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伟大实践，铸就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两个务必”重要思想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正如习近平在西柏坡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古人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辩证法告诉我们，成功的同时，往往潜伏着失败的祸患。历史也昭示我们，无论是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还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在取得政权后，天下太平、大功告成的自满情绪滋长，贪图安逸、害怕艰苦的享乐情绪蔓延，就会使原有的革命性丧失殆尽，或使革命事业遭受挫折，或使政权得而复失。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即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这个胜利是空前巨大的，它即将突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4]毛泽东在会上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务必向党内讲明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5]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6]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相应规定，成了最早带有制度性质的预防执政党腐败的有效措施。
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是“两个务必”的思想核心。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就是要居安思危、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这是两个务必最突出的特征。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居安思危是历史提供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乐而忘忧，不思进取，就会有失败的危险。一项事业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亦是如此。一个人处于患难之中，产生忧患意识是自然的；在辉煌业绩面前，在巨大成功面前，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则是很不容易的。“两个务必”的可贵之处，就是其中蕴含的在巨大成功面前所需要的那种冷静清醒和忧患意识。
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政权的开创者都不希望自己苦心创建的政权基业昙花一现般短暂，他们也曾痛恨过前代统治者的暴虐、腐败，也曾感叹过新政权建立的来之不易，某些当权者建业之初也能借鉴前朝腐败的教训，保持一段时间的“开明”之治，甚至还会出现短暂的“盛世”。但是，一旦他们的政权统治根基稳定，以前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就又像毒液一样蔓延开来，使他们又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以致千百年来，由上到下的政权腐败成为历代王朝无法根除的致命顽症。
一直以来，毛泽东也是这一规定的执行典范。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首任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他在电报中说，对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很快就做了回复。他指出：“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他还强调：“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作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作陪客的，是作先生的，我们作学生……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7]无独有偶，在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筹备处设计人民币票版时，按照国际惯例，就曾把毛泽东像作为主图绘制在人民币上，当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被毛泽东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又向毛主席请示在人民币上印上毛泽东的像。毛泽东回答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当上了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已作了决议，不以人名作地名，禁止歌功颂德，防止滋生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的现象。因此，现在也不能印我的像。”
艰苦奋斗是“两个务必”的实践要求，也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我们党及其事业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也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起来的。胡锦涛在西柏坡考察时曾说：“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做制成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历史证明，民族、国家、政党的发展壮大，都是在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实践中实现的。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中国人民历来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为安身立命、齐家治国之本，在精神生活上强调淡泊明志。正是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国人民创造了千秋灿烂的中华文明。
历鉴古今多少事，成由谦逊败由奢。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是践行艰苦奋斗精神的典范。毛泽东主席的生活标准一贯是艰苦朴素。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累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毛泽东知道后，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这就是党中央主席在生活上的最高奢望。
“两个务必”立意高远，关键是把抽象的原则具体化，让具体的原则可操作化。《进京守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的有力见证。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准备前往北平。在动身进京之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毛泽东曾叮嘱警卫班的同志：“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这一席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进京守则》是对“两个务必”的初步践行。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即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时所作各项纪律制度。这一规定的第三部分是《进入城市后的守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进京守则》，可概括为“四不”，其内容如下：
1．不乱讲话，不乱吃东西。《进京守则》规定：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没有把握的不说，无原则的不说，非公不随便打电话及在电话中谈机密，非经组织允许不随便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个人非经组织允许不得在学校、工厂、群众集会中作报告，个人在记者、外侨、党外人士访问我党、政、军各项问题时非经组织允许不得随便答复，个人未经组织审查允许不得与外侨、记者、党外人士、旧伪人员等通信，入城三个月内暂时不得与家属、亲戚、朋友、同学等通信、打电报、打电话、接见等，不得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问路与对人交谈态度要和气。
2．不乱跑。《进京守则》规定：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非经组织批准及未有军管会或其管理机关之介绍手续不得进入工厂、学校、仓库、名胜古迹、公园风景区参观，持有正式手续外出时均应听从警备部队及其哨岗之检验查询、听从交通警之指挥，遵守当地军政机关之纪律与制度，有事外出不得乘机闲逛，搭乘火车、汽车、电车、轮船应遵守秩序、照章买票，在街市及人广地区不得策马驰骋或雇坐人力车到机关驻地附近，请假外出不得超过时间回来或借故另到别的地方去，不得把本部门以外人员引到机关，机关以外人员请酒、请客进馆子不予参加，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
3．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准许不得私装电灯、电话、自来水、收音机，私人送的不要，未经允许不准在市内采购物资及贩卖伪装品、不买来路不明之物，如外出需用枪支不得无故打枪并随时防止走火，不得与任何人争吵打架，未经允许不得私自捕人，不懂得的东西不要动。
4．不乱收人。未经组织批准不收任何人员，面目不清、来历不明者不收，未经审查者不用。
《进京守则》发布后，重新制定了严格完整的落实监督措施，要求各单位要事先在全机关人员中进行广泛教育和讨论；各机关部队在每次出发前后，要组织纪律保密检查组，负责在沿途进行检查，并将检查之时间、地点、人名等登记，到目的地向卫戍司令部及机关保卫科报告；各机关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将这次转移进行全面总结，并将总结用书面报告中央。
“两个务必”和《进京守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代政权盛衰兴亡的深刻总结，是对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深刻认识，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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