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群众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把群众观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和党的全部活动中,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苏区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是对毛泽东“群众观”形象深刻的揭示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内涵非常丰富,其思想精髓是揭示出苏维埃政府开展工作的目的和原则,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执政为民的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在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指示精神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红军“不是单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1]。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苏维埃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发展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的目的”[2]。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苏维埃工作的原则是“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的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需要完全配合起来”[3]。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多次向党员干部强调群众蕴含的巨大力量:“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4]他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生动地阐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革命无限忠诚,他们为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扩红就当红军;前线打仗不怕牺牲,后方支援竭尽全力。他们倾其所有,尽其所能,把一切力量都给予了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一幅绣着“一切力量给予战争”八个大字的珍贵锦旗,是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授予兴国县“全省支前参战工作”的优胜奖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二、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的出发点是切实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
马克思曾深刻揭示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的利益有关。”[5]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告诫党员干部:“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到大家,想到群众”[6]。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因为“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如何去动员群众呢?只有切实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毛泽东指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只有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地去关心、去落实、去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那么毫无疑问的是,“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7]。
毛泽东不仅号召广大党员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而且率先垂范。他在瑞金沙洲坝了解到当地群众缺水吃,亲自带领军民挖“红井”,切实地帮助群众解决了饮水困难,就是重要的历史见证。毛泽东还带领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与群众一起修了“红军桥”,它架起的不仅是方便群众的桥梁,更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稻、挑水抗旱;周恩来、张闻天等带头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群众一道给红军家属地里锄草、种菜、挑水……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密切联系群众成为中央苏区的主旋律,中央苏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密切联系群众,努力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在兴国、赣东北等涌现出一大批被毛泽东称赞为“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的“模范工作者”[8]。他们开展工作时,凡群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至分田造屋、架桥铺路,小至油盐柴米、生老病死,都无不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譬如:长冈乡贫农马荣海的房子失火烧毁之后,乡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捐钱捐料捐工,短短三天就帮他重新盖好房子;1933年夏天出现粮荒,新溪村代表主任彭国亮昼夜兼程带人从200里外的公略县挑米救济群众,他把自己那份粮食送给贫农刘大焕,宁愿自己吃野菜红薯糊,因饥饿而晕倒在开会回家的路上,让群众深受感动……因此,中央苏区的群众衷心称赞:“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三、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歪风邪气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是群众路线最大的敌人,也是局部执政的中央苏区党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官僚主义的实质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而其重要表现是“照例敷衍,强迫命令”,即是一种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毛泽东还深刻揭示出产生官僚主义的三大原因:“(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9]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号召“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10],旗帜鲜明地要求反对官僚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1933年初,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在中央苏区沉滓泛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如万泰县苏维埃政府中有的干部只会坐在办公室里发布命令,却不愿到下面去了解事情的真相[11];武平县的土地部长对省苏维埃关于消灭荒田和土地登记的决议置之不理[12],等等。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及时领导各级机关进行了有效整改,并要求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的(地)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13]。在怎样反对官僚主义的方法上,他强调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只有让苏维埃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它)的作用”。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才博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和热诚拥护,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赢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
(《光明日报》2013年6月5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2]《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页。
[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6]《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139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9]《中央人民委员会紧急决议》(1932年11月29日),《红色中华》1932年12月5日。
[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11]吴传煌等:《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页。
[12]《巩固苏维埃政权、肃清一切官僚主义》,《红色中华》1933年7月8日。
[13]《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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