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的艺术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艺术与大众文化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大众文化是毫无艺术个性、被机器复制的商品。在他们的文艺理论中，艺术是高雅的艺术、精英的艺术，而大众文化却和高雅、精英无缘。同样，艺术自律性原则也说明，艺术创造本身必须超越功利性进行自由创造，而大众文化被商品市场所主导，自然与艺术绝缘。然而，事实真的如此么？

（一）大众文化与艺术自律

实际上，大众文化与艺术并不只有相互抵触的关系，这可以从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和艺术自律性所要求的审美价值谈起。就大众文化的商品性而言，它是指当前大众文化的产品在现代社会中借助一种投资—生产—销售的方式被制作出来并被纳入消费体系之中，它从生产机制上对艺术品提出一种功能性诉求，如十字绣制品，虽然再现了艺术作品的面貌，但却把艺术品的模仿制作过程完全变为一种无须任何艺术功底和审美体验，只需购买原材料和图样就可以按部就班机械地“填空”加以完成的过程。而艺术自律性则要求，审美价值是艺术品被接受者消化之后的特殊感受，是一种对艺术创造和艺术欣赏的超功利的价值体验。作为文化产品，其一旦适应世俗生活的精神需要，必然会在艺术价值上大打折扣。这种说法需要我们辩证思考。对于大众文化中，诸如以十字绣为制作和欣赏作品的过程，其实既存在对作品艺术价值稀释和降低的一面，也存在作品的艺术价值因普及和推广而得到增值的一面。我们是否应该摒弃文化贵族或者说文化精英主义的傲慢偏见，或者站在普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立场来理解艺术品的机械化复制与商业化传播的有效性一面？

透过大众文化兴起的现象不难发现，艺术商品化与艺术价值的生产并不只是简单对立，甚至成为艺术立场自由的推动者和文化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艺术自律的本质是艺术的自主和独立，“它在理论上的合法性保障是艺术自足论、审美无功利说，在体制上的保障却恰恰是艺术市场的建立，交换价值在艺术市场中的实现。前者从艺术价值的层面为艺术自律立法，而后者则是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在社会实践中保障了艺术自律的现实实现。”^[25]在西方早期封建主义时期，很难找到不曾为其“恩主”歌功颂德的艺术家，不管是依附于教堂还是宫廷的艺术创造者，他们的作品很难按照作者本身的创作情趣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被教堂或宫廷收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创作取决于这些特权阶级的艺术鉴赏需要。基督教甚至于公元787年的普世会议上通过了这样的法律：“关于绘画的构思，须遵循传统和教规，画家不得发明创造。”^[26]不仅绘画如此，在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这种潜意识的规则也同样贯穿始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艺术创作机制得到建立，艺术家的创造再也不用依附于个人或者某一阶层，他们成为独立且自由的创作者，创作的空间得以扩展，艺术也从意识形态或者特权政治中获得解脱，正如马克思所言：“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27]艺术作品也在普遍地得到复制和交换，并实现着惠及大众、满足大众、服务大众的大众化的价值。由于艺术鉴赏人群的分层和市场的分流，受到大众热爱的艺术作品，其原件的价值也会得到相应的市场认同和提升。

所以，大众文化的发展繁荣与艺术性的提高并不是互不相容、二元对立，而是在共存中融合促进。商品性必然导致艺术性丧失的观点，既没有从历史事实出发，又把艺术品的原创同它的复制品的传播混为一谈，误以为复制品的贬值就是原作品的贬值，把复制品的生产形式看作是艺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消费者不是一个同质的消费群体，市场也会因为不同消费人群的不同需求而分流，只有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的文化作品才可能获得普遍认同、喜爱和得到复制、传播，从而在市场中获得成功。一个有独立人格和艺术创造能力的艺术家绝不会长久地被市场和人民埋没，只要能够端正艺术方向，即让自己的艺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就能够赢得人民、赢得市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说明，社会主义文化实践具备创作出优秀作品的条件；莫言作品的热卖，也从一定意义上表明，好的文学作品会有市场。所以，大众文化与艺术性并不矛盾，而如何提高大众文化的艺术价值，使其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文化艺术创作的重点。

（二）大众文化的艺术特征

大众文化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引人深思与回味的美学特征。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之初，由于工业的发展，许多乡村居民纷纷迁往城市，成为新的市民。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新的市民并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而繁重的工作更使他们不具备充足的空闲时间，于是，“方便面”式的大众文化迎合了他们不需思考的娱乐诉求。但是，这种毫无“回味”的“快餐文化”，并不能代表今天我国大众文化的全部。

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广大民众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以及高校的扩招，我国大众的综合文化素质得以普遍提高。这不仅让广大民众有了更多欣赏艺术的时间，也使大众对艺术有了更高的渴望和追求。这充分表现在对大众文化的高质量要求上，即越来越多的观众不再满足于低质庸俗的作品内容和表现形式，逐渐感觉到，感官刺激并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和提升，反而使人陷入空虚。于是，人们更倾向于一种“反思”式的文化作品，人们需要久久思考、不断回味才能真正了解创作者的意图。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创造了票房神话，并囊括了奥斯卡四项大奖，看过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在影片的结尾，已到中年的“派”向来访的日本调查员讲述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内容迥异，互相矛盾，却引人深思。李安对此曾经讲到，对于影片的结尾，他和投资商发生了巨大的冲突，投资商倾向于讲一个完整的历险故事，而李安坚持完成一个能够引人思考的结尾，并赋予“孟加拉虎”特殊的意义。当然，结果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构思成功地获得了观众。这也表明，我国大众文化在今天这种形势下，更需要一种思考的力量与艺术，人们更愿意为艺术之思花费时间，这种思考本身使他们得到更高层次的“快感”，而且这种“快感”更接近艺术。

第二，富于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富于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人们的创新意识密切相关。所谓创新意识，在一定意义上看，就是人们根据社会和个体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活动中表现出的意向、愿望和设想。它是人类意识活动中的一种积极的、富有成效性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出发点和内在动力，是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的前提。创新意识以思想活跃，不因循守旧，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具有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精神和追求为主要表现。而大众文化艺术性的流失，便是文化创新意识的缺失。创新是艺术的精髓，没有了创新，艺术本身就不再成为艺术，而是一种机械的模仿。就国产电影而言，一些耗资巨大的影片并没有讨好观众，反而招来骂声一片。这些“凉拌剩饭”似的创作，使人刚看了开头就已经知道结果。“模仿经典并不能产生经典，真正的时代经典是在当下的时间当中（并不否认历史的积累）、当下混乱、世俗、琐碎的污泥与土壤当中诞生而出的独树一帜的艺术之花、精神之花，也正是大众文化中最有力量、最有韧性、经得起雅俗共赏的时代经典，是时代真实的生活力量的胜利。”^[28]所以，创新也必须面对当下。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平凡的世界》，通过平凡人物的平凡生活，表现“平凡”这个作家所力求的主题，强烈的真实感、生活感是这部作品最具感染力与魅力之处，它还汲取了陕北信天游的艺术营养。信天游作为陕北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叠的运用非常普遍，给作品增添了音乐美和旋律美，带有浓郁的陕北乡土风情。这样的作品，在社会广为流传被拍成电视剧、制作成广播剧等，深深地感动了一代中国人，现在依然受到各类读者的喜爱。

对于文化素质日益提高的大众来说，敷衍的大制作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吸引力，他们更倾向于一些朴素真实、发人深省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陌生化的话语体系。不管是充满正能量的《士兵突击》《亮剑》《平凡的世界》，还是解构历史的、讽刺意味十足的《武林外传》，或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小说《蛙》及诸多作品，皆是作者在丰厚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基础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和艺术再现。社会历史与社会生活经过作家精心构思，独特创作，再加上朴素的叙事，以及引人深思的悠远意味，得到了观众和读者的认可。

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需要继续走一条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新之路。只有立足时代生活大背景、立足现实的幸福与艰辛，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人，才有可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同时也说明，文艺作品的创作必须以讲好中国故事为引领，艺术地阐释中国道路，展示中国形象，增强作品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