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9年10月新中国的建立,党在成长过程中历经无数次大小突发事件的考验,有来自党内的,也有党外的,有来自国内的,也有来自国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一八事变、张国焘南下分裂事件、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都可以视为突发事件,中共针对这样的事件所作出的相应行为亦可视为应对突发事件。面对突发事件,党从最初的慌乱应对招致失败到逐渐有条不紊地成功应对,使党最终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各种风险考验,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长期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尽管民主革命时期发生的突发事件与现在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在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等诸多方面有很大不同,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别也存在较大的历史差异,但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应对突发事件的宝贵经验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结其历史经验,可深刻揭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由被动到主动、由相对匆忙到娴熟的规律,总结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特质和客观必然性,同时为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现实启迪和有益借鉴。
一、始终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和国家富强富裕而不懈奋斗,党始终代表着国家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革命时期党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始终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始终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面对九一八事变,面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和日本侵略者的得寸进尺,面对中华民族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危急局面,中共在应对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193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开篇就尖锐地指出“全中国的民众现在是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全中国现在是处在深刻的经济的浩劫中间”。“整个社会的组织是处在一个大崩溃的前面!”[1]字里行间体现出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深切关注。4月15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和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接着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等国签订《淞沪协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即刻通电全国,深刻揭露:这是完完全全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出卖中国无产阶级中心上海的协定。并且“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坚决的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清道夫——国民党政府,来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2]。1933年5月30日针对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出卖平津、华北的《塘沽协定》,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郑重宣告:“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们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复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3]在中共强烈的爱国主义呼吁与行动之下,全国上下各界人士逐渐联合起来,逐步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二、牢固树立忧患意识,防备事态恶化、争取最好前途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前提
毛泽东指出:“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4]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中共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到来的风险和考验。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认识到:“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胜利的可能是有的。”“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5]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主导和平解决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但我们党并没有麻痹大意,而是科学预见到:“和平虽有征兆,但战争危险并未消灭”[6],中共根据形势,牢固树立忧患意识,为适应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7]。进而明确了当时的任务和方针。政治上,巩固西安事变所取得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发动组织西北民众,扩大与巩固红军,把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对日抗战、对内民主。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组织上,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下层群众,消灭无组织性的弱点,在严肃纪律的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舆论上,广泛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胜利和亲日派的失败,号召全国各界亲密联合,对内改革,对外抗日。督促蒋介石实现他所许诺的条件。这些切合实际、富有远见的措施,有力地保证了事变“善后工作”沿着和平民主、有利于抗战的方向发展。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战中,蒋介石当局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共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同时实行两面政策。中共意识到这个同盟者是不可靠的,需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毛泽东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8]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中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制定的相应预案起了重大的作用。为了防范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反共活动,中共中央拟定了两个预案:第一个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可剥夺蒋的政治借口,但军事上不利,我军可能会遭到日蒋的联合夹击。第二个方案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也进攻”。采取此方案,政治上有利之处是“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但却会“给蒋以政治资本”。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机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9]。1941年1月17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后,中共中央首先反应是作最坏的考虑,认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10],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面前。面对如此复杂与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决定采用第一套预案,即政治上大反攻,军事上采取守势,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和同情。在事变后续处理中,中共以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参加全国抗议运动,猛烈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攻,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赞扬和支持。最终使国民党的地位降至冰点而共产党的地位和声望显著提高,党在政治上取得了大胜利。
三、努力驾驭突发事件,化危机为机遇、化挑战为动力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原则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既然发生了,就要沉着冷静地应对,又要努力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条件变坏事为好事。中共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不仅善于把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
西安事变所涉及联共抗日还是“剿共”内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共不能袖手旁观。事变发生后,中共高度重视,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不计前嫌,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毛泽东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11]。最终,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作为一方直接参与并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国内政治生活出现崭新局面:进攻红军的内战逐渐终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逐步建立;对外妥协退让的局面基本结束;陕甘两省逐渐变成抗日的前线根据地,国内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翼之集中,打击了中间的道路的幻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12]。新的变动在于: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亲日派遭受一些致命打击;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迟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13]可见,原本西安事变蕴含的重重危机在中共科学应对中已经转化为发展的契机。
四、一切从实际出发,总揽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根本方法
毛泽东一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14]他还强调,一定要根据客观存在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政策和策略,要站在全局高度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只有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制定出相应的能够总揽全局的方针政策。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共正是从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实际出发,才逐步提出正确处理阶级矛盾的方针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933年1月17日,毛泽东、项英、朱德等正式发表对日抗战宣言,主动首次提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界共同抗日,订立作战协定。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来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后,要建立最广泛的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提出在某种程度和范围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一部分实行统一战线”[15]。党的认识适应形势发展和矛盾主次变化的要求,朝着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5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决议,明确指出应“联合一切反日力量,开展反日反帝斗争与反日游击运动”,并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以实现抗日武装的统一战线。尽管此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还难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但这一主张对于推进全国的抗日民主浪潮,对于促进一部分国民党爱国军队和爱国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中共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这一主要矛盾,制定适应大局的应对策略。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救国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这两个宣言在全国各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在应对皖南事变中,中共从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抓住阶级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孤立顽固势力,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皓电”前夕的194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陈毅等的电报中,指示他们:“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16],这班绅耆在地方人士中有极大威信,如果能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孤立买办大资产阶级集团有重要的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要“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17]。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强调:“在目前严重局势下,把握党的正确政策是有极端的重要性。与国民党的分裂并不等于取消统一战线政策。”[18]正是由于中共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考虑,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保证了皖南事变的正确应对,取得了政治上大反攻的胜利。
五、坚持把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
列宁指出: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既要“坚定”,又“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灵活性”。毛泽东曾对如何在实际斗争中具体贯彻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创新。他指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19]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实践中,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把当前的革命运动同长远的斗争目标相结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取得良好效果。
红一、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懋功会师后,在战略上产生了北上和南下的分歧。综合各方面考虑,中央北上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张国焘惧怕国民党的军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主义,还犯了妄图“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严重错误,他不愿北上。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北上,作出了让步和妥协。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而后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7月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到军委。为了顾全战略大局,中央再次妥协,会议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当天发出任职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特电全体知照”[20]。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
中央经过多次的让步,但张国焘还是不满足,竟使南下分裂成为现实。1935年9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继续说服张国焘北上已无可能,且会招致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只得率领中央红军单独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甘南的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多数代表对张国焘的种种罪恶非常愤慨,要求中央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毛泽东从大局出发,认为不宜操之过急,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结论》,严正申明了党的原则立场。仍给张国焘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个《决定》只发至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张国焘却并未悔改,反而妄图取代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自己来领导全党全军,非法成立第二中央,企图以“枪指挥党”反对“党指挥枪”。鉴于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威信,更加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并且坚决揭露和批判张国焘,责令他必须立即取消非法成立的伪中央,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并从大局出发做团结争取工作,最终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承认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的领导。在应对张国焘南下分裂的过程中,中央多次作出妥协和让步,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这种让步体现了原则的一致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种让步是必须的和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防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段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21]。
六、利用舆论动员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可靠途径
舆论是一种无形然而却强大的力量,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充分利用舆论使多次突发事件后事件能朝着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方向发展。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准备的对时局的宣言由于掌握电台的交通处处长蒋斌背叛而被推迟发表,并且蒋还向南京方面通风报信。南京政府即刻下令对西安进行新闻封锁,国统区各报刊被禁止刊登张、杨的“救国八项主张”,即使是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文章及塔斯社的电讯也被严格控制。同时国民党中央社多次向国内外拍发电讯,散布各种谣传。
在国内外对西安事变一片揣测、诋毁和攻击声中,中共始终处变不惊、冷静分析,以中华民族利益至上,以反对造成新的内战为基本立场,不计前嫌,在舆论宣传上坚决与反对派作斗争,深刻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譬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事变第二天迅速报道了西安事变,评价其为“张学良杨虎臣(城)坚决的革命行动”,旗帜鲜明地表示“西安抗日起义在全国抗日民众及军人的拥护中将迅速地开展为全国大规模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22]。详细地报道了国统区新闻媒介不敢和不准公布的所谓“叛国通电”[23]——张、杨的“救国八项主张”。12月16日,《红色中华》的头版都是有关西安事变的言论报道,其中《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一文再次肯定西安事变是积极的“抗日的起义!”[24]并且指出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日本加紧进攻中国,使中华民族已达到严重的紧急关头”[25]。而蒋介石“执迷不悟,继续其对日投降政策,与日本订立友好条约”[26],出卖中国,打击抗日力量,镇压全国抗日运动是这次事变的直接原因。另外,针对国内外新闻媒介极力美化蒋介石的情况,《红色中华》同日2版大篇幅地刊登了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文章,揭露蒋介石自大革命时至西安事变这十年中的无耻卖国的罪恶和屠杀国人的暴行,有力地回击了国外媒体的虚假宣传。12月27日,蒋介石离开西安,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28日蒋介石扣押张学良,背弃了在西安的诺言,《红色中华》当日便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曾经允诺张、杨的六项要求和12月25日蒋介石临上飞机时对杨虎城的谈话,并配发了社论《要求蒋介石履行其允诺》。中共在舆论上的猛烈攻势为西安事变作了正面的宣传,促使大众正确认识了西安事变,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并且了解了中共的主张。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军事当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当天晚上,中共南方局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向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和全世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会议决定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那时国民党反动派有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只要是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就会被查扣,他们每天都派人来到新华日报社(重庆)坐等审查第二天的样刊。为此,1941年1月17日,报社专门准备了两种不同版:一种上面没有周恩来的题词,是为了应付新闻检查所的查扣。另一种有题词手迹,巧妙地避开了反动派的无理审查。第二天大批报纸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整个重庆。第二版是一条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第三版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满含悲愤的二十五个字,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一下揭穿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最强烈的抗议,在重庆乃至整个国统区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2月2日毛泽东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欣慰之至。而蒋介石看到报纸,则大发雷霆,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七、提高主要领导者和集体决策层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能力是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保证
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迫,因此,领导者的决策能力格外重要。决策正确,则应对取得成功,反之,则遭受更大的损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表明,提高领导者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
一是快速判断的决策能力。面对突发事件突如其来的紧张局势,领导者必须快速决策找到最佳方案,准确应对,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实现最好前途。1935年9月长征途中,张国焘下令红五军“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另电陈昌浩命令其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电报后,他立刻密报毛泽东,当晚,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在阿西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立即北上,并且通知已经北上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化,要他们在原地待命。部队经过两天急行军终于脱离险境。
西安事变发生后,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他面对的政治局势异常错综复杂且瞬息万变,许多事都需要当机立断,不可能事事请示中央。周恩来在极为复杂紧张的境况之中,灵活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并作为中共代表直接参与和谈。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共和西安方面明确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最终确保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二是综合判断的决策能力。应对突发事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这就要求领导者在短时间内尽量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择优决断。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曾经有过短暂的感情用事,一度想杀蒋以报复国民党。但中央很快冷静下来,认真听取党内外其他人的意见和综合分析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从而为正确应对西安事变制定出科学的方针,最终转变为有条件释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国衰民怨之时,是中国共产党扛起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旗帜。内忧外患之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冲锋陷阵保家卫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经无数次的突发事件,不断经历并应对着各种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残酷考验。面对突发事件,党从最初的手足无措,发展到在事件发生前科学判断趋势、做好应急准备,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应急处置,并且作出使事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的后续处置。当今,突发事件的应对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败,也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内容,这是今后一定时期内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处理的重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给我们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实践经验和丰厚的现实启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科学借鉴。
(《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
【注释】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页。
[4]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7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8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页。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9页。
[1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1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
[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15]《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斗争》1933年6月10日,第44期。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页。
[1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7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6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22]《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3日,第二版。
[23]《西安抗日起义蒋介石被扣留》,《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3日。
[24]《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6日。
[25]《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6日。
[26]《西安抗日起义的原因》,《红色中华》1936年12月16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