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史是环境史

人类史之所以能够被解读为“环境史”，从具体意义上讲，就在于人类史本质上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

1.社会斗争史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史

从历史上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斗争都是人类的生存斗争，尤其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社会斗争又表现为一定的环境斗争。在封建社会，政治帝国的领土扩张、封建王侯将相和贵族的封地以及农耕制度的推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都离不开对土地及其他生存资源的争夺。尽管封建时期也出现过环境问题，但那时的环境问题程度较轻、影响有限，不像现代环境问题突出且严重，因此，在很长时间里，环境问题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正如奥康纳所说：“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年代，‘环境’的主题一点都没有被涉及”，但这并不等于环境斗争不存在。比如，“19世纪的劳工斗争很少涉及环境的问题，可当今的劳工斗争却把环境的维度看得越来越重要”^[14]；同样，“就种族和性别问题所展开的早期文化斗争在环境问题上或多或少都是保持沉默的”，然而，“今天，环境问题上的种族主义，或者说为了环境的正义而展开的斗争以及试图对有关环境的破坏、阶级、种族、性别等主题进行扬弃的经济—女权主义斗争已经显示出了力量”^[15]；此外，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建设等早期也没有明显的环境问题出现，但今天却遭遇到严重的环境压力，不仅表现为强烈的空间争夺，还表现为土地、资源和能源之激烈争夺，而且遭遇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社会史也是环境史。

2.人类劳动史是环境史

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人类社会史理解为劳动史，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奥康纳却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劳动是以环境为基础，劳动史也是环境史；同样，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理解为文化史，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化离不开自然，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只有如此，才会有人类社会史。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一个脚注中告诉过我们：“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6]。依马克思之见，一方面历史不可能只存在于人类史之中而不与自然相关联，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将人类史与自然史割裂开来理解，虽然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史、自然史以及人和劳动，都应当被理解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相互作用过程，但是它们并不能成为人们忽视环境史视界的合法性理由。马克思还提出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7]。换言之，“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等“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8]。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是在环境史维度中理解人类史、自然史以及人和劳动。这样就不难理解，“在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所写成的有关环境史的文献中”为什么“‘人类的作用力’或‘人类的力量’变成了‘人类的物质性力量’或‘物质活动’，劳动被看成是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中介力量。自然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劳动的历史”^[19]。因此，“更具体地说，人类历史与自然界（或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广义的层面上就是人类的物质活动本身。草地、田野、森林、海岸线、集中的商店区、山谷、大气层、海洋等等，或多或少地都是一种人化自然物，人类运用技术、机器或工具、原材料，在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下，有计划和有意图地创造出了这些人化自然物（自然界中的其余部分当然是由自然界本身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而创造出来的）。在这种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活动本身协调、整合，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人类文化过程与自然发展过程之间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而言，人类活动给这一过程提供了动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要把劳动或人类物质活动置放在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的原因。”^[20]这样一来，奥康纳不仅将环境史视界理解为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主导性视界，而且将环境史理解为历史的本质层面，更重要的是将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关系理解为历史的最基本关系。

对于奥康纳的上述观点，有学者不认可，因为马克思早就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视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关系。奥康纳却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劳动的内在关系，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的最基本关系。他认为，“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自主（往往是不可预测的）生产力的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21]，都对历史（抑或人的生存与发展）起着根源性作用。这就告诉人们，“不仅是生产关系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体现出自然性的特征……而且，生产力也是如此”^[22]。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当自然资源被用完，或者被毁坏的时候，现存的财产关系往往就会发生变化，同时，生产力的本质也会发生变化”^[23]。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一定会发生变革。可以说，历史“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24]，是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社会发展问题都表现为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因而又都可以归结为环境问题。因此，人类历史本身是环境史的。

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奥康纳抓住了人类的社会劳动，这在下面文字中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说：

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社会组织形式中，劳动者总是按照与特定的财富或权力的形式相一致的组织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劳动者就是奴隶，剩余财富的生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支撑高贵的文化、政治以及战争的。在欧洲的封建社会，劳动者就是农奴。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主要是为工资而工作的工人。上述三种劳动的基本组织形式下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不同的生态的效果。

古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期间不断地拓展疆域，在这种拓展过程中它从被征服民族和被打败的军队中获得了大量的奴隶。这些奴隶大多被用在大牧场（或大庄园）中看管动物。与此同时，大批的自由农被剥夺了土地，沦为罗马城中的无产者。财产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同时也是劳动形式上的一种变化，对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像公元410年罗马沦陷后由于人力的缺乏而催生的农民的农奴化对环境的影响一样）。农业从一种可持续性的、混合的以及多种经营式的耕作系统转变成了在农场的农业，这使得土壤不再能得到保护，它不断地遭到破坏，并且，山林被砍伐，旱、涝灾害也周而复始地出现，这直接导致了不止一种文化的消失。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农奴制的劳动形式导致了很独特的土地使用和生态变化的模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农奴是比较优秀的耕作者；而在庄园主或地主的土地上，他们的强迫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财富是用来支撑土地贵族和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的，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劳动是很粗劣的，这使得庄园主在生态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农奴在他们自家的土地上发展出了综合性的农作物耕作体系，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的农民，他们使这种农作物的精耕模式变得非常出名。公有土地在当时也是有的，它主要用来放牧。在早期的封建时代，当肉类和谷物的生产只是为了地方性的市场交换或直接用来消费的时候，在一些生态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公共财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随着长距离的市场交换行为在12世纪的重新出现，特别是在16世纪，由来自新大陆的大量金银的不断涌入而推动的经济繁荣，使原来的那种公共财物很快地消失，并让位给了对土地的综合利用有破坏作用、但对圈地运动却有促进作用的商品的生产。与此潮流不相和谐的，其实倒不是人口的膨胀问题，而是土地和公共所有物的传统规范体系的断裂、市场的竞争、劳动者的无产化以及农业雇佣工人的出现等问题。

奴隶劳动建构的是自然的一种模式，农奴劳动建构的则是另一种。这种界划当然是比较公式化的。更为典型的是在财产关系和劳动形式方面的复合形式。印度尼西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荷兰的殖民地。与它的竞争对手即英国不同，荷兰始终保持着商业（而不是工业）强国的地位，这在其殖民地政策中也是有所反映的，譬如，对英国制造的产品的排斥就是一个例子。而这又是以荷兰人拒绝把印度尼西亚的地区性经济纳入货币市场经济的轨道为前提条件的（这正好与英国在其殖民地上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比）。荷兰人在殖民地上推行一种独特的劳动模式，它引导殖民者们把大量的原材料和粮食出口到国外，却不从国外进口相应的东西。在19世纪的世界商品市场上，来自于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和粮食几乎到处可见。其结果是导致了一种独特的生态状况。对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来说，印尼人凭借其劳动力密集型的、高效的农业系统是足以养活其自身的（印度尼西亚至今仍然是粮食的公顷单位产量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上述这些分析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或生态史（包括文化形态史）的研究进行有效的修正成为可能。^[25]

在这里，奥康纳一方面将人类社会史理解为环境史（或生态史），另一方面又将环境史理解为劳动史（或文化形态史）。依他之见，马克思的劳动“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实践”^[26]，人类依靠这样的劳动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并且使之不断地发生变化，实现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制约。因此，劳动是人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本质性内容，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劳动的方式下不仅过着生态性的生活而且过的是真正的生态性生活。

3.生态性劳动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基础

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与自然界是同一的存在，而人类却是“人的自然存在物”，是人类的劳动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生存是真正的生态性的，这是由具有同样生态性的人类劳动所决定的，它由人类、自然、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人的自然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人类活动的境域，也是人类生存的家园，还是历史得以发生的现实基础。他指出：“社会劳动在人类历史与自然界历史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在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劳动是一种物质性的临界面。按照特殊功能或工作之间的分工，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劳动被有效地加以组织起来。社会劳动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功能：组织起来（以及象征地起调节作用）的社会劳动创造了一个我们由以生活和工作的客观世界；同时，它还有助于我们建构自己的主观意识世界，并以此来对新的和不同种类的人类物质活动的发展可能性产生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27]。奥康纳认为，在劳动的作用下，人的生活世界拥有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两方面内容，前者是指人生活在其中的人化自然界，亦即文化性的自然界，后者是指人生活在其中的人文世界，亦即自然性的文化界，不过，它们都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体现了人的生存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或主观性）相统一的品质。因此，劳动是实现人类的生态性生存与发展（或人的解放）的关键环节。

其一，劳动的生存生态性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蕴含着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把劳动的两重性理解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样理解不仅源于马克思的影响，也是劳动本身走向深刻化的必然结果。然而，仅此理解是不够的，还不能准确理解劳动的本质内涵而且不能揭示它的逻辑，因为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它们都是由自然和文化构成的，都内在地包含着这两重逻辑，并非是自然对应生产力、文化对应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解同样需要一个生态性思维，也就是把自然和文化融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劳动的理解，如果不这样去理解，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人类的生存方式何以是社会劳动，何以是生态性的生存。他还说：“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这是禁得起辩论的）。因此，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唯物主义观念就不仅要立足于对工业技术、劳动分工、财产关系以及权力关系的研究，而且还要立足于对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的研究，这些形式就跟狭义的生产力范畴一样，也是累积性的。对人类生活方式的主体性建构、人化自然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是独立的历史性存在。‘第二自然’并不因为其‘第二’性，就少一些‘自然’的特性。文化形式也是累积性的，或者说是能在变化中展示其延续性的……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面对自然和文化的历史性积累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这两个因素都有可能内含于社会劳动或劳动分工之中，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于自然与文化的方式问题。”^[28]

其二，劳动的生存生态性表现为劳动方式的协调性。奥康纳认为，社会劳动的协作方式是一个关键性的组织形式，它的本质性就是生存生态性。他提出：“事实上，任何一个既定的协作模式既是一个生产力也是一种生产关系。”^[29]从本质上讲，“协作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文化规范和生态（自然）样式的基础上的”^[30]，因而在“协作”模式中，文化、自然界和社会劳动三者处于相互作用的同一过程中，都对社会劳动（亦即人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极其重要的根源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奥康纳还认为，来自社会劳动的协作方式的异变的产物，诸如剥削、社会危机等，我们需要从生存生态学维度上理解它们，其实这也是马克思的原义。问题在于，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忽视了从生存生态学维度上理解社会危机问题，因而，他们通过把这类危机视为生产关系的单向内容，看不到在其中的自然与文化的相互制约也是其本质性内容。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劳动协作活动的两方面内容而不是两种可以分离的过程，它们的存在就建立在相互制约这个基础上，因此任何社会危机都不能被理解为单一的人与人关系的危机状况，而应当被理解为人、自然、文化三者相互制约的危机状况。重要的是，社会危机最终都会归入生存危机，而这种危机又表现为生态危机，表现为历史中的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机制的危机，正因此，“当自然资源被用完，或者被毁坏的时候，现存的财产关系往往就会发生变化，同时，生产力的本质也会发生变化”^[31]，人的生活世界状况也会随之发生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