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本书论题的核心概念，“当代中国”则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国别和历史阶段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进行清晰界定与阐释，为后文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体间性转向的必然性论证设定了具体的现实的时间和空间语境，也充分保证了主体间性认识论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法体系创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大众化本身乃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哲学话题，其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大众化”论题。毕达哥拉斯曾断言“现象学派研究哲学远离了一切大众化”，因此不可能“得到公众的注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则是将“大众化”作为基本构成要素融入对哲学概念的解释，认为哲学不仅与一切具体的科学相区别，而且自其实践以来又具有实践智慧的这种大众化含义。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由于缺乏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批判分析，学术发展史上关于“大众化”的认识难免有失偏颇。直到马克思，人类才立足于唯物史观，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证明了：哲学以及一切科学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只有能够指导人民群众成功实践，从而被人民群众理性认同并最终自觉信仰，才可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伴随着中国化历程而逐步实现的。毛泽东同志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与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大众化历史进程。从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开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一直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毛泽东同志就曾经反复向全党强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2]毛泽东同志还向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们提出具体方法，所谓“‘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3]；而且还告诫说“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4]。此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直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
2007年，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再次重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5]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在论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时，着重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6]。这是在现时代国情下，根据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和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观语境及其传播载体等诸多方面的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出的新使命。而要完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任务，首要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进行科学解读。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题之后，学术界围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论题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主要包括过程论、目的论、复合论、实践论、“质”“量”统一论以及辩证逻辑视角。
从过程论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解读的学者普遍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指南，由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转化为人民群众理解和认同的思想观念的过程。”[7]还有学者从过程论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更为形象化的阐发：“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官学’走向‘民学’从党员走向群众”，“从书斋走向生活”。[8]
从目的论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解读的学者则强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让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使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自觉运用这一科学理论，以实现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9]
复合论则是将过程论和目的论相统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诠释。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邱柏生就认为“可以将大众化理解成一种过程与机制。于是大众化就可以理解为必须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活化、通俗化、普及化、层次多样化以及由初级起端的循序递进性，等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起码应包括以下三种状况：首先，获得社会大众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表现为隐性支持，而且表现为显性支持，前者是一种态度或情绪的支持，后者是行动的支持”；同时也“可以将大众化理解为一种结果。其次，成为人们言行的指导思想，成为生活秩序运行的内在规则，成为人们建立意义系统之内在根据，这些不同的意义系统的建立目的是解释各种事物及其因果关系。再次，还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它实际上表征着民众介入或参与程度”[10]。
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实践哲学。有的学者从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当代中国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本质上讲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一个群众性的实践活动”[11]。在这种群众性的实践活动中，“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与大众文化结合起来，同时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适合广大人民群众需要的具有时代特点的马克思主义”[12]。
坚持“质”“量”统一论观点的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质’的规定性是指大众应旨归人民群众，而非特定的文化拥有者、享有者；其‘量’的规定性是指‘大众化’要数量庞大，即普及与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辐射范围广，超越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因素造成的障碍，跨越年龄、性别、职业、阶层、地域的界限”[13]。
以逻辑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孙熙国等就借用“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概括为知‘道’、成‘道’、行‘道’”。借用这一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民族化，使理论掌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知道”。其次，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把外在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内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二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成道”。最后，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三个环节。借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行道”。[14]
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科学内涵进行剖析。本质上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具体的客观的历史进程，同时这一现实的实践活动也需要遵循逻辑规则才能得以顺利展开。所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从历史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由被少数人理解和掌握逐渐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并最终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从逻辑进路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抽象化的话语体系逐渐转变为具体化、生活化的人民群众实践的行动指南，再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总结抽象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从而丰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涵的界定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就要兼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与逻辑的双重阶段性。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指导下，经由符合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可行性路径、多样化方法和载体，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进而使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感知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由抽象理性转变为生动具体，由深奥思辨转变为通俗易懂，由被少数人掌握转变为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最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群众最根本的价值信仰与自觉行动指南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宣教者引入、翻译、推介、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学习、实践、检验、认同并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宣教者和人民大众之间以马克思主义为纽带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变化的逻辑进程划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经过“主体—客体”、主体间、自由个体三个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所证明的客观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期，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15]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期，“工农兵面临的问题是不识字，无文化……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16]。当时，以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革命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宣教者担负着引入、翻译、推介、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这一阶段他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主动权，所以，此时马克思主义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是“主体—客体”关系类型。然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人民群众文化水平逐步提高，尤其是由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成功实践体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接受、认可度都极大提升。当代中国人民大众不再被动地接受并满足于宣教者们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而是在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更多地以自身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悟与宣教者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性对话。此一阶段的人民群众既尊重宣教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及文本的原汁原味的学理阐释，又注重在自身的实践中检验宣教者们所推介的马克思主义，以发展的眼光与视角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与宣教者的理论宣传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模式，二者相得益彰，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共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一阶段，人民群众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性和理论素养使自身逐渐具备了与宣教者平等对话的理论素质和能力。在此一阶段（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人民群众与宣教者之间形成了主体间的平等互动传播关系类型。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逻辑进路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主体间性传播模式并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理想状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理想状态应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将获得彻底的解放，整个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民群众作为自由人，不仅是指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中得以解放，更是获得精神层面的自由，即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高度自觉。这一阶段，人民群众能够深谙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在实践中能够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将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的理论抽象，从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此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已经进入自由个体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群众的实践之间真正达到了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人民群众在自我教育、自我实践、自我检验、自我发展的潜移默化中完成的。
以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进程的三个阶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处于逻辑进程的第二个阶段，主体间传播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传播向自由个体传播阶段的过渡。没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客体”传播为基础，人民群众就无法理解、接受并逐步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不经过主体间传播阶段的充分发展，人民群众对科学理论就无法达到完全的信仰自觉性状态。
所以，主体间性传播阶段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宣教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化解读，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更具自觉性，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与实践检验的统一，都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学术界还没有充分关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分析。所以，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题的研究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没有注意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具体环境、传播方式、传播载体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教者与人民群众之间关系的变化。以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思维仍然停留在“主体—客体”传播阶段。并且，经典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初期（“主体—客体”传播阶段）就“大众化”问题展开的相关论述在当下仍然被认为是行之有效、不可改变的铁律。这在很大程度上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导向了教条主义的误区，给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带来了严重危害。所以，根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处的具体的历史和逻辑发展阶段，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由“主体—客体”阶段推进到主体间性传播阶段，就成了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论题。本书也正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核心概念，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识由“主体—客体”过渡到主体间性的必然性和系统化有效方法体系进行了探索。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辨清主体性、主体间性的概念以及二者之间的发展演变关系就尤为关键。所以，本章第二节将对主体性以及主体间性概念进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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