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含义

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2]因此，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含义，不仅是开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研究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增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逻辑前提。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出

任何概念的提出与使用都有着历史的基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使用与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及其评价过程有着密切联系。最早提出类似概念的是艾思奇。早在1940年，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书中说，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此也就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里的“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是此后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先导。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中，正式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概念。他说：“今天我们党已经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同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邓拓撰写的题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其撰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同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3]此后，1944年2月17日，彭真在关于中央党校第一部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的总结中，也提出并使用了“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一概念。^[4]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周恩来、王稼祥、陈毅等也使用和论述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5]

在中共七大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1945年5月，刘少奇在会上所做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这样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6]

客观地讲，上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虽然在表述上有些许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创新：即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逐渐摆脱“左”、右的干扰，形成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将革命的经验、教训通过理论升华，不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中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水平，是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共七大正式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提法，而且在此之后，在党的文献中也使用过类似的提法，如中共中央在1948年12月16日复东北局的一个电报中，就这样说道：我党“早已有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早已和正在领导着我党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但之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用并不广泛，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概念重新被提起并逐步被广泛使用。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再次重申这一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此后，胡锦涛等新一代中央领导同志也多次使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肇始于20世纪40年代，从其提出到被我党正式文献使用经历了一个不断确证的过程。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理论的生成、完善与发展根源于社会历史的实践。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7]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含义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生成，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还没形成统一的界定。总体看来有两种观点，一是从“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如杨菲蓉、江传月认为：“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是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和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中国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8]秋石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中国的民族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无疑具有中国的形式、内容和民族特色、风格、气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就它的基本原理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可是就它的实践经验和文化传统来说，又是中国的，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经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思想和文化的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可离开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离开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它就不是中国的。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新的形态下的延续。”^[9]二是从“两化”的层面来解释。如学者张国镛认为，“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其目的是为了区别‘俄国化’‘日本化’‘法国化’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主体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全党和全国人民，针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而有目的有针对性地选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并在实践中不断创造性提出自己具有时代特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的总和代称。”^[10]

但无论是“结合论”还是“两化论”，其本质上是不冲突的，是一致的。目前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为权威的论述是江泽民于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使用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衍生态的马克思主义，是原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继承和时空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综合概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就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如何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外部环境，如何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这一系列重要讲话，丰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

从层次结构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括元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三大层次的总体性理论体系。因此，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恰当地分析其理论的层次结构，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

关于理论体系构建前提性问题，有人称为源理论，有人称为元理论。从词源学的解读来看，源与元释义是有差异的。源与流对应，旨指水流所初出的地方；事物的根由，即本源。元既有根源之意，又有根本之意。作者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意指具有根本性、总体性的理论，这一根本性、总体性决定该理论始终贯穿于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中，而不仅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根源。从这个角度讲，体现在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中，一以贯之的具有根本性、总体性的理论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原理，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不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许多方法，但是，方法与方法不同，它们属于不同的层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层次的方法，是被恩格斯称为“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的那个“辩证方法”^[11]，它不是许多方法，而是一个方法，是统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层次、所有内容、所有方法的方法，是从总体上体现所有方法的灵魂、精髓、实质、精神的方法。如果说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精髓，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唯物辩证法本身的灵魂、精髓，所以它是“方法的灵魂”和“方法的方法”。正因为如此，我们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以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低层次的方法相区别。

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在经典作家那里表意为“观点”“公式”等词。根本原理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和层次，从类别上可分为侧重作为认识方法、认识规律的原理和侧重作为揭示事物本来面目、固有规律的原理；从层次上可分为适用于世界各个领域的具有最高普遍性的原理和分别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三个不同领域的原理。仅就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来说，又可分为3个层次：适用一切社会形态的原理，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等等；适用于某些社会形态——阶级社会的原理，如关于阶级、国家、革命的原理，等等；仅适用于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原理，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剩余价值原理、价值规律原理，等等。

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灵魂，其内容是隐性的，适用的范围最广阔，稳定性也最强，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体现在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各个时期的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中，并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成与不断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全面，对国情的认识也不够准确和深刻，因而发生了多次曲折，党内“左”右倾情绪对革命性质有不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党内“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不断总结失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自觉”政治组织，开始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到底是场什么性质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其前途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准确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根本原理，全面、客观地了解了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才制定出符合中国实情的革命路线，并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根本原理，坚持一切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列宁的本本上找不出来；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12]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处在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不能脱离这个实际，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正是尊重客观实际，中国共产党才从“左”倾路线脱离出来，将全部工作重心回归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上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进行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继承经典作家思想的同时又突破陈规，与时俱进，不断实现新突破，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在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根本原理，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论形态在不同的逻辑层次上达成一致，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发展形态在历史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前后一致性和继承性。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程中，继承下来的不是具体的片言只语，不是把先辈的理论作为教条来加以崇拜，而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根本方法和原理，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成功地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就是在元理论指导下，总体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的样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它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层次的内容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新民主主义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对中国革命是场什么样的革命、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了包含革命论和社会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回答中国革命是场什么样的革命以及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革命的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分析了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13]其次，中国共产党人从世界革命的背景中去考察中国革命，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著名论断，指出，中国革命“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14]。从世界革命的大背景去考察中国革命，便为中国革命在国际格局中找到应有坐标。第三，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前途等问题，党中央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5]革命的前途，“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16]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提出，使中国共产党人解决了中国革命是场什么样革命以及如何革命的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成功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指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回答中国革命胜利后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后果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模式——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7]他还绘就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三大纲领：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为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案。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有不少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和运用，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更富有创造性，完全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与中国实际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理论，是解决像中国这样具有特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如何建设的有效方案。这一理论既是一种创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18]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总结，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为逻辑起点，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作为逻辑展开。为了实现这一中心主题，中国共产党又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主题进一步展开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理论课题，这三大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座架。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个理论课题的探索和回答，要解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性质、兴国之要、强国之路等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著名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这一论断既突出了社会主义物的尺度——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坚持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的统一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深化了对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不仅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了基本的观点和核心的内容，而且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对这个理论课题的探索和回答，要解决的是通过实施党的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根本性问题。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以及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个理论课题的探索和回答，要解决的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的方位、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方式、发展的要求等根本性问题。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规定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保证、社会环境、体制保障、组织保障等问题，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何激发全社会的发展动力和创造活力？如何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如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如何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外部环境？如何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把握时代和实践的新要求，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这一系列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回答。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中国梦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其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提出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指出，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迈出新步伐；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要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建设、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关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建设，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等等。这些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原理，又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总体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层次是应用理论，即在元理论指导下，把基本理论与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直接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它是在元理论和基本理论基础上的全方位展开与深化，系统回答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如何做”的问题。与元理论和基本理论不同，应用理论具有不稳定性，不同历史时期的应用理论不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针对不同问题应用理论也不相同。正是由于应用理论这一特点，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具体历史时期对不同地区的状况、特征、局势作不同的判定，并依据这种判定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相关策略。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应用理论非常丰富，体现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

经济方面，由革命时期的经济纲领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化三改”以及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经济政策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要求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有，采取某种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实现“耕者有其田”等经济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和原理与中国实际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中国式的经济政策，对于巩固新生的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方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一项特殊的路线，通过“一化三改”逐渐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基础。“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得到基本确立，中国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不断发展生产力到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转变。这个转变的前提是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要求始终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各种机制，通过发展先进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经济改革中新问题的必然要求，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政治上，由革命时期的“三三制”原则到社会主义时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当前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政治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参与抗战，积极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之付诸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即“三三制”政权：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人员分配上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崭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不仅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了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民主政治模式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政治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加快了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20]因此，我们党从实际出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快政治改革，实现基层民主生活的制度化，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建设。当前，政治改革进入深水区。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21]这种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政治模式符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实际，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现代民主理念的结合，即承认民主的普遍性原则，又突出了民主模式的特殊性，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

军事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突出表现在军事路线及策略方面。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规律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任何指导革命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更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解决的问题。^[22]为了确立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和原理，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集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军事路线，提出了由中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针对当时革命战争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处于战略防御的阶段，主要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基本是运动战、游击战，因此，红军必须采取以多胜少、“以一当十”的战略原则和以少胜多、“以十当一”的战术原则，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原则，即对于强大的敌人，必须在战役或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在运动中迅速地歼灭敌人，通过战役、战斗上的优势逐步改变战略上的劣势，最终战胜敌人。后来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是对以往革命战争的特点和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23]这些战略战术的运用，使得中国革命力量最终取得全国胜利。

当前，在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发展的新常态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如何进一步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等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制定、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这些应用理论系统回答了新常态下，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如何做”问题，它是在元理论和基本理论基础上的全方位展开与深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理论还包括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宗教等。这些应用理论系统回答了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如何做”问题，它是在元理论和基本理论基础上的全方位展开与深化。

要而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理论的简单累加，也不是庞杂的理论抽象，而是包括元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的总体性理论体系。元理论、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三大层次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表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内在理论逻辑的统一的总体性理论。^[24]

从逻辑结构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着什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认识论主线，以人为本的价值论主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论主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始终保持内在的逻辑结构，都表现出历史继承性和一脉相承性，从而在历史的角度上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达成了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历史的统一同样也是逻辑的统一。

从性质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体，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从发展历程上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开拓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坚持和发展的。这一命题，既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肯定，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仍将继续中国化的未来进程的科学抽象。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25]历史的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不会停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含义的把握同样需要“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其体系必将一步发展和完善。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厘定

如上文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原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继承和时空延伸，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含义，还须厘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实践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于五四运动前后，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已开始了。但若将其看作中国共产党“经典文献”中的一个特定范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并确定下来的。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明确提出并使用了这一概念，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条根本原则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确定下来。毛泽东在会上提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也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6]在毛泽东的论述里，他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阐释得很清楚。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原则受到过苏联领导人的指责。在当时，毛泽东出于尊重斯大林和苏共考虑，特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直接删去。^[27]提法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原则的改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理论界逐步使用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并成为当前学术界中的显学。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作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第一，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方法同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种结合的过程应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使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在形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变为带有中国特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第三，在主客体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客体是化的过程，也即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根本方法应用到解决中国具体事情上的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化”。按《汉语词典》的解释，“化”作为某个名词的后缀，其意是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理论转变成中国所特有的东西，不仅仅停留在理解、宣传等层面上，更要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自觉地用中国的话语来准确、系统地表述反映中国国情需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其提出并被使用的时间要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晚。它是原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继承和时空延伸，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综合概括。这一范畴强调的是一个理论创新与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体系上说，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同于经典作家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党情和民情的理论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立场和根本方法，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在一个时代艰难曲折的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命题，二者不仅存在时间上的先后之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内涵也有着严格的界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的迥异。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意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果。显然，过程和结果是不能混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环节。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状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发展，并继续不断发展的一种新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

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质和量的区别。这种质与量的区别不仅是指总的质变过程中质和量的变化，更是指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样一个总的量变过程出现的部分质变。”^[28]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保持了其本质属性情况下的量变过程，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连续性，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在关系上是源与流的关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保持其本质属性情况下的次要性质的变化，它表征了马克思主义化的阶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内在根据。

此外，在时态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性，意指马克思主义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世界、中国的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上具有何种价值和地位，有着什么样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对当今时代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什么样的价值与意义，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历史性而言，如果否定了当代性，也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由上文分析可知，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严格的界域，但两者也呈现出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关系，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第一，两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二，两者之间是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无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就要继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它的中心任务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目标所产生的新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随着这种具体目标的实现和适应一定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另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就必然会因为新的具体目标的出现而产生出来。

第三，两者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实现的理论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就是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自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的需要。而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对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29]

要而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更有区别，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历史的、辩证地看待才能深刻、准确地把握两者的内涵与关系。