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生态论追问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无论人们思考的是环境问题还是人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忽略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在他们看来，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类的生存问题，对环境问题的思考虽然需要一个生存论意蕴，但它还是生存生态学的。我们应该知道，生存论与生态论之间的联系是本质性的，而且在根本上讲，生存论需要在生态论中获得自我确证，这是因为人的解放以及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都不是单一层面的追求，而是系统要素的复合性作用的过程，因而离开了生存生态论追问的思考，生存生态学是不可能获得自我确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存生态论追问更具有优越性和优先性。在根本上讲，马克思的思考是生存生态论追问而不是生存论追问。

生存生态论追问之所以是必要的，还在于它宜于理解环境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启示我们，环境问题不是纯粹的自然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这就需要人们自觉地树立一种系统循环观、整体生成观来进行综合性的思考，没有这样的运思，而只进行单向度的把握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说，生存生态论追问作为一种分析视角，它必然也成为我们分析生存问题的一种本质性选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劳动成为他们研究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关键性环节。依他们之见，马克思的生存生态论追问得以成立，与劳动的生存生态学建构是分不开的。马克思不仅强调了劳动是人类得以生存的根基，同时也指出了环境问题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系统循环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劳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不会有这类环境问题。

为什么劳动过程中的系统循环问题不是纯粹的自然环境问题而是人的生存系统的循环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就是根源于马克思对“劳动”的本质性理解所作的生存生态论追问。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因此……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26]显见，劳动不是纯粹的自然活动或动物活动，而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尽管劳动“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是“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①是主体的自然，②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相对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27]。所以说，合理化的劳动应当获得了“①劳动具有社会性；②劳动具有科学性”，而且“同时又是一般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28]。

他还强调道，“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对于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劳动过程还包括了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里，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29]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应当被置于生存生态论追问中理解，也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