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其内部已经包含着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包含了强调人类和自然存在的必要统一这种生态学观点”[48]，而且还从创造“一种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可持续性关系”上“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矛盾”[49]，并且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可行性。“其实，正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点强调城乡矛盾的解决——作为超越人类对自然异化的关键因素——他们才明确地把生态问题看作一个同时超越了资产阶级社会视野和无产阶级运动直接目标的问题。尽管小心地避免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未来社会设计远远超越现实运动的蓝图的陷阱，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像傅立叶以及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强调了需要通过行动来解决自然的异化问题，以便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分析不仅来源于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来源于他们更加深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它因此为马克思成熟的生态观念——他的自然和社会之间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理论——创造了条件。”[50]
与福斯特有所不同，佩珀认为，“最好的绿色战略是那些设计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它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换言之，“人们持续地把他们的需要发展到更加复杂的水平，但不一定违反这个准则”。这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实现性的关系等等”[51]。借用莱易斯的话，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战略是要造就一个真正宜于人类居住的“家园”，而不是让人类退回到过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
奥康纳也提出：“坦率地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态危害性事实上要比资本主义相互间的对抗以及它们的反革命行为的生态危害性小得多。”[52]我们需要“社会主义”就在于它能够“使生产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起来，终结市场的统治和商品拜物教，并结束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还在于它能够促使“社会生产力变得清晰起来，并终止对地球的毁坏和解构”[53]；当社会主义原则和方法与生存生态学理念相结合时，一种新的社会正义出现了，这就是“生产性正义”，它与分配性正义相区别，分配性正义是指个体的权利的正义，又称为“社会民主的正义”，它是“以当前视域中的市场，以及根据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濒危物种等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的估价所作出的有关罚金与红利、税收与补助金的核算为前提的”[54]，它关涉到生产和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属于社会交换关系；而生产性正义是指社会整体的权利的正义，又称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正义”，通过合理地调整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实现生产、消费与生态之间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构建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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