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揭示的是执政者在政治舞台上的盛衰兴亡、变换更替，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条规律。一部人类文明史，记载着无数次王朝覆灭，政权更迭。形形色色的王朝、政权，或被社会革命、人民起义推翻，或倾覆于军事、宫廷政变，或亡于异族、外敌入侵，最终都在覆灭那里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归宿。

中国从公元前21世纪第一个奴隶制度王朝夏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王朝的建立，再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政府，上下数千年，历经60余朝，帝王将相“你方唱罢我登台”，无一不演绎着从顺民心而兴起到逆民心而衰亡的悲喜剧。正是这无数“兴”“亡”事件，接续成历史长河的发展链条，牵引着人类社会从古代走到了今天。作为一种数千年间不断重复的历史现象，它已将许多无视它的存在者撞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令许多试图破译它者望而却步，摇头兴叹。

其实，不只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受制于历史周期律，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的人心向背定兴亡的事例中，明末大顺政权是最能震撼人心的。明朝末年，吏治腐败，赋役如山，加之连年灾荒，民不聊生，农民揭竿而起，迅速形成燎原之势。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然而，仅仅43天之后便又被迫撤出北京，从此走上了溃败之路。想当初进入北京时，家家户户门上贴着“天王万万岁”的喜帖，市民张灯结彩，夹道欢迎。但当这支军队的主力撤离后，未来得及退出的数千人都遭到京城人的“搜斩”，反差之大，触目惊心。这其中虽有复辟势力挟机报复的因素，但起义军迅速蜕变、一部分将领甚至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而失去了民心才是失败的根源。300年之后的1944年三月，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这样评价道：“自成的大顺朝即使成功了（假使没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了的），他的代表农民利益的运动迟早也会变质。”这就是郭沫若所称，历史上始终无法破解的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

1945年7月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常委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接受中国共产党邀请，搭乘飞机抵达延安，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数十人到机场热烈迎接。7月4日，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到他杨家岭的家里叙话。在窑洞客厅里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几天的考察有何感想。黄炎培看到了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深感延安有一股蓬勃之气，这让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同时，由于历史的经验教训，他又心怀忧虑，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跳出始兴终亡的历史周期律。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本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2]

黄炎培总结了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并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国共产党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

毛泽东微笑着严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

毛泽东的答话之所以这样胸有成竹，因为他早就考虑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论著中，已有了民主治天下的美好展望和具体规划。而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更进一步地促使他考虑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在掌握一国政权之前，便虑及立国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深谋远虑，善于总结历史教训为现实服务。

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制度，怎样对待民主，就要看它的有效性。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来说，其有效性是能够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人民争取真正民主的斗争触犯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对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地位构成挑战时，资产阶级国家就会千方百计压制、取消这样的民主。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末评论西方民主的时候，就有一段深刻精彩的话，他认为西方的法西斯政府实行专制独裁，就是取消人民的真正民主，“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60多年前毛泽东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功能，仍具有启示意义。而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性，就是要看是否适应本国条件，符合本国实际，有利国家发展，造福本国人民。邓小平在谈到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时曾指出，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在当代中国，适合国情、有利于人民当家做主、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民主制度，就是有效的，就是好的；脱离国情、脱离实际，背离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造成经济停滞、社会动荡、民族分裂、危害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就是有害的，是绝对不能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