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布尔塞维克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全体工人阶级最充分的和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塞维克党，莫说两年半，便是两月半，也不能维持政权。”[28]严明的纪律和廉洁勤政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的制胜秘诀，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纪律可以凝聚人心和士气，形成强大合力，发挥团体组织的优势；廉洁勤政可以清除党自身的腐败和懈怠行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两者相辅而行，就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赢得广大民众的拥戴和支持。
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亲自为工农红军拟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不仅在人民军队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党赢得了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得以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打出一片天地，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政治纪律的重要性，如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张国焘事件的教训时说：“必须对党员进行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至抗战胜利时，党的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建立了十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其中，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战胜利和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革命迅速发展时期。随着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统一的全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政党，要保持和继续胜利，进而取得全国性的胜利，集中的革命纪律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过去由于长期游击战争与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的环境，在各个单位中，又有着不同的敌情、地形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差异，因此，就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地方性，不能不高度地发展各个独立单位的地方自治权，因而也就高度地发扬了各个单位的地方积极性与创造性，克服了当时极为复杂的困难，把中国革命推向全国规模的胜利。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方针。但是，正由于这样，也就在我们不少的同志中造成了一种分散主义或地方主义的习惯，造成了党内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而这些则是错误的与有害的。”1947年夏，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后，各解放区开始从分隔走向整体，党、政、军、群等组织机构也相应地从分散走向统一，此时，“在过去曾经是正确的高度发展地方自治的方针，现在已经不能完全适用”，“那些在过去就是错误的在许多同志中存在的地方主义与工作中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就特别表现其对于当前统一斗争的重大危害性，就更加不能容许其继续存在和发展。”[29]毛泽东一贯坚持党的铁的纪律，注意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他要求全党展开反对无纪律或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他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30]因此，中共中央着重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故西柏坡时期既是我党从分散斗争逐步走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也是讲纪律、立规矩的重要时期。
10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统一规定了具体内容，三大纪律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八项注意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害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军必须遵守的纪律。
同期，中国共产党还继续颁布许多条例和做出决议，主要是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如1948年1月，毛泽东要求全党建立报告制度，批评“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31]要求从1948年起实行报告制度。5月25日，中共中央又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是一个独立王国。”警告全党，“这种状况，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要求各地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32]
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会议通过了《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厘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是事后报中央备审的。指出，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任弼时发言道：“我们从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加强纪律性的条件，一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保障政策的统一执行；二是要建立制度、制订法令条例。中央还要求干部们保持鞠躬尽瘁、廉洁勤政的态势，要求全党“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33]不久，毛主席又为《中国青年》复刊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句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严明组织纪律的重要性。至1949年初，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取得显著成效，全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统一，党更加坚强，团结地带领全国人民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党的领导干部还以身作则，廉洁勤政，为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一是艰苦朴素。他们与一般党员干部和老百姓一样，居住的是老百姓的土坯房子，穿的是打着补丁的衣服，脚上穿的是老百姓做的布鞋，吃的是粗茶淡饭，只有打了胜仗毛泽东才舍得吃一碗红烧肉。二是互谅互让。“朱毛让房”不但成就了一段佳话，而且成为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三是严格要求子女。因为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没能结婚；因为是任弼时的儿女不能沾公家一点儿便宜；因为是朱德的儿子，进京前要吃忆苦饭。
1948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原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这也是全国性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在筹建华北人民政府时期，中国共产党也做好了执政后自觉接受党外监督、永葆自身纯洁性的准备。9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依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和《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组织规程》的有关规定，成立了由杨秀峰为院长，黄松龄、于力为副院长的华北人民监察院。其主要任务是对违法失职、贪污浪费、违反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的各级行政人员、司法人员、公营企业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并提出处分建议，以此来达到尊重法律、杜绝腐败、保护群众利益的目的。同时，华北人民监察院还在院长领导下设立了人民监察委员会，下设监察小组，巡视各地廉洁行为，及时预防、发现和查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事实证明，这一机构的设立和运行为建国后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前夕，制定了《关于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遵循的事项》规定，对在转移过程中应遵守的纪律进行了详细规定。在未转移前应该注意和要做的三件事：教育方面、保密方面、居民关系方面。在转移中必须遵守的23条，入城守则明确提出“四不、五要、三讲究”。四不：一是不乱讲。有关秘密的不说；党报上没有公布的不说；非经组织允许，在记者、外侨、党外人士访问我党、政、军各项问题时，个人不得随便答复等；在机关以外之公共场所、公开集会、坐车乘船时，不得谈论机关内部及其他党内情况；二是不乱跑。非经组织允许、取得正式手续不得外出；有事外出不得乘机闲逛，如妓院、烟馆、赌场及私营之茶楼、酒店、舞厅戏院、杂耍场、复杂场所；三是不乱动手。非分之物不要；非组织分发的不要；未经组织允许不得私装电话、电灯、自来水、收音机等；私人送的不要。机关以外人员请酒、请客进馆子不参加、不吃老百姓任何东西；四是不乱收人。面目不清、来历不明的人不收。规定的内容非常详细和具体，并且很有前瞻性、操作性和科学性。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五要：要切实执行我党政军各项政策法令，绝对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直属党委与各机关所规定的会客、请假、办公、寄信代号等各项制度；要认清环境，分清敌我，提高警惕；要爱护公共物资，遵守公共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要向工人与劳动人民学习。三讲究：讲究礼貌，讲究正派，讲究整洁。[34]
回顾历史，回望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足迹，仍感振聋发聩，其深远思想仍在告诫党员干部，只有“坚定政治立场，严守纪律规矩”，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向党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注释】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6、672页。
[3]《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0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8～1269页。
[6]中央档案馆、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档案》第一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9]《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948页。
[1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1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13]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839页。
[15]金冲及《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17]李新《回望流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
[1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395页。
[2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1444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77～778页。
[23]粟裕文选编辑组《粟裕文选》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40页。
[2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11页。
[2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2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页。
[28]《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135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88～389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6页。
[3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5页。
[32]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87～588页。
[3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8页。
[34]王聚英《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0～4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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