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新论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经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其认识也不尽一致。笔者曾在2010年发表《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一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历届党中央始终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充分肯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并且一再阐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值得警惕和令人深思的是,社会上对毛泽东思想总有一些噪音杂音时起时伏时隐时现,其中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大多属于认识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有关论述再一次宣告种种谣传的破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总结十年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1]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为纪念毛泽东,需要对毛泽东思想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毋庸置疑的当代价值给予科学回答。笔者在前文的基础上,撰写此稿,以正视听。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理论功能

一、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的、指导世界革命的普遍性真理,在毛泽东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某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1938年9月到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正式明确提出的。命题的提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斗争历程,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同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斗争中得以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突破性的论断和崭新的课题,为马克思主义赋予时代精神和新的生命力,为各个国家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民族革命,使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选定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命题,而且是践行的表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精华,其主体理论和思想核心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等重要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

中国的特殊国情是毛泽东思想的客观依据和基本出发点。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而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国国情不同。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客观依据,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

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中国革命斗争具有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中国的革命面临着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一系列全新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对极其丰富的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高度理论概括凝聚集体智慧而形成的结果。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渊源。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极为重视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他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我们的历史遗产给予批判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另外,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毛泽东的著作来看,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引文约占引文总量的14%。

党的思想路线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的生命线。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在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的政治氛围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和政治勇气,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党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理论创新永不衰竭的生命线。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毛泽东思想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方法及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分析中国国情。其次,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再次,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原则以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辩证方法。最后,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过渡时期理论。

二、开创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最适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检验并被巨大成就所证明的正确理论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了中国大地,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导下,党和红军筚路蓝缕,以星火燎原之势开辟出了井冈山等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导下,前四次反“围剿”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第五次反“围剿”由于违背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理论原则,盲目执行“左”倾路线,党的事业遭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武装在抗战中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充分历练,经整风运动,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坚强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并执行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随着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经济、社会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4]。而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始探索大规模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工业化道路,尽管在探索中出现了失误,历经了曲折,但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彻底根除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畸形的劣迹,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如同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评价:“尽管曾经存在着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5]

毛泽东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启迪全党认识到一个真理和规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还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历史进程的不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开拓新境界,用发展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始终以马列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是没有在党章中明文规定,直到1945年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会上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科学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并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新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6]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只是“文革”期间及其后两年徘徊期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致使党的指导思想脱离了实际,严重偏离了毛泽东思想。直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科学总结和正确评价,从而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的指导思想才正式恢复和继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导,并载入新党章。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和执政党的特点,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党的指导思想中增添了邓小平理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新修改的党章中。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重大战略思想载入新党章。2012年党的十八大新修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7]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

三、20世纪创造性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和集中体现,是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文明古国。但当历史步入近代,中国人民却为封建思想所麻痹。1840年,鸦片战争轰开清政府腐朽的大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始终围绕着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国社会这一主题而展开的中国近代文化。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三民主义成为近代救亡图存思想的主流。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也成为爱国救亡人民的精神支柱。大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思想流派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关于社会性质的大论战,最终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逐渐成为共识并深入人心,毛泽东充分吸收了此次论战的思想成果和精华。进入抗日战争阶段,国民党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蒋介石和他的吹鼓手及一帮政治阴谋家故意曲解并肆意误导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妄想利用叫嚣的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来打击并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人们在思想信仰方面的混乱或动摇。共产党人和有识之士尖锐地批判并揭穿蒋介石及其御用文人所歪曲的三民主义,就此拉开了三民主义大论战。通过这场论战,从思想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深刻地批驳并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所鼓吹的谎言和谬论,有力地澄清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模糊认识,有效地维护并巩固了坚持团结抗战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此完备成体系,并逐渐代替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取代了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的文化,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

毛泽东思想不仅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也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中体现和继承弘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民本思想、军事思想。

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一贯重视学习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粹进行有机结合。他积极倡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尤其是历史文化精华,提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与中国文化具体特点进行紧密结合并通过民族形式来表现。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历史、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厚造诣,这就让他能够娴熟地继承、改造和运用中国古代的朴素唯物论、朴素辩证法、朴素认识论,并灵活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紧密结合。《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论”不仅来自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发展和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实践论》扬弃了中国五千年来传统的知行观,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矛盾论》则是对中国丰富而古老的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性再创造。

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视民本的思想。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民观。由孔子的“仁爱”思想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养民”“爱民”,从柳宗元的“民为本”至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根本性的价值信念。毛泽东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点。他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等等,都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延伸和发挥。“毛泽东通过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分析和对中国人民的悠久历史进行研究的方法获得了一种关于中国人民的信念,这种信念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对中国人民的能力、毅力和可以启发的国民觉悟具有一种永不动摇的信念。”^[8]

毛泽东思想中的军事思想大都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代表性的军事论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孙子兵法》的作战原则被毛泽东作为例证而广泛引用。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毛泽东曾引用《管子》中的名言“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9]。正是引用此战略战术原则最终打破了敌人的“围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总结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思想滋养了几代共产党人、无数的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鼓舞造就了一代代的英雄群体,共产党员、干部和群众将毛泽东的教导铭刻在心中,融入到血液中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无数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坚定理想信念,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更是深入人心,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价值导向和信仰支柱。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秩序混乱、满目疮痍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毛泽东和党中央适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把中国建设成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鼓舞下,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恢复了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社会治序井然有序,人民生活初步改善。而后成功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掀起了为建设社会主义奋不顾身的热潮,在那火红年代里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出现了“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民族精神风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毛泽东思想还一直激励鼓舞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实践效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任何时代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必然受限于其所处时代的各种历史条件。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一样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具有当时时代的深刻烙印,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程度的“不合时宜”。但即使时过境迁,毛泽东思想依然光芒四射,其当代价值和实践效果依然璀璨绚丽,毛泽东思想宝库里依然闪烁着非常多、有着现实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和基本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理论来源和理论支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思想先导,对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理论形态的表述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新阶段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概念之时,就明确指出,它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显然这一论断表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从历史演进的规律看,任何一种理论形态的产生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历史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创造的一些具体结论必然会有小部分失去现实指导意义,但毛泽东思想仍不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一)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观。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我们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仅要学习他们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而且需学习他们发现与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

群众路线思想。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如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群众路线也是现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实事求是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思想精髓。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思想路线是理论创新以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准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与坚持毛泽东奠定的党的思想路线分不开的。

调查研究思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有关调查研究思想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作方法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提炼和科学总结,是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方法,是坚持群众路线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方法,是党和政府实现科学领导和民主执政的重要途径。

人生观、价值观。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世界观的基础。把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毛泽东的人生观、价值观体现在他积极倡导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创新精神,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这些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

(二)关于基本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国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的理论奠定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把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国情紧密结合,创立了一整套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理论及其运行模式。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统战理论等,也都是在毛泽东当年理论和实践奠定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完善并发展过来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和发展文化的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底蕴。毛泽东高度重视并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他要求必须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倡导坚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工作基本方针、“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等都一直为我们沿用至今。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他立足丰富的理论和亲身的实践,科学地解答了复杂世情和中国特殊国情党情下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这个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课题,成功地解决了如何把旧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建设成新中国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历史性难题。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思想渊源。毛泽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倡导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等等。他的这些国际战略思想对当代中国准确研判国际战略局势,科学制定外交方针和战略提供了正确的和具有前瞻性的指导原则。

(三)关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理论成果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中国式工业化道路和四个现代化思想。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工业化建设,而且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思想先导,也以前瞻性的眼光描绘出了新时期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壮丽蓝图。

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毛泽东在反思“大跃进”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针对急于求成的过“左”的冒进思想,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10]今天,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继承、创新并发展了毛泽东“综合平衡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思想。

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毛泽东在探索总结“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针对党内存在的必须取消商品经济的过“左”倾向严肃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1]因此他积极要求遵循价值法则,努力发展商品经济,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2]。毛泽东的这些经济思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迪。

资本主义观。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深刻地认识与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属性、特点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观点。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而发展为既准确估计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又注意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既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又主张对资本主义必须有所限制;既在国内“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又重视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这一系列观点和对策,积累了丰富的对待资本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宝贵经验,构建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不容忽视的理论。现阶段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就是毛泽东资本主义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五、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结束了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历史,为中国重新迈进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坚实根基。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封建中国腐朽的大门,神州大地战火纷飞、备受屈辱。从“戊戌变法”到“民主共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步伐,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前赴后继,但却屡遭失败。人类社会进入到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国人民历经长期浴血奋战和艰巨复杂的斗争,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建,1949年10月1日,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进而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伟大的历史新纪元。把恩格斯在1857年的预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1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帝国主义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各种卑劣途径套在中国脖子上的枷锁,完全改变了被西方列强奴役压迫、肆意宰割的悲惨历史命运,实现了中华儿女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宿愿。同时也奋力率先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宣告了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世界秩序的破产,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决心和信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符合各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影响并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和民主、和平的力量,赢得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各国政要的高度赞扬。

(二)中国在急剧变动的世界格局中实现了从赢得国家独立到在世界中赢得重要战略地位的历史性飞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并且找到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坚定地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4]。毛泽东多次强调,中国的命运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是连在一起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背景下,毛泽东不畏强暴,不仅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甚至不惜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从亚洲的朝鲜、越南到非洲再到拉丁美洲,中国政府和人民都给予了无私的支持和援助。当美帝国主义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尽管此时中国正处在与美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时刻,但中国政府毅然在1970年5月20日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军的侵略行径,严肃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15]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自身的经济物质条件还不好的情况下,先后同7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签订了中国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的协议。

中国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正义斗争,中国政府伸张正义、援助弱小、蔑视强权的举动,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钦佩和赞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也以多种方式支持中国。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的优势,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提案,这主要靠的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

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从国情着眼,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突破固有的感情藩篱,勇敢地迈出了与美国解冻的步伐。1970年会见斯诺、1971年乒乓外交、1972年会晤尼克松,始终掌握着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推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1972年2月,中美两国签署了历史性重要文件——《上海联合公报》,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毛泽东还向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6]进一步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鲜明立场和坚强决心。世界所公认、即使美苏两国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伟大战士,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时至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是与当年毛泽东开创的世界新格局分不开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5期)

【注释】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2]《列宁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1984年版,第161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5]http://world.people.com.cn/GB/12506035.html

[6]邓小平:《永远记取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1951年6月25日),《党的文献》2005年第6期。

[7]《中国共产党章程》(201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

[8]付丰豪等译:《斯特朗文集》第三卷,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261页。

[9]意思是用兵的一般道理是,进攻强的地方会碰钉子,一时难以取胜;进攻薄弱之处,易于速决和成功;攻坚攻不下来,弱的就会变成强的,攻弱的地方成功了,原来强大的而失去拱卫,也会变成弱的。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2页。

[14]《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77-478页。

[16]《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