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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与《甲申三百年祭》

时间:2023-12-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鉴于以上原因,中央认为,为了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必要发动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中央对整风运动作了充分准备,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党整风的主要任务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具体而言,整风运动经历了三个时期。全党整风的条件逐渐成熟。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起,就投入了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洪流中。一路走来,筚路蓝缕,苦难辉煌,共产党人如何才能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修成革命的正果?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共产党人难得有机会沉淀心思,静静地思考这些问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可以以抗日的名义获得合法性的存在。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这一时期,国内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由于远离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获得了难得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解决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从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止,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使全党受到了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那么,为什么党要进行这样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呢?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着分歧。这一时期,由于以前合作的经历和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不同,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依仗着在共产国际的关系,对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保持独立自主观点发出指责,提出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作出让步。之后,他在洛川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又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中国共产党内思想认识出现了混乱。而且,自遵义会议以来,我党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此时抗日战争正处在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地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

其次,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5年12月,我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提出必须克服党在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很快,中国共产党就吸收了大批新党员入党。从1937年到1942年春,党员人数从几万人迅速发展到80万,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这些党员大多数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由于这次吸收党员没有把社会成分作为主要标准,以至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进入了党内。其中,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东西,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缺乏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为了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亟待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最后,继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整风以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教条主义仍然存在,时常犯一些“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党内这些教条主义的表现,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尤其是1941年1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惨重。而在事变发生以前,毛泽东就制定了拟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的计划,已达到先发制人的目的,但是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党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为了避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毛泽东决定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以使全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禁锢,从而尽快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度干预。可以说,正是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鉴于以上原因,中央认为,为了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必要发动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中央对整风运动作了充分准备,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全党整风的主要任务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大力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最主要的目的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具体而言,整风运动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准备时期(1941年5月—1942年1月),是全党整风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阶段,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120多人,核心干部40多人。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全党整风的条件逐渐成熟。

第二个时期为全党普遍整风时期(1942年2月—1943年10月),大体上经过普遍发动、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整风总结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是一个大致的划分,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学习的内容和时间上各有侧重,各不尽相同。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进行,是从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开始的。

第三个时期为总结历史经验时期(1943年10月—1945年4月),这一时期对于党的历史上的重大的错误进行彻底清算。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正式结论。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

在整风运动最后阶段的1944年三月十九日,恰逢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京300周年的日子,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首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写的事件是,1644年(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军经过16年艰苦斗争,终于攻占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王朝覆灭。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天,就仓皇退出,一败涂地,最终全军覆没,留下千古遗恨,令后人每每痛心疾首。事隔300年后,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这一长篇史论文章中,深刻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揭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浴血征战、最终推翻明王朝,却迅速走向败亡的过程、原因和历史教训。文章指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虽在短时间内取得军事胜利,但却在胜利的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情绪,因胜而骄、因胜而腐、因胜而讧,最终酿成了历史悲剧。1944年三月,文章在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全国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后,立刻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此时,中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夕。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姿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是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重大考验。

《甲申三百年祭》为全党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提供了绝好的教材。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敏锐地体察到《甲申三百年祭》的深刻含义,4月12日毛泽东在为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作的《学习和时局》报告中,历数了我们党历史上因为骄傲而吃了四次大亏的教训,强调:“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延安《解放日报》全文予以转载,延安新华书店总店和各解放区陆续印发了单行本,并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文件。这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要求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踏李自成的覆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要求下,全党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认真学习领会,这对于全面夺取抗战胜利,以及胜利后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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