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共富促发展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　西夏区委组织部课题组

近年来，西夏区围绕加快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坚持因地制宜，及时总结推广镇北堡华西村“百富带百贫”载体，通过组织开展“带、帮、扶、变”，使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推动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增加村集体经济、精准扶贫、改善民生等有机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先富带后富”载体，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百富带百贫”：华西村的探索

镇北堡华西村是江苏省华西村1996年援建的移民村。起初从西海固地区移民427户，人口不足2000人，党员仅有18名，村民文化水平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到20%，大部分是文盲。生产生活条件艰苦，人均年纯收入不足1000元。

“如何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甩掉‘空壳村’‘欠债村’穷帽子；如何放大富裕户致富经验，实现共同脱贫致富”，一直是华西村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破题，村党支部一班人通过广泛调查走访、认真听取意见、多次分析论证，2009年年底探索开展了“百富带百贫”活动。首先，深入农户开展调查摸底，筛选出党员致富能人12名，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且有帮带意愿和能力的富裕户31个，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急需帮带的贫困户46个，并且分类建档。其次，按照产业相近、农户自愿的原则，先由党员致富能人选择最贫困的家庭结对，再组织富裕户与贫困户结对，建立了40个一对一或一对多相对固定的帮带“对子”，公开承诺任务，明确双方责任，实行三年一轮结对帮带。

在“百富带百贫”活动中，华西村党支部为解决缺项目、缺资金、产业支撑不强和唱独角戏、合力不足等问题，探索出了管用的几招：一是整合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用好自治区扶贫办移民互助资金，到2014年年底，华西村互助资金达到320多万元，年收益25万元。争取自治区、银川市和西夏区有关部门项目资金支持，每年20多万元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和培育特色产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2011年引进福建茶商张小林，投资700多万元开发建设枸杞茶叶加工厂，不仅培育发展了当地枸杞产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而且解决了50多人用工问题。当年，华西村偿还最后一笔3万元欠债，从此摘掉了“欠债村”的“帽子”。二是改进基层组织体系设置。针对党组织设置与党内日常活动“两张皮”的问题，按照“一个功能党小组主抓一个特色产业”原则，将功能党小组设在产业链上和特色产业协会合作社内，在每个功能党小组内建立若干帮带“对子”，每个帮带“对子”就是一个党群共富联合体，初步形成了以党支部为引领，功能党小组为架构，党群共富联合体为基础，共建共促、共同发展壮大的组织体系。目前，华西村党支部设立功能党小组7个，组成党群共富联合体110多个。三是创新帮带方式内容。在帮带方式上，针对帮带方式相对单一、内容和渠道狭窄、帮带效果抵近“天花板”的问题，实行三种帮带模式，即党员帮带，有致富经验的党员帮带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众；入党积极分子帮带，把致富能手吸引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发展成为入党积极分子，由他们帮带别人；企业引领产业帮带，通过引进企业，延长产业链，既解决了一些缺资金和技术的低收入家庭就业，又带动了产业发展。在帮带内容上，由以前的帮资金、帮技术、帮信息和帮劳力等，逐步向帮项目、帮创业就业、帮产销渠道建设和市场开拓等延伸。华西村村民胡田田2007年从固原移民到镇北堡镇华西村，当时没有任何技术，只能打小工，家庭生活困难。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胡田田学习装修、木工技术，还带动本村村民组建了装修队，仅两年就通过承包工程，让全家脱贫致富，年收入增加到20万元，成了村里的富裕户。2009年，村党支部组织胡田田与村里的贫困户赵忠勤结成帮扶对子。两年后，赵忠勤组建了自己的装修队，也成了村里的富裕户。赵忠勤说:“老胡帮俺致富，这恩情不能忘，我要像胡田田一样帮助更多人。”赵忠勤的装修队吸纳了本村劳动力20名，人均年收入达到4万元。华西村开展“百富带百贫”活动，不仅被当地农村生产生活实践证明务实有效管用，而且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一致肯定和好评。

“先富带后富”：丰富拓展提升

2014年3月，国务院扶贫办领导到华西村检查指导工作时，把“百富带百贫”誉为新型成功扶贫模式之一。4月，西夏区在区域内全面推广。11月，在全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现场观摩会及视频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崔波对西夏区“百富带百贫”载体给予肯定，提升更名为“先富带后富”。西夏区将这一载体进一步丰富、拓展、提升。一是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在“带”中求突破。按照“产业相似、志趣相投、意愿相近”的原则，将功能党小组设置在特色产业协会、合作社和社会组织机构中，通过建立若干党群共富联合体，在项目上“拉”、技术上“教”、精神上“促”、资金上“扶”，真正把党组织活动内容、形式和作用直接体现到党员和群众最关心的农村产业上，延伸到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更加有利于党组织指导从事相同或相近产业、有相应技能经验和市场渠道的党员相互支持、抱团经营、共同发展，真正起到“黏合剂”“催化剂”作用。目前，西夏区建立功能型党小组530个。二是建立长效帮带机制，“帮”中做文章。在“先富带后富”活动中，建立起双向公开承诺、检查督促和评优奖励等制度，采取张榜公示、抽查通报、限期整改、树立典型、表彰奖励等有效措施，帮扶内容由帮资金、帮技术、帮信息等，逐步向帮项目、帮创业就业和市场开拓转变，使村民由过去单一的同地域关系逐步向融资信用担保、农业技术师徒、产销链条和合资合伙生产关系转变，发展成为亲情帮扶、师徒帮带、牵线互助、协会引领四种相对固定的帮带模式，不仅发掘带出血缘、亲缘帮带的“劲头”，还催生出能者为师、能人生财的“势头”。三是整合资源力量，“扶”中下功夫。整合资金，对有心创业、无钱干事的人给予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支持，2014年一次性注入资金1070万元，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达到2300万元，实现了17个村全覆盖，有2000余户村民受益。整合项目齐发力，为每个村每年争取不低于15万元的为民服务和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整合各部门支农涉农项目、农业产业化项目，形成推动农村工作的整体合力。整合人才智力资源强支持，选派17名科级干部到各村任“第一书记”，落实“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规模开展农村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和创业培训，扩大农村党员干部培训覆盖面。

西夏区通过全面推广“先富带后富”载体，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消除了“空壳村”。目前，西夏区17个村集体经济收入普遍达到10万元以上。二是培育了基层党组织后备力量。西夏区组建党群共富、党群共建联合体1200个，参与党员985人，带动农户6800余户，有1500名党员群众培养成为致富能手或小老板，170名致富能手或小老板培养成为党员。三是找到了共同增收致富的路子。仅华西村通过“先富带后富”，年均纯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户达到339个，年纯收入5万元以上的达747户，接近全村的50%。四是提升了服务水平。通过以“项目化方式”用活党建资金，引导各类涉农项目资金集中发挥作用，2014年，建立为民服务代办点17个，建设农民健身工程4个、村级健身工程17个，建设文化大院10个、农家书屋19个、老年幸福院17个、日间照料中心1个。五是促进了民风建设。涌现出一批好婆婆、好女婿、好妯娌，乡村邻里更加和谐，村容村貌更加整洁。西夏区信访案件逐年下降，华西村更是连续几年零上访。

价值及应用：几点启示

西夏区“先富带后富”载体作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生动实践，具有较强的生命力。细细解剖这个“麻雀”，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是注重选好带头人。选好村支部书记，配好村“两委”班子，是做好农村各项工作最根本、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环节和任务。西夏区华西村建立以来，村支部书记一直是秋万全，在他的带领下，“两委”班子团结拼搏，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接着一届干。经过近20年的奋斗，特别是近6年的努力，通过“先富带后富”，使华西村从“三块石头垒个灶”的境况发展到“宁夏移民第一村”。

二是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当前，农村基层党建的着力点和主要任务还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和壮大村集体经济。西夏区推行“先富带后富”，坚持从各村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找准自己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整顿党支部班子，组织体系设置不顺的重新调整，主导产业不明显大力培育，达到了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的效果。

三是注重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服务发展、服务改革、服务群众、服务民生、服务党员上。西夏区通过“先富带后富”载体，一方面将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植入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之中，深度融合，实现“两促进、同发展”；另一方面让农村党组织成“树根”状结构，深深植根于群众之中，融为一体，真正成为教育宣传、动员引导、组织带领群众的战斗堡垒。

四是方式灵活、生命力强。“先富带后富”党建载体之所以取得成功，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创设了简单有效、方式灵活、针对性强的帮带模式。在一个功能党小组内，可以由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富裕户结对帮带贫困户；在一个村内，可以由企业、功能党小组结对帮带贫困户或其他功能相近党小组；在一个乡镇内，可以由一个或几个村帮带其他产业相近的后进村；在一个县区内，可以由一个或几上乡镇帮带其他乡镇。在帮带形式上，可以是“一带一”“一带几”或“几带一”，形成党群共富联合体。

五是开展有效的考核与激励。同任何事物一样，“先富带后富”党建载体因各村各地情况不一，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党支部组织不力、党员群众积极性不高、帮带程度不一和效果不明显等。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激励保障机制。一要把“先富带后富”活动效果纳入党支部和党员考核或评星定级重要内容，从制度上保证活动的深入开展；二要建立公开承诺制度，让帮带双方明确责任义务，公布后接受干部群众的监督；三要建立督促检查制度，由党支部对帮带情况及时进行指导督促，保证活动质量；四要建立激励约束制度，通过奖励、惩罚等手段，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为“先富带后富”提供体制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