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在本质上还是一...

一般说来，人们通常会认为生存生态学就是一门学术理论。这样的认知并没有错误，但并不彻底。生存生态学，除了作为一门理论，还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生存生态论追问”方式，也是生存生态学的重要理论特征。那么这种思考方式的理论品质又是什么呢？

第一，实践唯物主义品质。虽然这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品质，但它同样也是生存生态学所应当而且必须具有的理论品质。遵循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生存生态学必然地结合实践中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状况考察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指出：

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28]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解放视为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的解放的可能性就在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两重性——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及其矛盾——历史变化。从同时性上看，它呈现为人的生存基础有着复杂的内容，包括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从历时性上看，人的生存基础的内容有着历史继承性和创造性，就是说，人们在每一历史阶段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不过这些历史内容又首先必然地表现为“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再经由后一代人作用而改变，并且创造出新的物质结果、新生产力总和、新的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内容又将作为后后一代人的生存基础。无论同时性的还是历时性的生存基础，都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一定矛盾的产物，也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矛盾的产物，都展示了人的解放的历史之同时性和历时性双重维度，亦即人的生态性生存的两重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生态学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的历史变化中，亦即从一定的社会变革状态下考察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第二，追寻生态文明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和消极性的批判，也是对工业文明的不合理性和消极性的批判，探索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也就是说，他把共产主义文明作为不同于而且超越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种新兴的更高级的人类文明。那么共产主义文明的实质性内容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文明状态，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文明状态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生态学不仅需要倡导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而且应当将人类生存的文明基础建立在远高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能提供的文明基础之上。人类在继承了工业文明的进步成果之时也应对它作出变革，创造出新的文明，亦即生态文明，或者说共产主义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文明“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29]那么怎样开展这一现实的运动呢？马克思的回答是：“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30]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即便在经验层面上也需要联合人类的全体力量，“共同而有区别”地从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上作出各自的努力，以促进全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形式的普遍发展，构建真正的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复归。

第三，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中心议题。一般说来，很多理论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可是它们对人的关怀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即便在人类中心论中差别也是存在的，那就更不用说其他非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通常地讲，人本主义学说对人的思考最具有人文关怀意义，换言之，它们相对于其他学说而言是最真情的研究人，尤其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学说着眼于人的感性生活的思考，并且把这种感性生活视为人的存在本身，这样的思考是有益的，但还不是深刻的。因为这类理论并没有进一步思考人的感性生活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是止步于感性生活本身，甚至自以为抓住了人的本质，而实际上不过是将现象等同于本质。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学说相比较，现代西方哲学似乎将费尔巴哈的理解和考察推进了一步。比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考“在”与“无”之间的关系，追问“在者”的本质。他认为，烦、愁、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等等内容是人的本质性内容。由此来看，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对人的哲学解答也是直观的思考。所不同的是，他处在唯心主义直观的一端，即“哲学直观”一端；费尔巴哈处在唯物主义直观的一端，即“感性直观”一端。有学者可能反驳道，海德格尔的思考是存在论的，费尔巴哈的思考是人本学的，二者明显就不同！从它们对人的解答上看，二者的不同是非实质性的，它们的相同则是实质性的。就“存在即本质”而言，费尔巴哈着眼于人的“本质”的感性直观，海德格尔着眼于人的“存在状况”本身的哲学直观。如果说人的存在就是其生命的展开，也是其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否比上述两位的思考来得深刻些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柏格森的思考仍然属于直观范畴的思考。虽然柏格森的思考不再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但它与海德格尔的哲学直观却有着某种相似性，他们的直观都忽视了人的存在（或人的生命存在）是在马克思所说的“创造历史”中发生的。如果不去领会马克思的“创造历史”，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人的存在的本质，就不可能清除直观思维方式（无论是感性直观还是哲学直观，都是本质一致的抽象理论），不可能树立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样不可能把它作为我们思考的中心议题。

由此来看，生态主义理论，无论是右翼理论还是中左理论，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创造历史”而导致自身理论不可能将人的生存与发展置于自身思考的中心位置。这样说来，是不是指生态主义理论也像西方哲学那样直观了人的环境问题？我们认为，生态主义的思考虽然也是直观的，但它既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也不同于海德格尔和柏格森的哲学直观，而是生产直观。何谓生产直观？它是指那种将自身思维停留于生产现象层面本身，着眼于生产活动本身的经验分析，研究人的生产活动与其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就是说，不是把生产视为人的本质活动，而是把它视为社会的经验内容，把它视为人的感性生活的经验内容。这与马克思的“生产”有着本质性的不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生产与再生产作了实践理解，实际上是对人类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了生存生态学理解，就是说，把人类的生产活动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由此可见，生态主义理论虽然紧扣人的生存环境问题来思考人，但是它们的思考重心几乎落在对人的环境的关心上而不是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上，即便它们都谈了不少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内容，也不等于人的生存是它们的中心议题，否则它们就不叫生态主义理论，而应当被称为关于人的解放学。

与以上分析的理论相比较，生存生态学恰恰是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何以可能的哲学思考。一方面，生存生态学广泛地汲取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实施真正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它不仅仅关心人的生存环境状况，而且还像马克思那样从唯物主义历史观高度来确立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状况为分界基准线，由此来确证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现实性和力量就在“创造历史”活动之中。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无论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31]

所谓“只有在社会中”，就是在“创造历史”中，其实“创造历史”就是创造人本身，人不是在历史之外，而恰恰在历史之中。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就得首先解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得首先从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活活动。当然，仅仅只有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还不能维持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继续开展其他方面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比如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政治法律制度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意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虽然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仅仅是基础的生产活动，只有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他方面的生产与再生产，才能实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即便从生产上考察，人的生存与发展也是生态性的生存，不可能像生态主义仅仅从经济生活上单向度地考察人的生存与其环境的关系问题，这种分析虽然也是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它们不是生存生态学的，而是自然存在物的生态学，虽然人也是自然存在物，但人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因此，人所在的生存环境是人的生态环境，不是物的自然环境。

第四，推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什么推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那么它们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如何破坏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兹在《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一书中从各个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危害性，提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132]。在他看来：“劳动专门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精英们对科学的垄断，工厂的规模的日益扩大，都不仅是出于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让资本主义的统治长治久安。欲问为什么要实施劳动分工，全部的原因就在于能使资本增殖这一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这一目的到了工人那里，只有对其实施强制性的分工才能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服从于劳动工具的统一的动作，形成一种兵营式的秩序。这种秩序在工厂里周密地安排为一种完善的制度，它充分地发展了对工人的监督。”^[133]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的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134]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135]，就是说，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核心价值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生态环境的有限承受力必然相冲突，由此，高兹提出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强调这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要知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以保护生态为宗旨的理性，倡导“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生存宗旨。我国学者陈学明先生认为，高兹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放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因为高兹认为：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将不再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所以将会中止奢侈品的生产，而主要是生产那些人们确实需要的耐用、易修理、易生产并且无污染的东西。由于实行这样的生产，必然带来两大结果：其一，社会劳动将被限制在生产生活所需求的东西上边，从而工作时间能同时得到缩减，这将使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大大地扩展他们的自由选择行为，个人和公众将以今天难以想象的方式显现自己并使他们的生存方式多样化；其二，人们在改变相互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改变了同环境的关系，环境与人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而是和谐相处，人们重新恢复了与自然界的活生生的内在联系。^[136]

生态学家莱易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错误地把人的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物质消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的处理都信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137]。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了达到统治人的目的，不惜使人的一切方面都依附于集中的官僚体系，异想天开地让人在劳动中遭受到的挫折、痛苦通过消费的途径去消除，去麻痹。这样一种满足的方式，不仅是福利国家的合法性的基础，而且也是生态危机的根源”。^[138]有鉴于此，莱易斯提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协调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力争把全社会注意力从消费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引导和规范消费的合理发展，创建理想的生活环境，“让人们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的过程中获得幸福和满足”^[139]。“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就可能愿意在不同程度上靠日常需要的生产活动来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一般化的市场中的消费来获得满足。”^[140]关键在于，创建生存环境的过程也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依他之见，“今天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正使他们把关注的中心转向生态生存”，人们“必须把减低人的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尽可能让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141]。换言之，“让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满足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最有效的途径”^[142]。

与西方生态主义理论相比较，生存生态学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人类的需要应当以自然和社会的承受力为基准线，保持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正像恩格斯说过的：

迄今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只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发的。那些只是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变成有效的进一步的结果，是一直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留下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森林经济的可能出现的不好的结果。剩余的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并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随之，只要生产不受被压迫者的最低生活需要的限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了生产的推动因素。在今天西欧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贯彻得最为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个别的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出来的或交换了的商品的用途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在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143]

依恩格斯之见，资本主义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能保持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由于“获得利润”成为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唯一的动力”，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非但不可能消除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状态，反而会加剧其紧张程度。正因此，我们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恩格斯提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44]

这就启示人们，只有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解，只有如此，才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社会那时就应当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145]。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生态学应当着力探索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变革社会发展方式，合理调节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保护环境资源，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第五，创建生存生态论追问范式。前文述过，生存生态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理论。那么它是否也是一种研究这一问题的视界和范式？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曾经在讨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性时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在1890年8月5日回复康·施米特的信中还作了详细的解说：

无论如何，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146]

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生态学将会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界和范式，这就是生存生态论追问，为解答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以及与其环境的关系问题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问题，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视界和范式。其实，从生存生态论追问上看，人的生存本质上是生态性的生存，而当今社会的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都是人的生存危机，且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条件下的人类生存方式背离了生态性的生存方式，亦即破坏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加剧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

在当代西方生态主义理论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设计一种生态论追问，并且用它考察了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以及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揭示了当代社会危机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论追问是生态学的，还不是生存生态论追问。也许有学者批评生存生态论追问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有人的确这样反驳，就只能说他误解了生存生态论追问。只要从本质上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生存生态论追问并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它蕴含了平等观念和整体思维，尤其是它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界，或者说它与马克思的视界有了某种融合。请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话：

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7]

马克思在这里主导性地告诉我们：人是生活在与自然界的密切联系中，而不是生活在自然界中；即便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不意味着要把人归结为自然界的“一员”，与其他自然物等质齐观。正像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那样：“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148]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人的存在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纯粹的自然存在，而是生态性的生存，也是根源于他的生存生态论追问。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追问是生存生态论的。从马克思的意义上讲，生存生态论追问应当具有如下的思维特点：其一，坚持哲学地思考问题，追寻批判科学的反思性研究，揭示生活世界的要素共构性、系统循环性、整体生成性、生存持续性以及和谐统一性。其二，把人类的生存问题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思考，确证二者的关系是对象性关系，由此提出，环境问题是反观人之生存问题的一面镜子，据此要求把对环境问题的思考置于思考人的生存问题之优先位置上，但是这并没有否定把坚持思考和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作为生存生态论追问的核心价值诉求，相反，这样做，正是为了满足此一核心价值诉求。其三，生存生态论追问不是实证性研究，而是辩证性思考，它的本质是辩证性、反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