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说过：“为了更清楚地理解生态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仅局限于列举一些具体的生态问题还不能说明问题，比如多数人认为最紧迫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是全球变暖。这是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在大气层内积聚热量而产生的‘温室效应’。……但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在解决化学燃料排放问题方面成效甚微。是什么阻止了解决问题的必要行动？”[45]从历史上看，碳耗迅速增长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而且解决这一问题的阻力恰恰来自资本主义工业化自身。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说过：“美国能量消费的惊人急增，超过了任何别的发达国家的50%，这多少可能是由于毫无限制地使用汽车和家用现代化设备所致。”[46]福斯特也提出：“对矿物燃料居高不下的需求还受到该领域高额利润的驱动，减少了围绕矿物燃料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所需求的资金（目前这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现实）。在美国，布什政府竭力提倡以煤作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以解决加州能源危机，加上退出《京都议定书》，都为美国煤炭价格在短短6个月翻两番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暴露了碳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确是治理环境问题的最大阻力。虽然《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长期努力的产物，代表了国际社会的公共意愿，也是为了切实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所作的国际努力而形成的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这一文件的实施，尤其是美国的坚决抵制直接导致了它的失败。《京都议定书》的失败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是不会使其发展道路发生逆转的，就是说它不会改变工业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许多方面从短期看也是如此）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处于快速致富的资本积累规则的背景下，生物圈很难维持平衡[47]。也就是说，“通过分析全球变暖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具有内在反环境特征这一严酷结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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