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对我国大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

从大众文化的现实来看，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我国大众营造出异彩纷呈的文化生活，满足着大众丰富多彩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其存在西方国家大众文化兴起时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以及在我国呈现出的某些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实际上也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

对于大众文化中出现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这种反思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密切相关，是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参照与借鉴。20世纪70年代大众文化出现之初，理论界还没有将视野聚焦到大众文化中来，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大多还局限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以及政治、哲学、美学的探讨，直到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商业化、世俗化的文化形式迅速占领文化市场，才引起了理论界的警觉。这时候的中国理论界尚未形成自身的文化批判理论，批判的主要理论武器就是对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借鉴。此时的学者看到大众文化的兴起引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与阿多诺等在美国的遭遇十分类似，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低迷的、颓废的文化，必然削弱人的革命斗志，完成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

造成这种“直接拿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当时我国理论界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甚少，于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成为他们唯一的斗争武器；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面对新的文化形势的一种迷茫和焦虑。于是，不假思索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对我国大众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如陶东风认为，“大众文化作为人的欲望与科技的产物，在文本方面具有批量化、标准化、复制性的特点，因此，用快餐来称呼大众文化文本再恰当不过了，这种文化快餐只能导致速食主义的文化消费方式，它不但不能给大众带来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新的深刻理解，而且，使大众的个性模式和心理反应模式趋于一体化，从而，铸就统一的标准化的个人。”^[16]张汝伦也指出，“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大众文化已迅速渗透到我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如无大的社会变动，它必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我国的主流社会文化，鉴于它对人类的心灵和思想，对于人类的文化生态和前途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而，对大众文化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尤其必要”。^[17]可见，这时候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非常相似。此外，不单单在表述上是“阿多诺的口吻”，其论文中更是引用了大段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原文。这种批判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值得思考。

90年代后期，这种“简单拿来”状况得到改善。一方面，中国本土的大众文化并没有因为知识分子的强烈批判而日渐低迷，反而更加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理论的了解、研究越来越全面深入。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理论的引进，进一步开阔了我国学者的视野，为我国大众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也对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是否适应中国国情，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本身是否完美无瑕，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和质疑，于是“错位说”和“瘙痒说”开始流行。“错位说”指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观点与中国的文化经验事实存在错位关系，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如陶东风、雷颐、吴炫、郝建等。陶东风认为，“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当下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如果说西方社会早已完成了世俗化的进程，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则远没有完成。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世俗化的大众文化已经代替了官方意识形态而发挥意识控制的作用，而中国当下的世俗大众文化则发挥着解构神圣、解构旧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因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中国当下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着错位，如果简单套用该学派的理论批判我国的大众文化，就会批判得片面、不得要领，甚至批错了对象，提错了问题。”^[18]郝建则指出，“把法兰克福学派横向移植到今日中国，不但存在错位，而且至少存在着三大错位：不同时代不同大众文化格局的错位，社会结构的错位以及文化的错位。”^[19]此外，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只流于表面（“瘙痒说”）也同样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朱学勤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犯了文化决定论的错误，它放弃了对西方社会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其文化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这样的批判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戳几个小麻点搔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主义远距离调情。”^[20]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反思趋于理性，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与分析也日渐深入。在摒弃了盲目的接受与盲目的批判之后，发出的声音更加理性。赵勇的《整合与颠覆》，从法兰克福学派每个人的观点与见解去分析，提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其实是“整合”与“颠覆”并存。尤战生的《流行的代价》，系统地分析了大众文化，也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局限性做了许多探讨。傅守祥2006年获得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想象与哲学批判研究”所形成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从哲学批判和审美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把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审视提高到新的理论高度，具有中国学者独立的理论批判立场和哲学反思精神，表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已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遵循市场逻辑、依靠数码技术的大众文化却加剧了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延留了主客二分的精神困惑，消解了人文价值与审美意识的传统影响。”“尽管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审美泛化带来了诸多问题，但是在文化从传统的神性体悟到现代的世俗消费、从经典的艺术美到当下的快感体验的变迁过程中，大众文化所具有的积极因素还是值得肯定的。”他剖析了大众文化审美理念的文化美学、身体美学表现及其欢乐诗学构造，辨析了审美泛化的形而下之轻与审美现代性的人性解放之重，以天人相通的感性想象和灌注价值理性的审美批判，制衡技术理性与市场逻辑导引的轻薄与狂嚣等，形成自己大众文化审美研究与哲学批判方面独到的理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