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务必”提出的思想动因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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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形势下,“两个务必”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和深刻寓意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仍有重大现实价值。“两个务必”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建设伟大历史进程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科学估计。“两个务必”的提出,是源于对党执政后将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认识。鉴于此,“两个务必”依然是共产党人应对各种考验的强大思想武器。“两个务必”的提出,也是基于对历史上及党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夺取民主革命最后胜利前夕,1949年3月在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地向全党严肃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这是民主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和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开展的重要思想保证。新形势下,“两个务必”所包含的深邃思想和深刻寓意对于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仍有重大现实价值。

一、“两个务必”提出的思想动因

“两个务必”的提出,是基于对中国革命、建设伟大历史进程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科学估计。至1949年1月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全部胜利结束。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即将完成,党既面临着转移工作重心的艰巨任务,又面临着党的历史方位的根本性转折。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严肃地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提醒和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2]。同时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3]。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他那富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当时,尽管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迎来最后胜利,但是对中国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而言,这只是迈出了伟大征途的第一步。革命胜利后,党需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成先进发达的工业国,需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对全党同志来说又是相当陌生的。因此,正如毛泽东所言,“完成全国革命的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功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4]。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进程估计的科学性。党在领导人民完成国民经济“一五”建设计划时,立即遇到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理论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不得不照搬苏联的那一套经验,并在建设中出现了工农业发展比例失调等一些问题。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设思路和设想。然而,由于缺乏实际经验,在建设实践中又出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失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国情,终于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令国人自豪的建设成果。然而,正如胡锦涛所言:“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5]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程中,还有很多困难等待我们去克服,我们只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两个务必”的提出,是源于对党执政后将面临的严峻考验的清醒认识。毛泽东是对党执政后将面临的严峻考验保持清醒头脑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这是他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的动因。他预见到部分党员在革命胜利后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从而滋长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情绪的可能性。早在1941年4月,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资产阶级腐化共产党员的企图,认为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6]。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严肃地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7]

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发展。无论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整风运动,还是“三反”运动,均体现了毛泽东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高度重视。譬如,1950年2月,当他发现地方政府在招待领导中有铺张浪费现象时,马上提出严肃批评:“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8]1957年整风运动前夕,当了解到部分干部为了争名誉和地位而痛哭流涕时,毛泽东立即对这种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没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没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9]

迈入新世纪,国际局势日益风云变幻,各种思想更加纷繁复杂,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一刻也没有放松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中国的图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而党的作风方面则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中有滋长蔓延之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数人那里甚至被丢得差不多了”^[10]。鉴于此,“两个务必”依然是共产党人应对各种考验的强大思想武器。党只有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继续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两个务必”的提出,也是基于对历史上及党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纵观中国历史,“始兴终亡”成为历代王朝无法绕过的“历史兴衰周期律”。面对胜利在望的革命形势,如何使党在执政后跨越这个历史周期律,成为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因此,当来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同他探讨党执政后如何跳出“历史兴衰周期律”时,毛泽东自信地告诉他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发扬“民主”,让人们来监督政府,让党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1944年,为了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300周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对李自成败亡的历史原因作了深刻总结。文中提及,李自成率部攻克北京城后,全军上下“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刮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11]。当头脑清醒的部下如李岩等人上书闯王,提醒严肃军纪、用政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时,“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12]。在郭沫若看来,起义军胜利后滋长的骄傲情绪和享乐思想,是其日后败亡的根本原因。毛泽东非常重视此文,将其列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文件之一,提醒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无论取得何种胜利,无论自身是如何劳苦功高,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和群众心连心。

在党的历史上,有过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较好而产生骄傲自满情绪,最后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毛泽东在延安时曾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3]民主革命胜利前夕,在西柏坡这个最后的农村指挥所,“不学李自成”“进京赶考”“不要被退回去”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谈及最多的话题之一。可见,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正是基于对历史上及党自身成长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二、“两个务必”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和深刻寓意

“两个务必”是党的性质、宗旨以及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和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4]在民主革命时期,党肩负着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艰巨任务。革命胜利后,党又承担起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性重任,需要带领全体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阶级,最终走向共同富裕。这就要求党继续坚持“两个务必”,戒骄戒躁、艰苦创业。胡锦涛指出,牢记党的宗旨与坚持艰苦奋斗这两者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和革命品格;只有坚持艰苦奋斗,才能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5],因此,我们党只有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真正完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性重任。

“两个务必”既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又是判断共产党人是否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检验标准。“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才能使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思想上真正扎根、在行动上自觉体现”^[16]。同时,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思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要求共产党人必须拥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理想信念;必须拥有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必须拥有持之以恒、克服困难的顽强意志;必须拥有谦虚谨慎、不懈探索的学习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激励着我们披荆斩棘、探索进取的“焦裕禄精神”“大寨精神”“大庆精神”等艰苦奋斗的精神典范中,同样折射出共产党人鲜明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17]。新形势下,党的性质和宗旨,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两个务必”是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新发展,体现了党自强不息、不畏艰难、坚持不懈、开拓创新的政治本色和精神状态。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提出只有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明确提出“两个务必”,则是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在历史转折时期的新发展。新形势下,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将坚持“两个务必”和改进党的作风进一步结合起来。江泽民曾强调指出:“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要作为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18]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则把“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重要内容之一。胡锦涛在西柏坡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艰苦奋斗既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工作作风,又是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的思想作风,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品质。”^[19]

党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正是由于党不仅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而且始终注意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注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带领人民群众自强不息、不畏艰难,才得以取得革命和建设道路上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胡锦涛所言,“艰苦奋斗,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也是我们党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必然要求。”^[20]“两个务必”还体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昂扬斗志和精神状态。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优秀精神,而且在各个历史阶段,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挑战,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等彰显时代气息和政治本色的优秀精神,最终凝聚成“坚持不懈、锐意进取、百折不挠、开拓创新”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党精神。共产党人的这种精神状态,既是党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撑,也是国家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撑,更是“两个务必”思想的内在要求和作风体现。

“两个务必”对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共产党人提出了不断学习、不懈探索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学习型政党品质。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当时共产党人面临着两个必须学会的新任务,一是必须学会建设和管理新城市,二是必须学会如何在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核心的同时,与资产阶级展开公开的和秘密的经济、政治、思想斗争。因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戒骄戒躁、认真学习的任务,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地(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21]。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学习,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当时,如果出现两种情况,党就面临着失败的可能。一是如果学不会城市斗争,就不能维持政权;二是如果学不会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政权也不能维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2]。在这里,毛泽东从巩固政权、巩固执政地位的高度,向全党提出了努力学习新本领的任务,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谦虚谨慎、不断学习,依靠群众、艰苦创业。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牢记“两个务必”,不断学习探索,依然是共产党人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不懂的事情还很多,面临的挑战也很大。每位党员干部只有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懈学习、不断探索,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只有虚心学习、不懈探索,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才能担当起时代的使命,才能让自己不仅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且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从而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时代先锋。也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23]。

“两个务必”也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受各种考验、抵御各种诱惑、防范各种风险的必然要求。总结历史经验,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开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新局面,与党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谋远虑、对执政考验的高度警觉是分不开的。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依然面临着严峻考验。每位党员干部需要对该崇尚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该信仰什么主义、该为谁不懈奋斗等问题作出严肃思考和认真抉择。事实上,正是有部分党员干部面对上述问题,选择了错误的答案,考试没有合格,失去了党性,甚至沦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失误时指出:“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24]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面临着如果“进京赶考”失败,就要被“退回去”的风险。站在新的起点上,党同样面临着需要加强防范的种种风险。经济建设方面,如果出台的改革举措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违背科学发展观,就有经济发展受阻、改革失败的风险。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虚心学习、不懈探索,掌握经济运行的规律,做一个“有本事”的干部;政治稳定与发展方面,如果共产党人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丢却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有江山变色的风险;社会管理方面,如果我们不能始终关心群众的疾苦,促进社会和谐,就有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风险。

可见,新形势下,党也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务必”,才能完成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才能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才能让党的事业永葆青春。否则,就如温家宝在2012年廉政工作会议上所言:“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25]

三、“两个务必”思想的当代价值

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和党中央严肃提出“两个务必”,对全体党员保持清醒头脑、经受各种考验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等党的历代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求全党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胡锦涛在考察西柏坡的重要讲话中,更是认为“两个务必”所蕴含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26]。这充分说明了新形势下坚持“两个务必”的重大现实意义。

“两个务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首先,“两个务必”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它要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必须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必须在实现民族化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能够克服艰难险阻,战胜风险挑战,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实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次,“两个务必”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必然要求。只有坚持和弘扬“两个务必”重要思想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有力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无产阶级纯洁性,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中,从而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和信念。再次,“两个务必”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此,中华民族精神应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具有历史传承性,而为历代广为传诵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从俭”等警世名言中所蕴含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思想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民族精神又是不断发展的,并与时代精神紧密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解放思想、改革进取、艰苦创业、探索创新等时代精神。可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思想,也是弘扬新时期时代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坚持“两个务必”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从道德规范的角度,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而“两个务必”所要求的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精神,正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27]我们在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的时候,只有将坚持“两个务必”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结合起来,埋头苦干、开拓进取,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两个务必”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两个务必”凝结着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党的自身建设的深刻历史经验,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高度理论概括,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现实途径。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伊始,就紧紧抓住“两个务必”这一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问题,他在党的十六大之后即赴西柏坡学习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艰苦奋斗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不论我们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必须长期艰苦奋斗”^[28]。这就揭示出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路径和方向。坚持“两个务必”,就能够永葆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政治本色,就必然能够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腐败现象的侵蚀,就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能保持党的性质,践行党的宗旨,党的事业就会永葆蓬勃生机和活力。坚持“两个务必”,就能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从而在成绩面前不骄不躁保持清醒头脑,在挫折面前百折不挠保持昂扬锐气,在物质上艰苦朴素不图享受,在精神上英勇顽强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地为党和国家事业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坚持“两个务必”,就能勤政为民、廉洁奉公,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就能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地位。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这是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29]

党90年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腐败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反腐倡廉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大课题。反腐倡廉建设是党赢得人民拥护、永保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加强反腐倡廉建设,越要坚持“两个务必”。它是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切入点和有效途径。

“两个务必”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思想警示和精神动力。中国近代史是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复兴而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1945年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枢纽,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在于党始终注意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注意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敌人和克服困难的作风保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务必”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警示和精神动力。

民族之复兴,经济是基础。“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30]。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已胜利完成“三步走”战略发展目标中的前两步,解决了温饱问题,也基本实现了小康。然而,正如胡锦涛所言:“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31]因此,我们没有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民族的复兴,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效率、公平、民主、正义和环保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的行为日益趋向理智和科学。民族的复兴同样应该建立在科学规划和周密部署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的群众运动,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深刻的教训。这就要求我们在民族复兴征途中将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务必谦虚谨慎、尊重科学、戒骄戒躁、务实理性,唯有如此,才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胜利,从而为民族复兴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胡锦涛曾经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32]总之,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程中坚持发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作风,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深刻的思想警示和有力的精神支撑。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7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4]《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0页。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1年第13期。

[6]《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

[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7页。

[9]《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