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著名科技人物
赵慨(生卒年不详),字叔朋,籍贯不详。晋代著名陶工,人称“制瓷师主”。赵慨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因得罪了上司和僚属,遭降职贬官,于是来到景德镇隐居。赵慨在浙江为官时了解和掌握了越窑的制瓷技术,于是对景德镇的胎釉配制、成形和焙烧等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制瓷技术水平和质量,对于推动景德镇烧造制品由陶器阶段进入瓷器阶段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受到景德镇人的尊敬和爱戴,称其为“制瓷师主”。明代洪熙年间(1425~1435),少监张善开始祭祀佑陶之神,在镇内御瓷厂建起了一座“师主庙”,后又称“佑陶灵庙”,尊赵慨为“师主”、“佑陶之神”。
张潜(1025~1105),北宋炼铜家,字明叔,江西德兴人。张潜发明了胆水浸铜的湿法冶炼技术。胆水浸铜,即利用硫酸铜溶液浸铁,使其发生铁原子与铜离子的化学反应,将铜析出。这一技术的问世弥补了火法冶炼耗工量大、消耗原料多、生产成本高的重大缺陷,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铜产量。湿法炼铜技术比世界同种技术提早了700多年。张潜著有《浸铜要略》一书,今原书失散,仅元末明初学者危素的《浸铜要略序》中涉及其内容。
曾安止(1048~1098),字移忠,号屠龙翁,进士出身,江西泰和人,宋代农学家。曾安止曾任洪州丰城县主簿、彭泽县令。在任期间,特别重视农业生产。由于患有眼疾,曾安止只好弃官还乡。退居家乡后,曾安止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在撰写《禾谱》上。曾安止对泰和农业生产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有关水稻品种栽培的资料,他不顾体弱多病,视力衰退,夜以继日地坚持写作,终于在绍圣元年(1094)前完成了这部前无古人的农学专著。《禾谱》共五卷,现在仅能从泰和县石山乡匡原村所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匡原曾氏重修族谱》和乾隆《泰和县志》中看到摘录的《禾谱》部分内容。尽管全书已不存,但是作为中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志,其残存部分仍然是研究江西乃至全国水稻栽培史的珍贵资料。
陈自明(1190~1270),字良甫,江西临川人。他善于吸收众家的长处,成为通晓内、外、妇、儿各科的名家,尤其擅长妇科和外科。陈自明对当时医界存在的种种弊端极为不满,同时对妇科和外科不受社会重视深感不安。南宋嘉熙元年(1237),陈自明根据历代留存的30多种妇科著作,编写了《妇人大全良方》,又在景定四年(1263)完成了《外科精要》一书。在《妇人大全良方》中,他反对早婚,认为从生理上看,男子30岁,女子20岁,是比较合适的结婚年龄。他通过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指出痢疾有明显的季节性和传染性,否定了古人所说毒疫痢(痢疾)是由积滞引起的错误观点。在13世纪能提出这样符合科学原理的痢疾病因学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外科精要》专门讲述了痈疽的发病原因、发病机理及如何诊治等内容。它强调脏腑和外科病症的密切关系,辨症必须按照经络的虚或实进行,用药不能单单信奉痈疽是热毒内攻的观点,一味用寒凉药。此外,陈自明还写过《管见大全良方》,它的部分内容保存在朝鲜的医学丛书《医方类聚》里。
危亦林(1277~1347),字达斋,江西南丰人。元代著名骨伤科专家、医学家。致和元年(1328)到至元三年(1337),他刻苦著书十年,完成《世医得效方》二十卷,按元代的十三科分类,即大方脉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和妇产杂病科、眼科、口齿并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及疮肿科。骨科是其主要成就。危亦林在全面整理治疗骨伤科经验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麻醉药方的使用方法,骨折和脱臼的整复方法与处理原则。其中最精彩的是他首创了“悬吊复位法”,即利用患者自身的重力,使脊椎自然复位,用此法来治疗脊柱骨折,其原理与现代整复方法和石膏背心固定方法是一致的。危亦林的“悬吊复位法”比英国医生戴维斯(Davis)1927年提出的悬吊法要早600多年。
宋应星(1587~约1666),字长庚,奉新县人,明代著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宋应星因科场失意,愤而弃科举,专心于实学,调查研究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及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经济问题。宋应星在任分宜县学教谕时写成《天工开物》一书。该书经过详细观察、研究,从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出发,总结了明代以前的工农业生产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知识,并附有相关插图,是反映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的重要文献。《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冷浸田使用骨灰蘸秧根的方法,是我国使用磷肥的最早记录;利用不同品种蚕蛾杂交而生出“嘉种”,是我国利用杂交技术改良蚕种的最早记录。书中记载的精巧复杂的提花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记载的锌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最早的。《天工开物》传到西方以后,欧洲人惊奇不已,称它是“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喻昌(约1585~1664),字嘉言,别号西昌老人。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喻昌从医约30年,前期在江西南昌、靖安、新建、奉新一带,后期在江苏常熟一带。喻氏敢于修订古典著作中的不足,主张振举大纲,分隶治法,倡“三纲鼎立”之说。他认为太阳主表有营卫之不同,病邪有风寒之差异,风则伤卫,寒则伤营,风寒兼感,则营卫两伤。此说开创了《伤寒论》研究的争鸣局面,对明清温病学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他认为治病时要“先议病,后用药”,并制定详细的“议病式”,至今仍是中医常用的病历标准格式。喻昌医术精湛,名噪大江南北,与吴谦、张璐同为我国明末清初三大名医。他著述颇丰,《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等著作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深远,被称为“喻氏医学三书”。
雷发达(1619~1693),字明所,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今永修县)人。明末清初著名土木建筑大师。清代初年,雷发达因以建筑工艺见长,应募赴北京修建紫禁城。康熙中期被提升为工部“样式房”负责人。“样式房”是工部主管营造事业的机构。雷发达在北京从事建筑事业30多年,设计重建了北京故宫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他死后,其子雷金玉继承父业,到光绪末年,已传至第六代孙雷廷昌,子孙六代,执“样式房”掌案长达200余年。经他们修建的工程,除皇宫外,还有四园: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海:北海、中海、南海,以及二陵:东陵、西陵等。雷发达一家,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对建筑设计图样的革新创造,以及“烫样”(立体的建筑设计模型)的制作和广泛应用方面。雷家设计的图样,称为“样子雷”、“样式雷”和“样房雷”。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江西婺源人,是我国杰出的爱国工程师、中国铁路工程之父。詹天佑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进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在他开始任职的80天里,就完成了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铺轨任务。后又继三位外国工程师的失败尝试后,成功地建成了滦河铁路大桥。1894年,英国工程研究会正式接纳詹天佑为会员。1905年清政府任命詹天佑为修建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帝国主义者却认为这是个笑话。他们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各国著名的工程师也不敢轻易尝试,更何况中国人。詹天佑顶着巨大压力,完成了该铁路的修建。这条铁路不满四年就全线开通,比原来的计划提早两年,并且比预算节省了二十八万两白银。
詹天佑在主持修建铁路的过程中,发明了“压气沉箱法”、“竖井施工法”,运用“之”字拐线路和双机车头解决大坡度下的列车爬坡问题。他制定了中国铁路工程法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考核晋升办法、铁路工程标准化规范,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铁路工程师,可以说是“中国铁路工程之父”。詹天佑又是位极具正义感的爱国专家,一贯主张中国自修铁路,反对外国染指和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和路权。周恩来赞誉詹天佑为“中国人的光荣”。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新建县人,中国植物分类学家。1934年,他在江西与江西省农业厅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46年10月,时任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的胡先骕收到了友人寄来的一些“奇异的大树”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经由胡先骕和好友郑万钧教授的共同深入研究后,将这些大树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被科学界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大发现之一。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8年,在胡先骕的主持下,水杉在庐山植物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曾经像大熊猫一样世界罕见的珍稀植物水杉,先后被引种到50多个国家170多个地区。胡先骕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水杉之父”。
吴有训(1897~1977),字正之,江西高安人,著名物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主要从事近代物理学特别是X射线散射光谱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国开展近代物理学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55年选聘为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前身)。
此外,现代江西籍著名科技人物还有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中国物理学“四大名旦”的饶毓泰,被称为“中国植物园之父”的陈封怀,中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吴学周等一大批杰出人物,他们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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