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产生的原因

那么上述几种屏蔽为什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论研究中大行其道呢？客观地讲，如下三条原因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其一，实证化研究理念和方式盛行。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研究理念和研究方式的实证化已是不争的事实，难得见到反思性研究。实际上，我们的哲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都实证化了，何谈其他研究回避实证化倾向呢！在生态论研究中，这种实证化表现为：只讲生态论是什么，却不去深究它是为什么。可以说，沿着实证化研究走下去，是不可能走向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的本质内涵和本真精神的；相反，只要在生态论追问中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人们就会发现它的真谛恰恰体现在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彻底解决上。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研究都止步于前一种研究层面，而后一种研究层面对于它们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

其二，生存生态论追问的范导性理论“空场”。由于实证化研究的盛行，因此现存的成果几乎都不属于生存生态论追问的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它们的确能够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可是这样一来，马克思理论宝库中又多了一种新的理论——生态学。其实，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马克思的学说，何来生态学呢？那种把生态学纳入马克思学说之中的企图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如果人们都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那么到了未来的某个时刻，马克思学说就可能成为“应有尽有的”理论了。这可能吗？即便马克思在世，我相信他本人绝对不同意世人这样“添加式”地研究其学说。那么，怎么样的研究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呢？我们认为，不是把生态学纳入马克思学说，而是把马克思思考环境问题时所形成的生存生态论追问视为再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把它解读为某种生态学理论。即便马克思学说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也不等于马克思学说就是人们所说的“生态学”；从实际情形上看，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本质性意义是作为一种分析视界而存在的，如果人们不从“视界”意义上去理解和运用它，而是紧扣“理论”意义去建构所谓的马克思生态学，那就彻头彻尾地置换了马克思学说的主题，即从思考人的解放滑向了思考生态的有机功能，实际上也就颠倒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性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优先于自然而得到思考和解决，这是不同于生态学研究者们所持的主导性意见。马克思的意见还表现在，即便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上看，其中，人与人的关系则具有优先性、根本性，而不是相反；虽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基础性，但不等于它必然地高于人与人的关系，否则我们将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呢？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的解放学，那么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则始终是它的主导性议题，而其他的一切思考都必然地服务于这一主题。所以说，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转化为生存生态论追问，且作为思考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主导性视域，这在研究马克思生态思想上也具有优先性和根本性。可惜的是人们恰恰忽视了它的实事性存在。

其三，生态论研究的“跟风走”。时下的研究不仅实证化了，而且“跟风走”现象也很突出。一般地看，当时代提出了研究自然的课题时，人们就会蜂拥而至，大谈马克思的自然思想如何丰富、深刻，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马克思一夜之间成了伟大的自然论者；当时代提出了研究环境思想的课题时，人们又像组织起来似的成群结队地大谈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如何如何了得，马克思又在一夜之间成了伟大的环境论者；当现时代提出了研究生态的课题时，人们在今天依然那样探索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丝毫不觉得“跟风走”研究有什么不当和可疑性，似乎这种研究方式在其问世时就带有自明性而不带有可怀疑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克思的学说在学者们的手中俨然成了某种意义的“面团”，要什么，就可以用它来制造什么。可见，“跟风走”研究实质上不是在探索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本真内涵和精神，而是把马克思生态思想全然地当作了某种“质料”，用它来制作他们自己的生态学。问题还在于，这类学者并不怀疑自己的研究的派生性，反而宣称他们揭示了马克思的本真学说。可见，这种把派生性理论全然地等同于本原性理论的研究既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它们屏蔽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