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认为，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盈亏底线”带有反生态本性，其他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是只重视生态环境资源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如何保护和发展生态环境的问题。正如蕾切尔·卡逊说过：“导致最严酷生态问题的罪魁祸首是为了快速获得经济回报而将自然蜕变成工厂一样的组织形式……但既得利益者们拒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们始终认为，在更大的范围内，经济学（狭义）而不是生态学还将一如既往地决定我们生活的环境。……科学也常常在企业的影响下违背信念，为无可辩护的事物进行辩护，比如进行风险管理分析等。”[25]在这里，卡逊告诉人们，西方经济学和科学带有一定的反环境特征。依她之见，一方面，这类理论一直将“生态问题首先而且最主要地被简化为一个价值问题”，正因此，“人类和自然之间不断进化的物质关系（马克思称之为‘新陈代谢关系’）这个更加困难的问题”长期以来“被完全忽略了”[26]；另一方面，尤其是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竟然把那种将环境资源内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殊商品的反环境行为说成是更好的环保方式[27]。难怪卡尔·波拉尼在《伟大的变革》一书中也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批评。波拉尼写道：“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多种重要功能之一。……然而将土地与人类分离并按房地产市场需求构建社会，却是乌托邦市场经济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8]E.F.舒马赫在《小的就是美的》一书中也提出，资本主义生态成本核算模式是反生态的、荒谬的，一方面它“试图量度不可量度的东西”，另一方面它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经济学家们“设置的详尽方法不过是从预想好的概念转到了从前的结论上”，诱导“人们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把部分环境简化成商品价值）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不可量度的成本和效益计算出适当的价值”[29]，这实质上是将生态环境当作纯粹的经济资源，追求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对它的保护。
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愿意为保护全球生态提供有效的支持呢？福斯特认为，这仍然与资本主义只为赚钱这个本性相关联，因为有了这一本性的驱动，生态只与资本积累和利润增长相关联而不与人的生活质量相关联，因此，在这个逻辑上讲，虽然生态环境无论如何都不是商品，人们不可能根据市场规则再生产生态环境，但是资本主义为了自身赚钱的目的而必须在市场体系中内化生态环境成为“商品”。如果生态环境不被转化为商品，就不能成为利益增长的基础资本。
那么资本主义采取什么办法使得生态环境转化为商品呢？福斯特认为，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已经给我们作了分析，他们的理论揭示了：第一步：“将环境分解为某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令其从生物圈甚至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转化为商品。例如，特定森林出产的木材，特定河流的水质，特定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物种，或者几十年内某一地球温度的维持”[30]。第二步：“通过建立供求曲线设定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评估价格，这或许有助于经济学家们确定环保的最佳水平”[31]。第三步：“为实现理想的环保水平设置各种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以改变现有市场价格或建立新的市场。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环境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的建立”[32]。问题在于，古典经济学们只将环境置于市场中内化为商品而没有将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也置于市场中内化为商品。这就是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反对环境而不是保护环境的原因所在。即便我们根据供求法则，自然也不是在市场上可以出售的商品，“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而且，“环境物品的配置需要国家的调节”[33]而不是市场。因此，“理性地讲，环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的一种‘生产条件’。但是，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有许多道德方面的原因要求我们摆脱市场影响而保护自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此外，任何允许‘盈亏底线专制’[34]主导我们与整个自然关系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环境的再生产条件（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不仅像人们通常推想的那样会因为经济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消耗的外化）而遭到破坏，而且试图将环境纳入经济（将自然商品化）也同样有害。原因是这一潜在问题既不能追溯到环境本身，也不能归结为市场失录（市场工作机制的不完善），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经济体制出了问题。”[35]这就是说，如果一味地量度环境，那就只能获得经济学意义的价格而不是环境本身的价值，同时也暴露出我们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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