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但19世纪中后期,伴随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作为与中国邻邦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开启了军国主义的阀门。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快成为日本向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面对凶狠、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各阶级、阶层、各族人民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展开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战争,最终以反法西斯同盟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获胜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大大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大转折。
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各种形式逐步蚕食、鲸吞中国,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邻邦,在中日古代关系史上曾有过频繁而友善的交往。但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为实现其“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的对外方针,将殖民扩张的矛头直指中国,并通过武装入侵、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华扶植代理人和傀儡政权等方式逐步蚕食、鲸吞中国领土主权,直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近代日本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蓄谋已久。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大陆政策”:第一步侵略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东北和蒙古,第四步占领全中国,第五步称霸世界。后来的历史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按照这五步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首脑人物山县有朋制定了详细的《清国征讨策》,不仅测算了兵力,制定了北攻北京、南占长江要地的作战计划,甚至详细拟定了战后割裂中国、分而治之的具体方案。1927年著名的《田中奏折》确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战略。四年后,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为推行其“大陆政策”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奏和序曲。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赤裸裸的武装入侵。1871年《清日修好条规》墨迹未干,日方就以“台湾牡丹社事件”为由悍然发动对台湾的武装侵略战争。1894年,日本又借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先照会清政府“代韩戡乱”,待清军进驻牙山,又操纵朝鲜亲日傀儡政权,“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为夺取在华特权,日本公然在中国的土地上先后与俄国、德国开战,这是对中国变相的武装侵略。日俄战争后,日本凭借《朴茨茅斯和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在中国大陆上第一次取得了它所专有的租借地、铁路和煤矿。日德战争后,日本夺取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又骤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东北,蚕食华北,亡我中华之心已昭然若揭。
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武力胁迫的方式与中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95年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与日和谈,当谈判进行到紧要关头时,日方代表突然声称:“近卫、第四师团由4月12日至18日在大连登陆。”[1]在日本大兵压境的胁迫下,《马关条约》出炉。1933年,日军突破长城防线,进入关内,中日双方谈判。谈判进行时,日方故伎重施,将军舰开进塘沽港,炮口对准会场,迫使中方代表在《塘沽协定》上签字,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随后,为策动华北自治,日本派出飞机对平津地区进行低空侦察,还出动了一个中队乘装甲车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在日方武力威胁下,中方再次签订了城下之盟《何梅协定》。
近代日本为“征服支那”,在华先后扶植了一批代理人和傀儡政权。清王朝覆灭后,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日本侵略者以支持其称帝为诱饵,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虽经爱国势力的多方呼吁、不懈斗争,“二十一条”名存实亡,但日本在华扶植代理人的策略没有丝毫放松,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等人都曾受到日本的操纵与摆布。1932年3月,以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满洲国”成立,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傀儡政权。
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从踏足中华大地那一刻起,所到之处无不生灵涂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军侵入旅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1925年“五卅惨案”,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杀,工人罢工被日本帝国主义残暴镇压;1928年,日军又制造了“济南惨案”,杀害中国军民6123人,伤1700余人;九一八事变使中国东北迅速沦陷,3000万同胞惨遭奴役;一·二八事变,日军狂轰滥炸,上海闸北华界商号被毁4204家,房屋被毁1.97万户,损失惨重。七七事变后,山河呜咽、大地悲歌,在日军铁蹄的践踏下,中华民族更是面临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
二、中华儿女万众一心、誓死抗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七事变后,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刊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布“联共抗日”,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初期,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曾肯定地指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2]在此期间中日双方调集重兵,先后展开了多次大规模会战。如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等。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将士以血肉之躯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使日寇以费时“三个月,毙伤五万多人”的代价才占领上海。据统计,从七七事变到1937年底,日本陆、海、空军共伤亡20万人,军舰损失13艘,飞机损失387架,阵亡中、少将5名、大佐13名。到1938年底,日军伤亡已达50万人。这些伤亡大部分是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的。正是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国军将士怀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才彻底粉碎了其3～5个月灭亡中国的作战计划;坚定了民众抗日信念,激发了全民抗日热情,“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3];牵制并消耗了日军的部分兵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开辟创造有利条件。但是由于蒋介石始终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尤其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实行既抗日又对日妥协,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直接导致正面战场的连番惨败,仅豫湘桂战役就伤亡军队近60万,丢失146座城市,总计20余万平方千米的土地,致使6000万同胞陷入敌手;1938年6月,为了延阻日军的行进步伐,蒋介石下令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致使黄河泛滥,河南、安徽、江苏三省70余县受到波及,上千万人流离失所,50万人葬身水底。国民党这样做的后果直接推迟了抗日胜利的历史进程,给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作用日益凸显,并逐步上升为抗日主战场。在敌后战场,截至1939年9月,华北日军共有10个师团、11个独立团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和1个飞行集团,约占关内侵华日军总兵力的一半[4]。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动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在华北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据日方《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5]从此,日本华北方面军视中共势力是“华北最大之癌”,进而把围剿“土八路”作为华北治安的主要任务,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扫荡。最高峰时,总数达150余万日伪军,“共产党负担的几达四分之三”[6]。1943年8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35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42%(25万人);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56万人),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据统计,8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对日伪作战12.5万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从日军手中夺回失地105万平方公里,约占国民党失去国土的2/3。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伤亡58万多人。他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畏强敌,不怕牺牲,以“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在敌后战场英勇奋战和流血牺牲,对坚持中国抗日战争并赢得最后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斗争,如果解放区战场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7]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感召下,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及海外侨胞加入抗战的洪流中。工商界广泛开展了义卖捐献活动,将义卖所得全数捐给国家。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了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中回民支队在6年多的时间里转战于冀中平原、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伪军36700余人。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通过创办报刊、募捐、支前和战地慰问等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时期的侨汇约有95亿美元以上。此外,大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甚至僧侣纷纷投身抗日阵营。他们的加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三、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传承的东方古国,曾经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但是,封建统治者的腐朽无能和一味闭关锁国致使中国逐渐脱离世界文明体系,“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中叶,来自英吉利的隆隆炮声击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迷梦,各国列强纷至沓来,中国逐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面对着贪婪、凶残的外来侵略者,不甘受辱的炎黄子孙奋起抗击,从林则徐“查缴烟土,驱逐趸船,并亲莅虎门验收,焚於海滨,四十馀日始尽”;三元里乡民不堪扰害,“鸣锣聚众,毙逆夷百余,令英夷胆寒潜踪”;冯子材率部拒敌酋于镇南关“斩法将数十人,追至关外二十里而还”,到中日黄海海战中邓世昌怒撞敌舰以身殉国,“全船二百五十人无逃者”,无一不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但这些反抗与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唯有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虽凭借强大武力一时得逞,但不仅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起其誓死抗争的英雄气概。“醒狮怒吼,谁敢鲸吞蚕食;散沙凝结,哪怕豆剖瓜分。”抗日烽火瞬间燃遍神州大地,抗战洪流席卷而至势不可挡,一场压抑了百年、期待了百年的民族解放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历经艰苦抗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支援下,终使日本侵略者自尝战争苦果。1945年8月15日,自诩“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21日,日军代表今井武夫在湖南怀化芷江向中国政府乞降。9月9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并签字。10月25日,台湾地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台北举行。至此,中国收复了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被日本军国主义强占的所有领土,彻底废除和驱逐了日本在华的特权和势力。抗日战争的胜利,开创了近代中国在战争全局上以弱胜强的先例,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大发展,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阶级、阶层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的“两面政策”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争取对统一战线和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实行发展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坚持与国民党团结抗日的同时,针对其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连续粉碎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巩固并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间,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逐渐认清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意图,开始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尤其在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中国共产党一同开展民主宪政运动,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双方的关系在更加广泛的层面上实现扩展。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双方才能在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建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方针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杀敌的前线。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与日伪军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并积小胜为大胜,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力军。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得到迅猛发展。截至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由抗战初期的4.6万人发展到“100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8],共建立19块敌后根据地,总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1.3亿。敌后军民的大反攻就是在此基础上胜利展开的。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构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经过整风运动,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完成了由幼年到成熟的蜕变,从一个封闭的、局部执政的党成为开放的且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党,从一个被动受到国民党“围剿”的党成为合法的并能够驾驭全国政局的党,党员数量也由1937年的4万发展至1945年的121万。这些都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转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和根本保证。
五、抗日战争成为中国由“东方弱国”走向“世界强国”的重要历史转折点
抗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明显转变,由备受蔑视到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具备了双重属性,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成一线。英美一改过去对华轻视的态度,1942年10月先后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谈判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于次年11月与国民政府分别签订了《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此举一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相继宣布放弃在华特权。尽管当时许多租界已被日军占领,英美等国在事实上已经丧失了许多在华既得利益,但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毕竟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夙愿,为中国战后外交争取了主动。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声明: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太平洋所占一切岛屿,归还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这些充分说明“由于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国家的卷入,中国从一个软弱的战争牺牲者,转化为一个世界大国,一个确立稳定、和平局面的伙伴”[9]。
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10];1943年10月,中国以原始发起国的身份与美、苏、英共同发表《普遍安全宣言》,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四大国之一。1945年,在联合国成立大会上,中国被确定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7月,中美英三国联合公布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派代表参加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仪式以及远东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显然,此时的中国正以胜利者的姿态积极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之上,并成为一股可影响战后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国际地位显著提升。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历史必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主力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总共有51个陆军师团,中国战场牵制了其35个师团,而“在西南太平洋作战中只动用其中十一个师。作战部队不到二十五万人,连同后勤部队,大概总数约四十万人”[11]。受中国战场的战略钳制,1943年春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开始在太平洋战场败退。9月,日军不得不收缩战线,退守“绝对防御圈”。日军侵华军队总司令畑俊六认为:“不解决中国事变即不能解决大东亚战争。”[12]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说道:“忘不了中国人民,在七年多的长时间里怎样顶住了日本野蛮进攻和在亚洲大陆上的广大地区牵制住了大量的敌军”[13],从而使盟军得以胜利反攻。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战还粉碎、阻滞了日军北犯苏联、南攻太平洋的计划,减轻了苏联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压力;派出10万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为东南亚人民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14]。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反抗外敌入侵赢得第一次彻底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改变了近代中国屡败屡战,被各国列强“瓜分豆剖”的悲惨命运,彻底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黄粱美梦,结束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成为中华民族从衰弱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
(《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7期)
【注释】
[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4]王桧林:《中国现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6]《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7]《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15页。
[9]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7页。
[10]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97页。
[11]利得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88页。
[12]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
[13]《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0页。
[1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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