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其“大陆政策”,吞并“满蒙”,征服“支那”、称霸亚洲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严重侵略步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肆意挑衅,国民党政府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味妥协退让不抵抗,是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号召,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和中国人民一道作出了强烈抗争,并在之后14年的抗战中成为中流砥柱。今天,总结党应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到深刻的历史启迪。

一、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中华民族利益至上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危急时刻,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奉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军:“为免事态扩大,绝对不抵抗”^[1],东北随即沦陷,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于次年初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激起爱国官兵的强烈反抗,但国民党政府竭力破坏淞沪抗战,并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本却可驻兵上海;1933年5月又签订了承认长城为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国界”、划绥东、察北和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的《塘沽协定》;1935年又接连签订了放弃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吞并中国大开方便之门。另一方面,蒋介石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以“统一方能御侮”为借口欺骗群众,掩人耳目。“安内”的实质主要是为了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以维护巩固其独裁统治。把积极主张抗日救亡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对红军发动了连续大规模的“围剿”;而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则视为皮毛小病,甚至借助日本的力量来防共“剿共”。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为捍卫领土主权,九一八事变的翌日,处在最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即发表了中国抗战史上、也是二战史上受侵略国家向法西斯国家发出的第一个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第一时间揭露了事变真相,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随即,中共中央于9月20日、22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图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政府“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的卖国辱权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体中国人民“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2]。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每当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出卖民族利益之时,中国共产党大义凛然,深刻揭露严厉抨击其丧权辱国之行径。国民党政府签订淞沪协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刻通电向全国人民宣告:“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3]。针对《塘沽协定》,1933年5月3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郑重宣告,“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4]。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

二、坚持独立自主,紧紧依靠民众力量,兵民是胜利之本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不是奋起抗争,而是诉诸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鼓吹“以公理对强权”,幻想“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5];同时向日本公使提出抗议,并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九一八事变“深切关怀”。国际联盟尽管不愿日本独占东北,要求限期撤兵,但它并非维护国际正义,而是企图利益均沾、实行共管,这实际上纵容了日军侵华行径。而日本则无视国联“裁决”,一意孤行,乃至退出国联,为所欲为肆意侵略。令人痛恨的是国民党政府为避免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竟然对爱国将士的抗日斗争不但不予支持而且极力破坏,对民众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则极力压制。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6]独立自主、紧紧依靠民众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外敌入侵的一贯主张和成功经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指出:“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7],“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8]。1935年8月和11月,中共连续发表宣言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9],“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体人民总动员,……中华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10]。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肆意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将士英勇斗争掀起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形式的积极支持和援助,同时号召支持各界组建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等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受日本直接侵略的东北,中国共产党支持和援助东北爱国将士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1934年7月,中共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发表北上抗日宣言,郑重提出武装全国民众直接参与抗日战争等五项具体主张^[11]。九一八以后的14年抗日战争中,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兵民是胜利之本,推行全面抗战路线,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无力自拔,自掘坟墓。

三、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利用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12]的机会。要战胜强大的侵略者,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尽管不尽一致,甚至临时中央曾拒绝与福建事变中十九路军的军事配合,以致丧失了“双赢”的有利机遇。但面对外敌入侵,加之共产国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略策略转变的推动,中国共产党极力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反对内战,力主团结御侮。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主动提出在“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民众的自由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愿意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同年,中共满洲省委在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中指出要“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13],实行统一战线;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14]的口号,“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5],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6]。这两个宣言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同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不久即放弃“反蒋抗日”口号,改为“联蒋抗日”。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与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也进行了广泛的联合,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中共中央委派周保中、杨靖宇等赴东北联合组建各种抗日武装力量,为团结御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领导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白山黑水间冰天雪地中极端艰险的环境下顽强地坚持抗战,给侵略者以巨大打击。1933年春,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号召下,冯玉祥部与共产党联合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掀起察哈尔抗战的高潮,同盟军的英勇奋战虽遭到国民党政府当局的破坏瓦解,但仍然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和推动了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斗争。在华北事变民族危急的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通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变“剿共”为“联共”,结成“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团结御侮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在全国各界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和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从而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全民奋起抗战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胜利。九一八事变以来14年的抗战中,英勇的中华儿女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百折不挠、浴血奋战,最终战胜强敌,大大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涵极为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团结御侮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重要思想保证。

(《光明日报》2011年9月14日)

【注释】

[1]《国难外交的分析》,《国闻周报》9卷16期,第2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48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5]《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1页。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7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368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67页。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3页。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1页。

[12]《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

[13]《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接受中央一月二十六日信》(1933年5月15日)

[1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