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要革命，就必须有一个合格的革命党；要建设，就必须有一个合格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组织政权这个根本问题。1945年党的“七大”之后，中国革命迅速地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方面建设，也开始稳步地由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转变，如何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中国。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8月14日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提出了抗战胜利后我们党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的阴谋做好充分准备。此后，针对蒋介石一面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加紧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中国共产党一面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又于9月19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对于党实现新的战略大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配合新的战略调整，中共中央进行了大范围的干部调整。

1945年8月20日，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以聂荣臻为书记的晋察冀中央局。8月23日，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成中原局，郑位三任代书记。9月，新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将原华中局改为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此外，为了加强党对国统区工作的领导，12月15日，决定恢复南方中央局，暂名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其他地方，有关党的组织领导机构也相继进行了调整和加强。

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底，党中央直接将在延安的干部分批派往各解放区。其中，中央从延安和各解放区抽调了近一半即4664名干部陆续派往东北，开展东北各级党政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此外，派去晋冀鲁豫区的有1285人，去晋察冀区的有1020人，去冀热辽区的有864人，去华东区的有868人，去晋绥区的有491人，去国民党统治区的有339人，去中央各直属单位的有863人，总计调派干部10394人。党的领导机构调整和干部大规模调动，为贯彻、实施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战略大转变、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

中国共产党还结合土地改革开展整党运动。为了把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以便广泛地争取群众，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总结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解决了政策不彻底的问题。针对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会议做出了各解放区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开展整党运动的重大决策。

全国土地会议后，各解放区在掀起平分土地热潮的同时，普遍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

1948年2月22日，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指示》推荐了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及干部”。《指示》决定公开党的支部，提出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党的支部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为了指导整党，同年3月12日毛泽东批发了由刘少奇总结的《晋察冀平山县老区土改中政党经验》，要求公开党的基层支部，把关门整党变为开门整党，实际上是在向群众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

1948年5月25日，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规定了整党的正确政策和方针办法，并提出自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1948年9月，大批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深入乡村，继续领导土改整党，并把土地改革、整党建政方针和准备春耕结合起来。1949年春，各解放区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中共加强自身建设，为执掌全国政权做好全面准备。由于过去各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状态，加上长期游击战争的影响，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被允许保留很大的自治权，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等不良现象。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这种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已经严重地不适应甚至阻碍了革命形势发展。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在1948年1月7日为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提出建立报告制度，并对定期请示报告作了严格的规定。随后，中央在3月25日又发出了《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对实行报告制度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在中央指示下达的前后，党还加强了纪律建设：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是针对某些党组织和军队领导机关中不执行报告制度的情况发出了指示，强调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坚决地执行，不能允许未经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三是号召全党干部认真学习并重印了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强调坚持党的铁的纪律，巩固党与群众的联系。此外，1948年7月至9月间，中央对各地建立报告制度情况还进行了多次检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会议专门制定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集体规定区党委、省委和军党委以至县委和师（旅）团向上级请示与报告的制度。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决议发布之日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必须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利，不许侵犯；还对扩大和建立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作了具体规定，提出了建立解放区各级人民代表会议，扩大各级人民民主政府的正常的民主生活。这些指示与决策的作出与执行，对于消除党内军内无组织、无制度、无纪律状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为党执掌全国政权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在全国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阐述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打仗转移到生产的战略问题；着重规定了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针对党内农民成分占多数、工人成分不足的缺点，提出了加强在工人阶级中发挥党员的方针；论述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提出了党委会的12条工作方法。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不仅提出并解决了实现全国胜利所必须而且可行的党的组织建设、干部来源这一重大问题，而且还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就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指导。这次全会为夺取全国政权、建设执政党，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

同期，随着革命向全面胜利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加快了对新政权政治、经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同时详细阐明了实现这三大经济纲领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刘少奇还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即国家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其中，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是领导成分。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随着发展经济、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制定。这一时期党对经济工作的探索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即“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提出了“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2]和“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关于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3]

另外，中共还进行了政权建设的实践——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为了适应华北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上的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华北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高瞻远瞩，提议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使之成为西北、中原和华东战场的巩固后方，继而完成支援全国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认为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是建立全国解放战争的后方基地的需要，应进一步加强华北解放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实现彻底消灭国民党。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负责统一领导整个华北地区的政务，组织人力、物力恢复与发展生产；保护工商业，进一步完成土地改革，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民主政权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等。华北人民政府第一次委员会，于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在河北省平山县王子村召开。会议选举董必武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并通过任命各部长、各会主任、各院长、华北银行总经理及秘书长、劳动局长等职，华北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48年9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七条的规定，设立秘书厅、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工商部、农业部、司法部、劳动局、财经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法院、监察院和银行等政府工作机构，为各部门配备了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领导干部。

历史已经证明，建立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共中央从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考虑来制定的重大决策。华北人民政府的筹建，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探索、积累了经验，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做了组织上和政权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