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若干问题纵横观》自序

一

中共党史是一部十分严肃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相统一的学科,这是一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懈奋斗、开拓创新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历史新飞跃,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党的优良传统和丰富历史经验的历史。这是一部资政育人不可或缺的好教材。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的历史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坚持理想信念,真正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二是真正懂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肩负起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国家富强和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历史任务。三是以史为鉴,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

研究党史必须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事实上,人们观察和研究历史,常自觉不自觉地持有一定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党史工作者无疑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为指导,尊重史实,在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论从史出,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切忌主观臆断和逻辑推理,更不能凭个人得失,感情用事。只有如此,才能有理有据、客观公正,揭示历史本来面貌,作出令人信服的历史结论。这就要求即使是在批判“左”倾错误领导者时,也要肯定他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立场,弄清历史事实,着重分析历史条件和发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及其思想根源,以利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即使对投敌叛党的张国焘之类,也要弄清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如“文革”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曾盛传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发给陈昌浩密电,要以武力破坏党中央。时逢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显然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问题。经查,传闻由来,是“文革”期间红卫兵小将掀起大抓叛徒之风,红四方面军某译电员被访,回忆谈及此事。随之,有作者写《张国焘及其人》小册子中又大量引用所谓“张国焘密电原文”,迅即传遍全国。回忆不足为据,经进一步查实,“密电”原件早已不复存在,幸而中央档案馆存有1937年3月延安会议记录稿,延安会议的任务就是揭批张国焘分裂主义行径。会议的时间距“密电”不到一年,人们记忆犹新。果然,会议记录稿载有毛泽东的发言,称:“在长征途中,我偷着看到叶剑英同志送来的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密电,写到‘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我就下决心率中央红军即刻北上。”会上还有四方面军某军级干部揭发说,李特(旅级干部)说要以武力迫害党中央,另《红旗飘飘》载《徐向前回忆录》中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以毛泽东的发言为据,参照后两者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张国焘密电”确有其事,但内容并非传闻那样,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然,即使如此,也是极其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分裂主义的行径,但与传闻毕竟有所差别。据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出实事求是的表述,澄清事实。关于以正确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历史》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出版的一系列著述都作出示范,这就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党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值得警惕和关注的是,近年来社会上流传很多野史、回忆录等,有些是境外传入的,其中不乏歪曲历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甚至无中生有,诬陷攻击党和毛泽东,以不实之词和“史料”,宣扬历史虚无主义,耸人听闻,造成恶劣影响。我们党史工作者和媒体,必须深入研究宣传党的历史以正视听,以正能量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这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二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期间,党史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层面。此间党的路线正确与错误,事业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以及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都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

从中共二大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它的一个支部,到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23年间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构成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此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共产国际操纵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制定和领导人选,直到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为指导,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以后,鉴于世界形势变化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错综复杂,共产国际在领导方式上有所松动,不再干预各国党的内部事务,这就更加有利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可见,不深入探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无从真正了解这一时期的党史真相。为何连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而每次错误的纠正又都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是在同王明错误路线斗争中形成发展的,而共产国际是王明的后台,又何以支持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确立?

纵观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主要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错误,二是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三是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关于共产国际与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犯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共产国际推行其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的必然结果。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1927年11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所做的政治报告而制定的盲动主义路线,在形势的估计和判断上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在阶级关系和革命性质的判断上,根据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三阶段论”,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欲毕其功于一役,并制定暴动计划。“左”倾盲动主义危害一经暴露,便由共产国际及时制止纠正。接着不久又犯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一冒头,就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质疑与反对,但其总体思想渊源却来自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进攻路线和城市中心论,但与共产国际又有明显分歧与争议,因而也被共产国际制止与纠正。两者分歧的焦点是武汉、南京暴动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显然这是策略性质分歧。共产国际七月指示信对李立三错误的批评基调也是如此。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与瞿秋白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贯彻落实七月指示,停止了李立三暴动计划。然而三个月后共产国际十月指示信竟将李立三路线上纲为与共产国际“两条根本对立路线”,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并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这是由于李立三对共产国际的意见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并写信给斯大林告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的状,不仅如此,他还对共产国际持傲慢态度,言辞激烈,惹恼了共产国际。还要指出的是,十月指示信不仅给李立三错误上了纲,而且把矛头指向六届三中全会,着重批判瞿秋白、周恩来,否定三中全会,这就为改组党中央,召开四中全会,扶持王明上台创造了条件。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集团是经六届四中全会暂居中央领导地位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操纵下,扶持王明上台,无任何积极意义的会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在批评三中全会时,指责中共压制了王明这样忠于共产国际的“好干部”。三中全会随即表态检讨,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并将其由一般干部提升为江苏省委书记,这就为王明出席六届四中全会在组织上创造了必要条件。更有甚者,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接到十月指示信后,先于中央,秘密给王明阅读,王明即刻按照共产国际批判李立三错误的基调,写入《两条路线斗争》小册子并在中央委员中传阅,待中委正式收到十月指示信后,发现王明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完全一致,这就为随后召开的四中全会,王明上台捞取了政治资本。

王明“左”倾路线,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和“进攻路线”照抄照搬。在政治上极力推行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实行关门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又置民族国土丧失于不顾,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在军事上,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反对毛泽东在四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军事路线,强制推行其错误的军事路线,招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致使毛泽东领导红军浴血奋战开辟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又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关系。在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至关重要,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前进与后退。两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与陈独秀、王明的右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密不可分。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对国共双方都做了大量工作而促成的。中共二大根据传达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制定民主革命纲领,之后,共产国际又连续给中共发来三次决议,要求与孙中山国民党合作。据此,党的三大正式确定与国民党合作,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此间,共产国际还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决议》,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解释,史称“新三民主义”,其成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基本原则和国共合作的政治纲领。与此同时,为促成两党合作,共产国际还派代表和顾问来华,参与国民党一大改组筹备工作,协助起草宣言和章程等事宜。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国共合作的最大成就是掀起大革命高潮,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令人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无视国民党右翼势力的阴谋反共活动,助长了反共气焰。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将共产党人打入血海,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国际又把大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汉汪精卫集团,汪精卫经过积极策划,公然发动“七一五”政变,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从此国共由合作北伐到对峙内战。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号召下形成的,1935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八一宣言》,不久中共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放弃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政策。七七事变翌日,中共即将《国共合作宣言》提交国民党。国民党蒋介石在华北事变、民族危亡关头,在全国抗日高潮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特别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转为联共抗日,经双方谈判,9月公布共产党提交的《国共合作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言》的公布和庐山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取得的,这是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照搬照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模式,抵制和反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原则,犯了右倾新投降主义的错误。由于毛泽东的积极斗争和共产国际的表态,肯定了中央路线的正确,才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坚持与巩固统一战线,直到最终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共产国际与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幼年到成熟期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历史也告诫我们,任何大党和国际组织都不能操纵、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主要是依靠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是长期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卓绝斗争的结果,这是历史的结论。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确立以后,又经受了张国焘和王明的严峻挑战。毛泽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曾被排斥于红军领导岗位外,遵义会议之所以能确立为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靠的是毛泽东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证明其军事路线的正确和他超群的智慧、杰出的领导能力。他是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产生的领袖,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伤亡,使党中央和红军陷入绝境的关头,毛泽东以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说服和争取了“左”倾中央主要成员的信服,召开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路线,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然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却遭到了张国焘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严峻挑战。张国焘恃其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强势,拒不承认遵义会议的决议,不服从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拒绝北上甚而另立“中央”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对抗。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却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张浩以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多次电告张国焘,促其率部北上,撤销他的“中央”。张国焘虽无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但对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还不敢冒犯,加上朱德、贺龙等与之斗争,不得不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并撤销其“中央”成立西北局,隶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样红军三大主力才得以胜利会师甘肃会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路线,又遭到王明新投降主义的挑战。刚从莫斯科回延安的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无视中国国情和国民党顽固派片面路线及两面政策,照搬照抄国际共产主义反法西斯政策,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抵制和反对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貌似有理,曾一度蒙蔽和俘虏了许多中央委员,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受到冲击。毛泽东在反对王明右倾错误斗争中,却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恰逢此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王稼祥回到延安,适时传达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抗战路线的正确性认为中共中央在复杂和困境条件下,真正运用马列主义,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告知王明不要再争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对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巩固和最终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至关重要,并有力地激发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毛泽东随即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从领导职务上正式确定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选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思想来自共产国际,又何以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与指正?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的旨意是要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关门主义,推行统一战线政策,而在听取王稼祥的汇报后,了解到中共已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并取得可喜的业绩,随即肯定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这是合乎逻辑的。

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自己的路”,显然是既区别于苏联模式更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道路,包括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经由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道路,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两种性质的革命,即中国革命“两步走”。第一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路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中国成立,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后实行革命转变,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功的标志,一是推翻三座大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质,是以夺取全国政权为根本,以解决经济基础为核心。这是一场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由短暂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深刻而广泛的历史性巨变。这就为探索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开辟的。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史无前例,无章可循,只能向苏联学习。随着“一五”计划的完成,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毛泽东适时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宏伟构想。经过艰苦探索取得辉煌业绩,但也出现重大失误、甚至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探索的物质成果集中体现为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畸形的经济面貌;理论成果集中体现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成果和经验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

“文革”结束后,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放眼世界,深刻反思,总结我国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发展为基本内容,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强国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诸多方面都具有基本特征,最鲜明的基本特征是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外在表征,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新模式。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丰硕成果,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旧的矛盾不断解决、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特别是习近平系列讲话,提出“四个全面”布局的重要思想,为破冰扬帆指明方向,成为新的历史起点,开创新局面的纲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表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由贫穷经小康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2015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