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频繁更替,其共同点就是,历代王朝无一不是在开国之初励精图治,“休养生息”,王朝走向鼎盛;但随之便是奢靡腐败之风盛行,政权由盛而衰,走向灭亡。由此形成历代王朝不断更替、盛而复衰、衰而复盛、始兴终亡的“周期律”。中国历史上数十次的改朝换代,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教训,也逐渐形成和积累了丰富而深刻的忧患意识,它成为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哲学视角看,忧患意识是人类的意识或认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人类理性追求真理的重要体现,还是一种关于辩证思维的问题意识、矛盾意识和批判意识。其突出的表现是:不满足于现状,理性反思和经验总结,积极地批评和揭露错误,对事物的肯定之中发现潜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种思想意识,是一种深刻的理性精神,是一种基于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切了解和感悟,是为人类远大理想的实现而生发的一种高超智慧、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和防患于未然的卓识行动。
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而言,所谓忧患意识,即古人云,“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就是居安思危的意识。它是人们对现实世界所进行的否定性思维的一种理性认识和情感的外部表现,是面对风险、危机、挑战的一种感悟、预见和防范的能力。这种思想意识,更是中华民族尤其是历代仁人志士所生发的一种深沉的清醒的自觉的意识,是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集中体现,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认为,它始于殷商,成于孔孟,波及各家各派,延至历朝历代。忧患意识最早体现为对天下兴衰和政权交替的忧虑。《周易·系辞传》中写道:“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动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动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昌隆。老子认识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强调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等,这些都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孟子则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在其所著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总结后唐庄宗既得天下,后又失天下的原因,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意思是说,后唐庄宗为了完成父志、剿灭仇雠,艰苦奋斗,发愤图强而终于成功,然而,在兴国之后,他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丧失忧患之心,最终败于其平日所宠的伶人而致身死国灭。从其兴衰对比,可见忧劳与逸豫对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社稷是多么的重要。范仲淹则把忧患意识进一步升华为忧国忧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任劳任怨。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称“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乃至俗谚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也都是我们民族强调忧患意识的最好例证。可以这样说,总结历史经验和居安思危,是忧患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突出反映。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千百年生存发展进程中,它始终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承载着深厚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忧患中诞生、奋斗、壮大的政党。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忧患与图强的互动中奋勇开拓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即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忧国、忧民、忧党为主要内容,以忧患与图强的辩证统一为根本特征,以推动中国共产党事业发展为目的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的特质在于居安思危。这里的“危”,主要指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问题、矛盾、困难、风险和挑战。从时间方面看,是反思历史、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从空间范围看,是立足中国而面向世界的。这种思想意识与中国传统的忧患意识相比较,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的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刻。
第一,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重要理念。因为该思想意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其理论依据的,是建立在科学忧患观基础上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民族命运、人民利益和自己政党发展的深情关注和不懈探索后所生成的精神自觉,是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
第二,这种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即这种思想意识,是一种问题意识、矛盾意识和怀疑意识。特指不满足于现状,在理性反思中总结经验,在积极批评中揭露错误,在肯定中发现潜在问题的一种前瞻性的意识。
第三,这种忧患意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行为方式。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这种思想意识又是在居安思危意识指导下的防患于未然的行动,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坚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努力提高消忧弭患能力,进而达到图强的目的。
第四,这种忧患意识,也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相共生。即这种忧患意识与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为基础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行不悖。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坚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将成为现实,这二者紧密关联并相得益彰。[1]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以史为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正是通过反思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训,对党即将走上执政地位而生忧。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忧患意识,所表现的是自觉的理性思虑与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所蕴含的是执政党建设应遵循的规律与重大的思想价值;其主要来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对党情、国情、世情的郑重审视,对责任、使命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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