在国会的“未来国家的辩论”中，首先在倍倍尔1893年2月3日和6日的演说里突出显示了《起源》对党的纲领及把纲领付诸实践的作用。倍倍尔在演说里称《起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给党的斗争指明方向的基本著作之一。他特别深入地论述了国家形成的历史及其在各个社会形态中的职能。社会民主党发行了这两篇国会演说的单行本(《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国家”》1893年柏林版)至少100000册。另外，倍倍尔2月3日的演说发行了170万册(《奥古斯特·倍倍尔：未来国家和社会民主党》柏林版，无出版年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些演说。《起源》的思想在直到1895年以前这段时间里的这场辩论当中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
《起源》一书促使保尔·拉法格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他把他的《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593]一书献给恩格斯。
列宁一开始在俄国工人运动中进行革命活动时，就利用了恩格斯的著作。他在与彼·伯·司徒卢威和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中以这部著作为依据。1894年春，他自己翻译了几段与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版，未注明出版地点)有关的章节。他在1895年于圣彼得堡发表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里也援引了《起源》。这时他手头已经有了不久前出版的该书的俄文版，而且注意到翻译中的几处缺陷。
《起源》在资产阶级当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说1888年在迈耶尔的《百科全书》里还客观地提到《起源》的话，那么，鉴于《起源》的思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和德国工人运动的壮大，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现在也把《起源》列入他们攻击的范围之内，往往是与诽谤马克思的《资本论》相结合。边际效用学派和青年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反对《起源》。这在下述一些著作里显得尤为明显：路·约·布伦坦诺《国民经济及其具体的基本条件》[1594]、弗·保尔森《哲学概论》(1893年柏林第2版第326—327页)、欧·菲力波维希《政治经济学大纲》[1595]、韦·桑巴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页》(1895年柏林版第21—22页)、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1596]、保·韦森格林《形形色色的历史观》(1890年莱比锡版第27—28页)。
弗赖堡大学教授齐格勒从自然科学立场出发来抨击《起源》[1597]。对此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从书名看，这本书是针对我的，实际上却勿宁说是针对你的，对你的攻击凶得很哪！”[1598]齐格勒概括说：“我认为已经证明，就妇女在原始社会中的地位而言，就家庭的起源而言，就人口增殖而言，就生存斗争而言，就国家的起源而言和就人类平等的理论而言，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根本背离了自然科学的观点，或者说与自然科学的观点相对抗，另外，我已指出，国际趋势和共产主义观念与自然科学毫无关系。”[1599]倍倍尔1895年在《妇女与社会主义》第25版的序言里直接援引恩格斯的著作来驳斥对《起源》的这些攻击[1600]。
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大量出版的大批反社会主义的诽谤性文章都把矛头指向《起源》的这些思想。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证明，《起源》的思想在那些年的社会思维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几乎所有悼念恩格斯的文章里都称《起源》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反杜林论》一样是他的主要著作。克·蔡特金尤其对《起源》修订第4版里有关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的大量增补记忆犹新，她在1895年8月21日《平等》杂志第17期上发表的悼念恩格斯的文章里写道：“但是，无产者妇女应特别怀着感激之情纪念他。他不仅为作为被剥削者的她们的解放斗争，也为作为妇女的她们的解放斗争创造了科学基础……他扩展、深化了摩尔根和巴霍芬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作为杰出逻辑的和明确的结构的组成部分加以整理。恩格斯依据这些著作，科学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家庭像其他任何社会产物一样在经济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动力下发展和变化，其形式经历了不断形成和消失的过程。他的卓越的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整个女性的解放斗争具有根本的意义”。
在随后的年代里，主要是由于修正主义的产生，对《起源》这部著作除了由于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必要的修正以外，也不乏其人企图进行意在窜改其革命内容的“修正”，尽管如此，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教科书，作为从方法论上推动科学的源泉，《起源》仍然是生气勃勃的。
第4版2000册书(6001—8000)很快销售一空，以致1892年便发行了第5版(8001—10000)。1894年出了第6版(10001—12000)。《起源》也是恩格斯在世时他的传播最广的著作之一。
1893年在第4版的基础上法译本在巴黎问世，由昂利·腊韦翻译、劳拉·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1601]。
1893年在斯利文出版了保加利亚文的译本。俄译本于1893年在塔尔图秘密出版。第一个合法的俄译本于1894年3月10日在圣彼得堡问世，加上1894年10月17日补印(印数为2000册)和改动不大的1895年6月版(3000册)。该版表明有书报检查的干涉。恩格斯知道该版的准备情况[1602]。丹尼尔逊给他寄去一册俄译本[1603]。西班牙译本于1894年在马德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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