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问题，目前学界还没有直接研究的文献出现。从整体上看，众多学者是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魅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等相关层面分别进行研究。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

从论著来看，目前有郭德宏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田克勤、张耀灿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论》；王海军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现实逻辑》；李安增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金民卿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师吉金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研究》；罗许成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一种国家治理的视角》；肖新发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孙东方、韩华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汪青松著，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二观》；魏福明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论》；赵剑英、孙正聿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郑永廷著，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汪青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等。

学术论文方面，在期刊网搜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题名的学术论文有259篇，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为题名的学术论文目前还没有。

应该说学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论著视角新颖，理论透彻而富有创造性，不乏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整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①注重整体性研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含义、理论特征、逻辑结构等进行研究；②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时性研究，即注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史”的研究；③在学科视角上，主要从哲学、教育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层面上展开研究，甚至还有研究者从解释学、文学和法学的视角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研究

当前学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一般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相比较来阐释的。如杨菲蓉、江传月认为：“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5]秋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无疑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它的基本原理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6]有学者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三层次含义：一是它坚持和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二是它充满了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的鲜活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经验、新观点和新方法，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征；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否则就无所谓中国化。由于时代不同、国情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也会在内容上有所超越和发展。^[7]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二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8]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学界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有以下几种观点：学者谭培文、汤志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产生在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成熟在后。时间上的先后是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科学命题的内涵有着严格的界域。在他们看来，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并不相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过程和结果是不能混淆的。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变化和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具有质和量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者质与量的区别，不是指总的质变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而是指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结合，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出现的部分质变。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9]

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理论特性的研究

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主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丛书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概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等5本专著。这套丛书不仅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特点、理论体系、历史地位以及理论与实践价值，从总体上研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从纵向层面研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同时，又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进行专题研究，在横向层面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特性，常宝红、赵文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整体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这既表现在理论的逻辑方面，又表现在理论的历史形成方面。在逻辑方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它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主线，贯穿于整个理论的各个方面；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整体理论成果又以中国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实践主线，解决了围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历史方面表现为它的理论体系是在实践基础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10]有学者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色体现为：理论内容上的伦理性、理论功能上的实践性、理论主体上的群众性、理论形成上的民族性、理论语言上的通俗性。肖贵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科学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性——它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实践性——它源于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实践，是关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民族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时代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是其理论品格；开放性——它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11]

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及逻辑结构的研究

清华大学肖贵清教授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性在于它是一个内容统一、逻辑严谨，涵盖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个领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结构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历史进程、重大成果、历史地位；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及其精髓；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⑤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⑥国家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他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整体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有着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他同时指出，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时，需要处理好这几个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的关系。^[12]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结构，有学者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括。从逻辑结构看，始终贯穿着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论主线，以人为本的价值论主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论主线。^[13]李庆华、马建青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逻辑统一性和历史统一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具有一种逻辑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在存在的层面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在逻辑起点、逻辑结构和终极价值三个方面的统一，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前提、以中国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都是在深刻把握真理和实践二者辩证统一关系的过程中，为人类解放和自由服务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层面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形态彼此之间的前后继承性和一脉相承性，都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内在领悟和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其不同形态在不同的逻辑层次上达成一致，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发展形态在历史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前后一致性和继承性，实际上后者是对前者在历史发展角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也只有从历史的角度理顺发展的继承性，才可能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把握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14]徐奉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理论不断推进与生成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诸理论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即同一性和统一性、承继性和修葺性。作为总体性范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不仅实现了“革命话语”向“建设话语”的转向，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创造性地将大工业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转换为信息化和知识文明时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原创性贡献，依次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但三个理论并不是封闭、线性地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开放、非线性地触及其中的所有论题，并在人本思想发展生产力等现代化愿景与构想方面，沟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从而形成各理论之间的契合，使之构成创新性的“新理论体系”。^[15]

（二）马克思主义魅力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魅力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魅力、马克思主义何以有魅力、影响马克思主义魅力的因素等几个方面。

从辞源学上讲，魅力是一种由内及外而生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作为一种理论，黄明理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来自于它集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于一身，且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品质；来自于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事业的成功实践”。“在理论上表现为，它体现了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尺度与人民群众主体尺度的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生命力在实践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未变决定了它仍然是当今引领人类解放的思想旗帜，社会主义国家何时如果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何时就能取得成功；相反，必导致其失败，这是已经被实践所充分验证了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与其说是理论上既存的，毋宁说是实践中生成的。”^[16]此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魅力就在于它至今依然是人类社会的宝贵遗产和巨大精神财富，依然是全世界进步力量和社会主义事业走向胜利的旗帜。^[17]

在马克思主义何以有魅力的问题上，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魅力源于其自身真理的力量即理论的科学性和对人的关怀，即理论的价值取向性。马克思主义是彻底而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是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高度上的崭新科学，并有着其他理论学说没有的深刻性、强烈的革命性和对未来的科学预见性。^[18]黄明理教授从理论和实践根据两维度论证马克思主义何以有魅力。马克思主义魅力的理论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真理性和人民利益价值性相统一的合理性，它既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尺度与人民群众主体尺度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魅力的实践根据在于其在指导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取得巨大成功。^[19]

影响马克思主义魅力的因素方面，有学者从国际环境变化、国内社会转型两方面论述。从国际背景看，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网络化进程中，利用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凭借自己在信息网络技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削弱、动摇和瓦解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从国内情况来看，一是当前我国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进而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日渐弱化；二是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有所蔓延，官僚主义现象有所滋长，从而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进而导致马克思主义魅力从内部被削弱；三是认为社会中并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了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挤压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干扰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

（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问题的研究综述

意识形态问题既是个老话题，又是个新课题。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吸引力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

俞吾金在《意识形态论》中，在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辨析了社会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空间。宋惠昌在《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特征进行了分析。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掀起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热潮，许多有影响的论著相继问世，如姚大志的《现代意识形态理论》、郑永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郑永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胡隆辉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论》、朱兆中的《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纵论》、焦锦淼主编的《WTO与中国文化》，以及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等，真是不胜枚举。这些著述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分析。

（1）界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结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观念体系。从横向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三个方面；从纵向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到中国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不同阶段。^[20]

（2）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问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既有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提供的实践基础，也有指导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发展实践和发展理论相结合，是我们认识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牢固的马克思主义支配地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重大的意识形态任务就是要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理论不断推向前进。一是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新的科学概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二是在解决新的理论课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三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比较研究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四是在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中，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力。^[21]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充分体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要求，牢牢地坚守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社会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在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全面抓好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22]

（3）讨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新形势。叶启绩指出，理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必须把握新形势的3个特征：一是我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攻坚阶段，这决定了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在发生或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二是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空前发展，一定程度上有进步意义，但它又是西方主导的、以实现西方少数人利益为目的。我国当今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国际环境，因而要坚定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因此，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渗进，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生冲突。三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使意识形态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甚至产生了不少意识形态难题。^[23]郑永廷认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形势主要有4个方面：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为称霸世界，加强攻心战略，正在打一场无硝烟战争；国内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层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四个多样化”，由此产生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思想观念的多样化；加入WTO以后，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我们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扩张的巨大压力，文化市场、文化资源、文化阵地的争夺会更加激烈；从党自身状况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已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随着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和传播手段的深刻变化，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任务、内容、渠道和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工作不能削弱，必须加强。^[24]梁周敏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新的挑战概括为4个挑战：全球化的挑战；“西化”和“分化”的挑战；网络延伸扩展的挑战；社会转型的挑战。^[25]汪国培分别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社会转型、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挑战。经济全球化、网络技术给我国带来的冲击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使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其突出表现在：政治多元化对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挑战；西方强势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对意识形态控制力的消解；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26]刘长泽指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概括起来说有5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倾向的矛盾更加明朗；其次，社会心态的波动性和民众理念的选择性显著增强；第三，国外文化产品的大举入境逐渐淡化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第四，党和政府引导、调控传媒与舆论的难度明显增大；第五，互联网提供更便捷的观点表达渠道，信息即时性传播出现了传播主体与受众客体的共同在场，甚至受众从传播客体转变为传播主体，极易使政府的声音弱化，政府在重大事件观点上的权威性受到削弱甚至被质疑。^[27]陈锡喜分析了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两个突出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一元化；大多数人重物质利益轻精神追求，对意识形态问题普遍采取淡化的态度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问题越来越凸显，并深刻影响社会发展的选择和人们的价值判断。这两个突出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给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28]

（4）总结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原则与对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适度性”，即对正确的“度”的把握，是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适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正确协调意识形态建设中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坚定不移地贯彻学术争鸣原则的关系；四是正确区分意识形态领域中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9]

面对开放和社会转型出现的问题，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因此，要确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能“淡化”，更不能“终结”的观点；要高度重视对“历史结论”的批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学会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问题；要紧紧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确的现实坐标，正确对待国际上的各种流行思潮；要服务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突出“和谐”“以人为本”“等”的观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针对性、包容性。^[30]同时，为了应对全球化网络传播的挑战，要加强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宣传，抵制和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传播和影响；要努力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法制建设，推动意识形态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进一步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建设。^[31]在全球化的时代，党要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还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网络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创新网络传播体制和手段，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三是加强网络舆论调控，形成网上“正舆论”强势；四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32]

2.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研究

专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问题的论文有十几篇。通过对这些研究论文的检阅可以发现，目前大家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已有研究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初步的判断。在此问题上，大家做出的判断基本上一致，即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出现了弱化、淡化的趋势，甚至有学者断言，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出现危机。

其二，已有研究对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基本因素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解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之所以出现弱化、淡化的趋势，主要是由如下一些原因所致：第一，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化、网络化进程中，利用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凭借自己在信息网络技术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和方式不断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削弱、动摇和瓦解了一部分人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二，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日益分化和多元化，导致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进而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日渐弱化。第三，认为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有所蔓延，官僚主义现象有所滋长，从而使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进而导致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从内部被削弱。第四，认为社会中并存的多元文化冲击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挤压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空间，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五，认为随着网络在我国的普及，网络中大量负面消息动摇和削弱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进而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第六，认为在快速变迁的社会现实面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不足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第七，认为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和困境，动摇了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

其三，已有研究提出了一些旨在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对策。归纳起来，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领导，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坚决揭示、批判和反对“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过时论”等错误论调。二是认为应当加强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通过给予人民群众以更多的利益，从而为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奠定坚实的客观基础。三是认为应当切实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化解矛盾、理顺关系来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四是认为应当加强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研究与揭露，提高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能力。五是认为应当从严治党，建立健全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从而增强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任。六是认为应当与时俱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与宣传方式上的创新，为主流意识形态注入新鲜的活力，以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应当肯定已有的研究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等问题上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学者们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发展历程、层次结构以及马克思主义魅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问题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帮助。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已有研究也存在着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对中国化马克思吸引力概念的解读不够。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这在我们党的正式文件中是一个全新的提法，它不仅是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基本要求，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建设领域思维方式上的重大变化。已有研究虽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发展历程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的途径、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却没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概念作精确阐释。概念、范畴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点，它必然是科学的、反映历史事实的。作者试图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概念作结构式的解读。其次，需要对实践问题进行细致研究。“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的指导思想，它与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理论只有真正回答现实中的问题，提高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它才有吸引力，才能被认同。当下，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还只是处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全球化、网络化及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现状缺少总结与研究。最后，需要提升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在这些并不全面的研究之中“歌功颂德”的多，政论性的多，真正研究问题的相对较少。但是，恰恰是在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的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寻找原因，发现规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服务。

二、国外研究现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不仅国内学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而且也引起了国外一些学者的高度重视，他们从各自的角度、视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评析和探讨。尽管国外学者没有具体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问题进行论述，但我们通过考察他们理论著作的只言片语，依稀可以看到部分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接受、认同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事实上，通过对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追溯，可以看出国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源可以回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学者就开始探讨和介绍毛泽东及其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指导中国摆脱“三座大山”压迫，取得民族独立、解放的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国外左翼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成为研究、介绍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批人，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等，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热潮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33]

（一）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容

总体来说，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视阈以代表人物为源头，集中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基本经验、基本规律、历史进程、实现形式等。

1.以革命性主题破题

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逻辑起点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并逐步形成了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论架构。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宏大叙事篇章，表现为一定的过程性。自20世纪20—30年代起，毛泽东思想一直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对象，并成为“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领域中的显学。20世纪60—70年代，则把毛泽东思想作为科学对象来研究。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由肯定转向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中心转向欧美与日本等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一度降温。伴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也出现了新动向。随着革命性主题的确立，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著作呈现出4种类型：一是传记性著作，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三是评价毛泽东作为一个理论家和政治领袖作用的著作，四是强调毛泽东的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出现新动向，其总体趋势可概括为：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学术理论分析”；从“区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论体系内的评价”；从“单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论多元化”。^[34]

2.以经济发展为重点

随着社会的变迁、发展，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代主题切换为以邓小平理论研究为新起点，不断完善了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的基本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国外公众和社会舆论兴起“邓小平热”，学术界把对中国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邓小平和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但苏东剧变及中国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国外邓小平研究因受政治因素及外界因素的干扰，曾一度出现波动和降温。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重要成果。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国外邓小平理论研究亦再次兴起新的热潮。学者们开始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来源、基本属性、历史地位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经验等重大问题展开积极的学术探讨。从总体来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从事邓小平及其理论的研究，并持肯定态度。不过，到目前为止，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并未形成独立的学科，而是隶属于对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研究。因此，大多数的研究并未专门界定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概念，而是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发表对邓小平理论的分析和评论。但也有文章和著作从基本概念研究开始，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型的特征。在研究的范式上，虽未形成对邓小平理论在体系上的整体研究，但专题式的研究却较为普遍和深入。在对邓小平理论的分析和把握上，由于国外学者知识基础、理论背景和各自经验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一些分析还不够准确，甚至有所歪曲。^[35]

3.以和谐发展为崭新元素

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向纵深推进则是以中国和谐发展为重点，进行了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新探索。随着20世纪90年代研究范围的扩展，国外学者关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关注马克思主义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的发展和运用，同时，他们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如经济、司法、外交甚至环保问题等，新角度、新课题的研究几乎囊括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侧重于关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国外学者主要围绕中国的改革开放展开研究，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否有所借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式是独特的和富有启发性的，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可资借鉴的。^[36]

（二）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点

国外学者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多种特色，总体而言，具有以下几大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日本和欧美的研究人员不惜重金和人力搜集购买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各个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日本的竹内实和英国的施拉姆是典型的代表。竹内实耗费巨大精力，编辑了目前国外容量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集》。施拉姆则出版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收录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国外学者十分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证和编辑。俄罗斯和德国在对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件整理方面成绩显著。二是突出重要历史人物研究。仅美国哈佛大学197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辞典（1921—1965）》中提到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就有1700多人，其中正式立传的有340多人。近年来增加的人物研究更是数量攀升，除了学者们共同关注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外，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等人。在人物研究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者注重从权力斗争、政治集团、派别纷争的角度分析人物的历史作用。原苏联学者则选择与中国革命实践以及中苏关系有关的人物进行重点评析。日本学者的人物研究范围则较宽泛，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中，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中心；在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中，以毛泽东为中心；在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研究中，以邓小平为中心。有的学者还将毛泽东与邓小平进行比较研究。三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既有国内的比较，也有国际的比较；既有纵向的比较，也有横向的比较；既有思想理论、历史地位的比较，也有领导风格、人物个性的比较。俄罗斯学者在研究中大多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此外，一些国外学者也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苏的反映综合法，通过理解、分析、综合、重新整理和评价等方法进行研究；以派伊为代表的心理分析法，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性与意志对其政治品质和革命倾向的影响。另外，国外学者还用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37]

（三）国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判断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国外学者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国外学者关注比较多的是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对邓小平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其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运用。国外某些学者认为，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转变过程是马克思主义逐渐被淡化的过程。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却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