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和党建理论的奠基者。列宁继承和发展了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结合俄国革命斗争实践,创立了列宁党建理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党建实际相结合,在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进行了创造性、科学性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毛泽东党建理论。邓小平指出:在党的建设学说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1]。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进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第一个实践成果就是创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近代特殊国情和历史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为适应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需要,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先进分子把马列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中诞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2],“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3]。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性质、宗旨、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纲领(政治路线)和策略等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马列主义党建理论。
一、思想建党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他们通过大力宣讲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等无产阶级思想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去清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指出:“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4]马克思、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的头脑,创立了第一国际,从而“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了向资本家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5]。列宁也一贯重视思想建党,并反复强调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6],“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革命派别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而且不可避免地迟早注定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7]。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思想上的统一进而达到组织上的统一,才能使党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得到真正的巩固。他指出:“我们不应该忘记,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根本谈不上统一的问题”[8],而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统一,组织上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9]。这些充分说明列宁对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刻认识。列宁还强调:如果工人群众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必定会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影响,他指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0]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11]。当然,“灌输”教育实践中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宣传和灌输工作变成教条主义的说教,而“应当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无限忠诚同善于进行一切必要的实际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等的才干结合起来”[12]。归结起来,马列主义关于思想建党理论的基本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通过“灌输”马列主义科学理论去武装无产阶级,进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真正在思想上组织上巩固起来。
毛泽东自1920年阅读《共产党宣言》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矢志不渝地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3]作为自己革命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他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党建实际相结合,在自觉“半自觉”中推动着马列主义党建理论的中国化。毛泽东最为重视思想建党,在实现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中国化中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首先,深入调查研究中国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实际出发,确立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他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环境,同国外无产阶级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特点是成员构成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而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成分为绝大多数。这就必然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14]。为解决这一矛盾,毛泽东指出:“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5]也就是说,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思想总体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思想建设,根本的就是通过树立正确的、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去克服错误的、落后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16]。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灌输”论,针对党员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决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的实现,必须加强对红军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指明了进行思想教育的内容,规定了教育的10种材料,提出了教育的18种方法。毛泽东后来对思想建党问题进行了艰难而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并取得成功,提出了思想上建党的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概括说来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运用“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的方法,遵循“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的原则,最终“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17]。
再次,普及学习马列理论,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理论教育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8]他对提高马列主义水平的重要性有个简练而生动的比喻:“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19]所谓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组织上、思想上、革命行动中都要高度统一于马列主义旗帜下;而这里强调的兵要精、武器要好,不单指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更是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要非常高。因此,要达到革命成功的目的,就必须团结统一,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提高实践能力。正如列宁早在建党初期所指出的那样:党员应该把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20]。亦如俄共(布)执政后为提高其工作能力向全党发出号召并提出任务那样:“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21]毛泽东也一直积极倡导学习马列理论,他不但自己始终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反复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提高自身理论水平,同时要求党员干部学习理论,特别是在重大历史关键时刻,总是亲自列出马列著作书目,譬如: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实现放手发动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要求高级干部认真读《共产党宣言》等5本马列著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提高即将成为执政党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干部要学习12本马列主义著作;1963年,面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困惑,毛泽东又提出要求党员干部学习30本马列著作的意见……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认真阅读,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改造世界观,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指导实践的能力。这些对于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最后,与“势”俱进,坚持不懈地加强思想建设,同时发展创新方式方法。毛泽东认为,加强思想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永恒主题,不管形势和外部情况怎么变化,都必须持之以恒,毫不懈怠;同时他特别注重随着形势的发展,创新思想建设的方法和方式。随着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内外环境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预感到党内会滋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的情绪,于是他及时提出“发扬民主加强监督,跳出‘历史周期律’”和“两个务必”的思想,警示全党要拒腐防变,抵制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腐败、贪图安逸、理想信念动摇等各种不良风气在党内有滋长蔓延之势,于是毛泽东领导开展了“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22]的大规模整风运动;1951年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做一个共产党员需具备“八项标准”,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觉悟,等等;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纵观不同形势背景下的“整风”“整党”“三反”,思想建设活动载体和方式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但加强思想建党的主题和本质却总是永恒不变的。这些运动中都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始终要求全党一以贯之地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拒腐防变、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的重要思想。
总之,思想建党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灵魂。正因为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现了马列主义思想建党理论的中国化,才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能够团结统一,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发挥凝聚力、战斗力提供组织保证
广泛民主和高度集中相统一的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把党建设成为有凝聚力、战斗力的组织堡垒的重要保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一系列组织建设理论中,虽然没有使用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但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都体现了非常明显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作为正式的、由党的决定加以合法化的文献用语,最早出现在1905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文件中。该会议决议《党的改组》中强调:“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论的。”[23]同年9月,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中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实行彻底的集中制和坚决扩大党组织内的民主制”[24]。翌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正式把民主集中制写入党章,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第二条第一次明文规定:“党的一切组织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25]在俄共(布)党建实践中列宁还强调:民主和集中不是一一对应的,要根据不同历史环境和现实条件合理侧重、灵活运用。因此,一方面,列宁特别重视纪律保证下的集中,他指出“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26];另一方面,他也非常重视党内的民主生活,明确规定“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27],“不容许采取任何压制手段来对待那些对党所决定的某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28]。此外,列宁还严格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根本原则。他指出:组织上的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9]。归结起来,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结合并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根据不同历史条件和具体形势对二者灵活地合理侧重。
俄国十月革命后,民主集中制推广成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早在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就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党建实践中,深刻把握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并创造性地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深刻揭示出广泛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统一的辩证关系,提出要把坚持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同时制定了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矛盾的制度,形成了我们党在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鲜明特征。毛泽东推动马列主义民主集中制思想中国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民主和自由是巩固民主集中制、发挥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发扬民主,保障自由。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30]他还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31]可见,毛泽东认为,充分发扬民主和自由,民主集中制就能充分发挥出强大的组织优势和政治优势,发挥出强大的组织力量。
其二,集中和党的纪律是巩固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严明党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曾多次执行纪律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行为进行斗争,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党的团结统一。譬如红军长征途中,为了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展开斗争,毛泽东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并尖锐地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32]这些纪律实际上就是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国的生动体现和丰富发展。由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终于迫使张国焘宣布取消其另立的“中央”,从而维护了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其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体。毛泽东指出:“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33]在此他深刻揭示了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关系:两者为一“体”(矛盾统一体)两“面”(不同侧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邓小平曾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民主集中制上作出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34]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原则与“势”俱进灵活贯彻在实践中,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现实条件,针对不同的复杂局势,强调的侧重点也随“势”而变、有所差异,这一点和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精神是一致的。
总的看来,毛泽东对如何在中国科学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努力倡导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5]。遗憾的是,毛泽东晚年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酿成历史的悲剧,这惨痛的教训必须警示。
三、作风建设的中国化,为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根本保证
党风是关系着一个党的前途和命运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一个政党的作风好坏,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直接影响着它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直接决定着它的感召力、凝聚力和生命力,直接制约着这个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建党过程中已注意到党的作风建设问题,列宁在建党实践中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并有一系列作风建设思想,而毛泽东则把马列主义作风建设思想在中国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大特点。
其一,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强调他们创立的理论“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36],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7]。因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运用他们的理论,“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为转移”,“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8]。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列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之精神实质,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39],必须紧密结合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具体实践起来“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0]。这也就是说运用马列理论必须紧密结合具体的实践,紧紧联系具体的实际。毛泽东一贯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始终要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41]。他强调:真正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还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中国国情,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有的放矢。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在同那些以“死守本本、脱离实际、生搬硬套”为特征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并发展的。
其二,密切联系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他们很早就认识到:“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2]1848年,他们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43],同时建议广泛建立受同盟领导的外围组织。他们主张用广泛建立工会和合作社等工人和群众团体,公开发行并利用各种报刊,频繁组织工人群众集会,特别是用争取获得普遍选举权和参加议会竞选等多种多样的形式把无产阶级政党与工人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列宁也非常重视党与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就是先锋队往前跑得太远,没有‘保持排面整齐’,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44]。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强调:“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45]他还明确指出:工人、农民、士兵是奋不顾身地跟着共产党的,这就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因此,他总是号召“哪里有群众就要到哪里去工作”。列宁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并大力惩治此类行为,他反复强调党要密切联系群众,而执政党必须更加重视。毛泽东坚持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系统地、创造性地、炉火纯青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活动中,并倡导“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他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6]毛泽东反复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动力源泉和依靠力量。可见,密切联系群众也是我们党扩大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发展壮大,获得群众信任和支持进而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其三,批评和自我批评。恩格斯指出:“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47]他认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当然,批评和自我批评会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的,也“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但“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48]。列宁也特别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把它作为一个政党是否合格的尺度和标志。他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49]俄共(布)中央专门出版不定期的《争论专页》,任务就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列宁还要求党内一切重要问题都要开展广泛的讨论和批评。可见,列宁已经把批评升华为一种推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进步的“助推剂”和“增益”工具。毛泽东一直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50]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缺少的武器,没有这个武器,党的肌体要受腐蚀。毛泽东曾作过极其生动和形象的比喻:“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51]因此,他一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应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2]。毛泽东还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通过正确开展认真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党内的不良作风。正因为我们党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作风和马列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原则,所以党的历史上不管犯了或“左”或右多么严重的错误,都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使党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总的说来,毛泽东党建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科学把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最大的优点是善于从中国国情、党情实际出发,加上毛泽东自身丰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在理论创新上表现出很大的创造性、科学性、前瞻性。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关键在于如何“化”。归结起来:一是坚持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二是结合国情党情实际,三是与“势”俱进探索创新。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1期)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404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5]《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0页。
[6]《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
[7]《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8]《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9]《列宁全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7页。
[10]《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11]《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12]《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203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6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20]《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页。
[21]《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9页。
[2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2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19页。
[24]《列宁全集》第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5页。
[25]《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65页。
[26]《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页。
[27]《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28]《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页。
[29]《列宁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3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3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3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2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六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3页。
[39]《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40]《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4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3页。
[44]《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45]《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4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7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49]《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5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5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5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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