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名言。“谦虚谨慎”一词出自于《晋书·张宾载记》：“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它形容人虚心礼让，小心谨慎。不骄不躁是指不骄傲、不急躁，也就是说做了好的事情不要骄傲，事情未处理好也不要急躁。骄傲是谦虚的宿敌，急躁是谨慎的对头，它们相互对立，绝无调和的余地。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告诫道：“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意思是做事到结束都像开始那样谨慎，就不会有失败的事发生。然而，纵览历史，因胜而骄、因骄而衰、由衰而败的事例比比皆是，这已经成为历朝历代先后更替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沉重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酷爱中国历史，“二十四史”伴随其一生，尤其是精通《明史》。正是从这些历史典籍中，他非常熟悉历代王朝“始兴终亡”的事实，深谙历朝历代周期性更迭的原因。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洪秀全由胜而败的教训，大顺政权、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结局，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暂时的胜利而骄傲，因私欲的膨胀而腐败，因权力的争夺而自相残杀。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思考如何解决“历史盛衰周期律”的执政难题，告诫全党，要以史为鉴，千万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作《学习与时局》报告时，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几次大的因骄傲而失败的例子。毛泽东痛心地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占领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1930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1938年，抗日战争打响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同时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9]可以说，“赶考”精神的提出，就是反映了党对自己历史上几次重大错误的深刻反思和教训的总结。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从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精神呼之欲出了。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定地要求和平、民主，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国际民主舆论也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来面目，以便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一方面告诫全党，“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另一方面自信地指出：“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这就完整地提出了“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术语。
1946年6月，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上，国民党大大超过共产党。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总兵力约为430万人，占有3.39亿以上人口7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还有源源不断的美国军事援助；中国共产党总兵力约为127万人，约有1.36亿人口和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没有空军和海军，不仅被分割、包围，更没有任何外援。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地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奋起自卫反击。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同时，他在军事战术上重视敌人，警告全党，反动派除了“纸老虎”的一面之外，也有“真老虎”的一面，它会成百万成千万地吃人，要求全党克服轻敌思想，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场合都高度地重视敌人，认真地对付敌人，讲究斗争艺术，才能最终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10]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战场上，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军事原则，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后，随即转入了战略反攻，继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防御，迫使国民党军队转入重点防御。
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战略大决战的历史时期。在日益有利的国内外形势下，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曙光，但仍然保持不骄不躁的态度，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慎重地估计，“五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即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体悟、对社会现实状况的全面分析，以及根据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预测，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革命胜利后，党内很可能出现骄傲、自满、懈怠、享乐等种种不良现象，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然后，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2]告诫全党同志在即将到来的胜利面前不要产生骄傲自满、不思进取、甚至以功臣自居的想法。从此，“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修养的本质要求。
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禁止歌功颂德的现象。”[13]这六条规矩看似平常，但充分反映了党在制度、作风建设上的高度自律和自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搞个人崇拜、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为防止干部腐化、预防个人崇拜设置了一道屏障。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赶考”精神的基本内核，是对“两个务必”精神的继续和发展，其本质要求是我们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历史地位，着眼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不图名利，兢兢业业，不懈奋斗，不辱历史使命。全党必须时刻保持不骄傲自满、不受权力腐蚀、不被糖弹击中的清醒头脑。在中共中央进北平前夕，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要教育战士，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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