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践为原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一贯到底的实践性，因此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关于实践的哲学。崔唯航在《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存在论阐释——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中认为，以理论活动与人类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为准绳，以哲学阿基米德点的存在论根基为标尺，可以把人类哲学划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种范式。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实现了一场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换：从理论哲学转向实践哲学。^[33]因此，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来源于其实践性。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国的实践中开花结果，丰富发展。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来说，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落脚、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离开这个过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无从谈起。

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4]。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35]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以实践为原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起于实践，止于实践，脱离实践往往导致中国化的中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脱离活生生的现实和中国思想运动的自身逻辑演绎过程，而是一个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反映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极大特殊性对理论发展的特殊需要。19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先进人物在实践中总是习惯于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欧洲或俄国革命的原则出发，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把革命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游行、罢工和城市的武装暴动上。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内的少数先进分子觉醒，毛泽东作为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彻底地反思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脱离中国实际的对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关于矛盾和实践的思维方式呈现出的强烈的中国化特征，是绝对以中国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革命实践为根基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以“进京赶考”的谨慎，从实际出发，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年轻的共和国很快站稳了脚跟，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缺乏对国情的准确认识、对客观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在实践上出现了超越中国发展现实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失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一度陷入困境。要解决我们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坚定地进行改革，从国情实际出发，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对中国来说，把社会主义放在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基础上是个关键，这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必须强调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是照搬别人的社会主义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做出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并从这一实际出发，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制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一次飞跃都离不开当时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也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脱离的时候，如陈独秀的主观主义、王明的教条主义、“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两个凡是”等，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挫折和损失。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起于实践，止于实践，脱离实践往往导致中国化的中断和实践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