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建构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而他的生态革命的目标则是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而对前一种关系的革命作为阶级斗争阐释容易理解,而对后一种关系的革命作阶级斗争似乎有些解释不通。其实,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包含着阶级斗争,因而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的批判,本质上是阶级斗争批判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革命不是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而是着眼于建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关系。也就是说,建构一个人与自然平等发展的社会,不再有生态帝国主义在世界上肆虐。这就有些像帕森斯所说的“生态社会”,亦即那种“在思想、情感和行动中,劳动者把他们的同伴和非人自然的整个领域看成是他们自己的”[97]社会。人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生态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正如前文所述,福斯特的社会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关键在于,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福斯特曾经明确地提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98]由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因此,指望资本主义制度帮助“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99]是不可能的,唯有创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生存方式,才能够建立这种“可持续性关系”。他还强调道:“社会主义——从正面而不是负面取代资本主义——对任何转化过程都至关重要,因为它对世界范围平等变革的广泛承诺,反映了对各种不同社团需要之间相互适应方式的理解,‘这种方式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并且能满足全球环境的需要。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的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已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100]关键在于,生态学社会主义生存模式是以创造适合居住的可持续性共同体为目标,而不是以财富增长为目标;它把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行动背景,一方面促使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相一致,另一方面严控废物的排放量,建立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协调发展的良性机制。由此可见,作为“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101]的生态革命“不仅仅是摈弃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102],它还必须构建一个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生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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