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中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公认为经历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如前文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先锋，也是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下面就分别讨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哲学基础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充满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革命思想和实践智慧，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时代问题的解决所需要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智慧，形成了中国化历史上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独树一帜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其集中体现为，面对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沉重的“三座大山”，面对旧中国黑暗、强大的反动恶势力，毛泽东为了中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做主人，形成了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毛泽东哲学思想，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革命与战争的时代特征，以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实践的要求，正视和回答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去”的时代性课题，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富有时代特点的历史内容，以及至今仍然需要的战斗精神和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重大的、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在哲学层面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对哲学理论的研究，是为如何进行中国革命提供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从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中，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937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上继续深化了关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途径的探索。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以及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联结的核心问题出发，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据。《实践论》围绕认识过程中如何解决主客观的矛盾问题而展开，其论证和阐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着重在于说明获取正确认识的途径和方法，在于批判理论脱离实际、从书本或主观愿望出发的唯心主义认识方法。《矛盾论》中关于矛盾学说的每一个理论观点，诸如外因和内因、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等，毛泽东主要强调的是它们所体现着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当然，两部经典著作的意义远不止这些。《实践论》在当时所体现出的意义，是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包括同“左”的和“右”的思想倾向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理论的方法和态度，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矛盾论》的意义则是为正确划分中国各个阶级、阶层、各种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和为坚持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一套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这些在今天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只是今天所需要认识和解决的问题更加复杂，所需要的方法也愈加丰富。

（2）毛泽东撰写的大量充满战略和战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直接为当时的革命实践服务，其体现了高超的革命实践智慧及长远的未来追求。在领导中国革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中国化，转化为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工作路线；另一方面，毛泽东更为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理论及其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提高全党、全军、全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性和革命斗争实践的创造性。

毛泽东本人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论创造自觉和实践创造自觉。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所达到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创造。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此作为我们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根本尺度。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了这样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显然，从“实事”中“求是”并不是一个消极的守旧过程，而是一个积极的创造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过程。毛泽东还形象地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的关系，要“有的放矢”，而“无的放矢”则是教条主义的根本特性。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确立以乡村为革命中心，把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同将来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论证了工农革命和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则表明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逐步成熟起来。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揭示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军事著作，而且是一部不朽的哲学力著，它所运用的哲学方法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启发了革命队伍的实践智慧。

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这些战略战术思想，是正视中国问题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产物。正是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以中国革命的实践及其发展变化为主线，正确反映了实践要求，其才在革命的指导思想、战略、战术上获得巨大的成功。

（3）毛泽东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不仅体现在认识和解决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时期，也体现在认识和解决巩固政权和建设时期。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面对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面对各种反动势力残余的负隅顽抗、疯狂破坏，以及国际反华势力“黑云压顶”的武力威胁、经济技术封锁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颠覆控制企图，毛泽东立场鲜明，信仰坚定，毫不示弱，坚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豪迈的战斗精神，持续鲜明的斗争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自然环境的恶劣，社会环境的险恶，国际社会的封锁施压，都不能阻挡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的脚步。虽然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认识和经验仍然不足，但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改变现实、创造奇迹的信念坚定明确。他组织、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较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大兴农田水利基础建设，推进基本国防建设，支援亚非拉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捍卫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严惩党内贪污腐败行为，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可见，战斗的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鲜明特征和标志。

（二）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成果。该科学命题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十八大对这一命题做出了新的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创新、建设发展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其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其由革命与战争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进一步发展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辅相成，其中理论体系是灵魂，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实践，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智慧与心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哲学思想，有助于深入把握党的理论创新的历史逻辑轨迹，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立足当代实践的邓小平哲学思想^[22]

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全新道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不仅与毛泽东的时代风格有别，而且其理论形态也有所不同，不像毛泽东有系统的理论文本、经典作品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属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3]与思辨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限于构建书斋里的理论体系，更不限于停留在哲学理论的“象牙塔”之中，它强烈渴望哲学的实践应用，推动哲学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执政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方法的中国化践行。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同周围的自然发生交互作用，以认识和改造自然，认识和改造自身及其关系，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包括人们周围的自然和人们结成的社会、形成的文化，对于每一代人而言，既是所面临的实际条件，也是进一步实践创造的现实出发点。因而，人们的历史活动，就是一个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生成、不断超越、不断创造的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待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方法，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历史的，更是实践的。基于人的实践性存在，持续“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思、批判、超越与改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实践’问题”^[24]。围绕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进行社会实践及其理论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主线。

这样的社会实践，不仅仅限于个人的生存实践，还有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治理层面的执政实践——致力于把社会改造成适合每个人生存发展的协同整体，即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治理实践。无产阶级的解放从来就不是单个人的自发活动，而是需要结成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活动；无产阶级的解放也不是狭隘的局部解放，而是具有人类解放的使命和追求。这个解放的实践，既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生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更不仅仅局限于精神领域（处理观念之间及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是应该包含三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这样的实践，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情，而是在理想目标指引下，在具体时间、空间内自觉追求、逐步展开的历史性过程，是一个基于现实又不断批判、超越现实，坚持方向、追逐理想又不断在实践中校正方向、实现和超越理想的永恒发展的辩证过程。

随着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既有学理形态的哲学理论彪炳史册，也有对特定时期的社会进程起到巨大思想推动和现实改造作用的思想巨人、实践巨人名垂青史。邓小平哲学思想就是在执政实践中解读、运用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它不限于用学理形态、通过专业学术作品来表现自身、影响世人，而是在使中国的“现存世界革命化”的过程中，体现和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示哲学认识和改造世界、造福人民的巨大力量，是立足中国社会实践，尤其是改革发展的实践，不断展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智慧和执政智慧。

邓小平哲学思想体现在执政实践中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马克思说过：“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仅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25]哲学不在世俗之外，这就是对世俗世界矛盾的深切关注和无情批判——不仅进行观念的批判，而且进行实践的批判改造。

如果说在革命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存社会生活的反思、批判、革命，实际是打破“神圣形象”——传统帝制、独裁专制、等级观念等对人的统治，争得人民大众的解放，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容易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在取得执政地位的条件下，还能否对社会生活，包括执政观念和实践，加以客观、全面、历史地反思、批判和超越？新政权诞生之初，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和严峻的社会环境，首要的是巩固、确立在国内外的普遍权威和认同的问题。巩固政权成为首要任务，这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这也使得在一个时期内，批判的矛头更多指向政权之外的异己力量，或者说，围绕着政权的巩固，需要破除种种反对势力的颠覆、破坏，警惕各种有损政权巩固的社会因素，致使社会生活处在全面政治紧张之中。这种紧张终于造成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全局错误。而能否走出错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勇于和善于纠正历史错误、开创性地改革、发展新的社会实践，创造性地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哲学思想。这集中体现在执政实践中的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

首先，反思、批判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使全党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尚未走出“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政治思想惯性，全社会思想也普遍处于僵化的时期，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和勇气，坚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呐喊，推动全党、全社会进行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打破思想僵局；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26]的思想政治宣言，把中央领导集体以及全党的思想路线引导、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路线上，有效推动了党的执政实践，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思路，并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谋划和安排上。

其中的哲学基础，就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不仅从思想理论层面进行反思批判，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实践层面进行理性的审视和实际的变革。这涉及对前任、现任领袖的思想主张和现实做法及其社会影响进行重新认识、合理定性、有序改革。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也开展革命大批判，那么其所依据的哲学思想和方法并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极端化做法，以及主观、随意的判断标准和行为取向，因而这种“革命大批判”既缺乏客观科学的鉴别分析标准，也无规范严谨的程序做法，更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有效继承保留，完全沦为“扫除一切”的发泄式破坏，使追求科学真理、追求美好生活的人的超越性、理性精神陷于泥沼。“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好”纯粹成为一个虚假空洞的抽象口号。进而使“批判”一词也同烧毁文明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一般使国人很多年不敢提及。

邓小平当然没有把“批判”挂在嘴上，而是以唯物辩证法的思路贯彻在党的执政实践中。通过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引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思想观念和思想方法转移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来，不断打破僵化思想的禁锢和中国与外部隔绝的处世状态，使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迎来焕发新生机的春天。

其次，全面反思、批判当时各个领域脱离中国国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做法，在全面整顿、改革中，重新确立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权威，使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逐步走上了一条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依靠与现实关联互动的美好理想指引，依靠同世界文明的交往互动的唯物主义发展道路。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得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和国内动荡中稳健推进。

邓小平对社会阶段发展问题的客观认识、系统把握，对社会治理实践的独到谋划、全面部署，把中国社会主义从认识和实践的迷途、发展的低谷，引向了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现代科学、尊重人民群众实践创造、利用世界文明先进成果来发展壮大自身的唯物主义道路，使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打破了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思想束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国人民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从而显示其哲学思想征服世界、赢得人心的现实力量。

再次，努力推行“按辩证法办事”。辩证法的本性是革命的、批判的，但批判的辩证法不是把事物简单区分为“好坏两个方面”，而是通过“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来解决问题。马克思认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27]反对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而中国战争年代形成的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延续到建设时期，集中体现在执政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绝对不相容的两极对立思维。党的最高领导在哲学思维上出现了偏颇，思维方式陷入了极端，导致中国社会发展出现曲折，这无疑远离了辩证法。

邓小平多次强调“按辩证法办事”，并且在实践中努力践行辩证法。推进改革开放的系列政策的出台，引导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都深刻表明了政治实践中辩证理性的复归与发扬。传统社会主义把计划与市场视为不可并存的对立物，邓小平则超越了这一两极对立思维，主张把计划与市场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主张资本主义发展中也具有人类文明成果的丰富积淀，中国社会主义必须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学习，善于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以发展壮大自己，因为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提出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协同兼顾、全面安排思路；克服绝对主义、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两极斗争思维，恢复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有效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批判和超越功能。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的理论清醒与不断追求。基于实践的哲学思想，必定立足于实践的发展现状，不断打破已有认识的界限，为实践的运行形成自觉的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开辟新的可能性空间，以增强对实践的自觉性引领，这就需要解放思想。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或思维方式陷入非批判的僵化模式，这个社会或民族必然会停滞和迷茫。

坚持解放思想，其实也是辩证法的反思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具体体现。然而在执政条件下，解放思想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权威、现存秩序的某种反思、批判与超越，这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严谨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意识和能力，并且要冒极大的风险。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高歌行进，在同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对抗中形成特定传统模式，出现领袖个人崇拜和思想禁锢，通行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在传统小生产基础上所难以避免的实体性思维和非此即彼的对立性思维特征，具有前现代性的种种局限，其先进性受到普遍质疑和严重挑战。是继续在封闭中自行萎缩，抑或在外来压力下自动放弃，还是打破思想禁锢、实行改革开放，自觉学习吸收、运用世界文明成果以发展壮大自己？这不仅是个需要清醒认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

破除“两个凡是”的迷信，打破个人崇拜的禁区，冲破传统模式的禁锢，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既需要党的领袖群体解放思想，也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

执政条件下解放思想，需要营造民主气氛和法治环境，需要弘扬科学精神。邓小平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28]即需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以取得必要的“硬实力”的支撑，还需要协调推进，全面安排，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等等。通过倡导和推进民主，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选人用人标准，打破无视科学理性、无视脑力劳动者的劳动创造的错误认识和做法，使解放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为打破僵化及进行开创性、人民性社会实践打开了广阔的可能空间。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沿着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建设、发展之路，不断认识改革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继者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加以认识和处理的重大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是不断发展的，因此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也需要不断发展。如何实现理论的发展？江泽民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实践活动的重心也随之转向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过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阶段。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一个新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站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及时回答了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的方向，体现了新的实践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论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不断变化着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创新理论、发展理论的一般规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江泽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视野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的典范。

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也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变革的内在依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基准，而能否反映并代表这种要求，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内在地包含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建设。因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以没有游离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之外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要求我们“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因为，在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存在的种种矛盾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它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可以使这个主要矛盾逐步得到解决。在深入观察和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高度，对生产力问题做出了科学和深刻的揭示。他指出：“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这样，就把生产力的先进性与执政党的先进性联系起来了。

其次，“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我党必须代表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其体现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要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在本质上是代表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其不仅蕴含着时代精神，而且蕴含着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某种先进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潜在力量，它会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模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灵魂和动力。江泽民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提出来，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个理论创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体现了现代化建设中国家经济富强、政治民主与文化昌明的内在逻辑，从而发展了“两手抓”的历史辩证法。

最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阐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宗旨，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坚持执政为民，始终以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群众史观基础。“三个代表”正是从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要求出发，纵观当今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和共产党执政地位变化的新特点，丰富和发展了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唯物史观，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高度统一。“三个代表”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真谛，展现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能否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既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更是一个事关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江泽民在1989年主持中央工作伊始，就提出“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在“七一”讲话中，他郑重告诫全党：“在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纵观中外历史不难发现，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以人民群众作为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是危险的。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又一成果。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科学发展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以中国化的姿态对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所做出的科学回答和自觉回应。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任务是整个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综合选择和设计，需要更全面地解放思想，建立更加系统和综合的发展模式、管理模式和利益制衡模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党的十六大精神，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更加深入了。科学发展观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和发展党的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是关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动是物质世界的固有属性，物质世界处于运动、变化、发展之中，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始终把发展作为主题。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形式、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化演进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科学发展观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强调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开辟了运用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历史、解决现实实践问题的新境界。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政府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的价值追求理论，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密切联系群众，始终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理论，指明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基础和强大动力。

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把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体现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上，体现在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上，体现在充分保障人民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权益上，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关于发展的目的理论。

科学发展观解决了当代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是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系统性是事物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在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发展的系统性特点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就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这个总体布局的思想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有机体的系统性。科学发展观蕴含和体现着丰富的协调发展思想，比如，强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等。这些都集中反映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和协调发展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观点，运用矛盾观点而形成的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根本方法。因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科学发展观提出“五个统筹”，就是要正确处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五对矛盾。其中，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发展快速同社会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同资源生态制约之间的矛盾；等等。

历史的推进是在一个个阶段的递进中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这样的阶段性发展中逐渐丰满、成熟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且这一科学理论体系还处在丰富和发展过程中。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言，这三个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总体性成果。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做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评价，这里的“最新”体现的是时段意义，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评价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则是对至今为止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总概括。这三个理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成熟的逻辑特征，它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程的逻辑是完全相吻合的。因此，当我们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时，指的是它们反映了各自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情况和问题，但这并不是说它们是各自互不相关的理论，也不是说它们是并列平行的三个思想体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所侧重方面的差异是相对的，邓小平理论中同样包含着党建理论、发展观和可持续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包含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内容，科学发展观中的“四位一体”的战略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也十分丰富。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这三个相对独立的子思想体系虽然具有各自的侧重，但它们之间的内容贯通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呈现继承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它们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无论是在方法论和世界观层面还是在基本理论观点上，它们都具有立场的同一性、内容的相通性、思想的延续性、观点的相关性特点。由此而言，它们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不能相互割裂，而且也不能孤立起来看。历史的逻辑使这三个理论成果或三个子思想体系共同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

3.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29]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面临的时代性课题，与以往有所不同。即如何在破解发展难题、建构现代秩序、推进中国整体转型升级过程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维，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历史智慧，以哲学家的战略眼光观察世界大势，以开阔的视野和远见卓识统揽全局，继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化作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顶层谋划智慧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方面面的思想行为规范，破解新的发展难题、化解新的历史风险，坚定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强化全党、全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的思想智慧和实践智慧。

在带领中国人民落实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治国理政的“看家本领”，特别注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分析、解决治国理政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从现实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眼，谋篇布局、治国理政，致知力行、继往开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新形势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尊重发展规律，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新思想，取得了一个个发展进步的新成绩，彰显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哲学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贯穿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过程，创造性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哲学思想，王立民分别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共分五个部分”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包括了五个方面”^[30]加以概括和把握，彰显了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以贯之地加以坚持，又结合中国实践加以运用和创新的中国化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思维方式，被韩庆祥概括为“战略辩证法”^[31]。韩庆祥认为，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课题，其涉及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战略性课题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来分析，习近平特别注重以战略思维来思考问题。在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许多矛盾需要有效解决，有许多关系需要正确处理，有许多难题需要积极破解。在治国理政中，就需要确立辩证思维，就需要运用战略辩证法。“战略辩证法，指的是在战略谋划和实践中运用辩证法，或把辩证法运用于战略谋划和实践中，在战略中有辩证法，在辩证法中有战略。战略辩证法实际上要求确立历史辩证法、实践辩证法、创新辩证法、系统辩证法和底线辩证法。”^[32]这凸显了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和面向中国问题解决的哲学创造。并且，从“战略辩证法要求注重历史思维；战略辩证法既体现战略思维，又体现辩证思维，它力求积极破解战略中的种种矛盾关系；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创新思维；战略辩证法要求并体现系统思维，既体现战略辩证法，也体现底线思维”等方面进行精彩论述，帮助人们认识和贯彻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和创造性发挥，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加强哲学修养、提高哲学思维的能力，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的发展问题，发挥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力量和智慧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哲学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光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篇章，增强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提供着智慧指引，树立了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